中國古代楷書典範《開成石經》——原石高清圖200幀

文史 06-27

楷書

《開成石經》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極其偉大的文化工程，其價值主要體現在推進正字運動、完成儒家經典框架、促進雕版印刷技術流行等3大方面。

首先，《開成石經》的漢字準確率是同時期其他寫本綜合水平的100倍。這個數字是根據各種文本資料當中的異體字、錯字概率統計而成的。在雕版印刷術普及之前，大部分的書籍都是靠撰寫和抄寫而成，因此根據書寫者不同的習慣和需要，經常出現一字多體的現象。《開成石經》作為儒家經典的官方版本，在文字校訂上用力頗深，異體字出現率極低，極大地推進了古代「書同文」文字大一統的進程。可以說，今天流傳下來的這套標準的繁體字，離不開《開成石經》對其字體確立的貢獻。

其次，《開成石經》作為一套「古代高考教科書大全」，對儒家經典的框定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儒經是中華文化的精華，也是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來源，它們承載著中國古代的「普適價值」，在老祖宗那裡可謂「聖經」。唐朝《開成石經》以12種經書為框架，第一次將《爾雅》確立為儒家核心經典，使其成為科舉考試的「必修」內容。其餘11部經典分別為《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和《孝經》，按唐朝的習慣也被稱為《九經》。其中，我們今天能找到的《尚書》最早版本，就刻在《開成石經》的幾塊碑石里。

另外，《開成石經》可被視為雕版印刷發展前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預演」。它與其它石碑最大的區別，在於其版式是根據印刷書本的需要而設計的。一般的石碑碑文並不分欄，碑體有多長，一行文字就刻多長，拓印出來極難閱讀其內容。而《開成石經》每行都只刻10個字即換行，拓印出來可以很方便地裁成適合閱讀的書本。這種行款設計也引發了大規模的傳拓，得到雕版印刷的借鑒。在此之前，四大發明之一的雕版印刷術雖然已經流行，但影響力極小，僅被用作翻印佛經等少數內容。《開成石經》的刻制，是第一次將需求量龐大的儒家經典與印刷術緊密結合，為雕版印刷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

古代文化工程的千年物證

當今的學術界將《開成石經》視為國寶級文物，可是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這些刻滿儒經的石碑或許有著比這更高的地位。中國古代一共只有7次大規模刻石經的記載，除清《乾隆石經》之外，有5經皆已殘損不堪，唯獨其中第3次刻經之成果、規模最為宏大的《開成石經》能完整地保存到今天。

石經的故事還要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講起。漢朝將儒家思想法定為正統的意識形態，儒家經典便順理成章地被賦予了神聖的意義，一切是非論斷都以《六經》為參考標準。可是到了東漢末年，皇家圖書館裡的儒經標準版本卻被偷偷篡改了。議郎蔡邕等大臣於是在熹平四年（175）提議，要「正六經文字」，並將「正版」儒經刻在石頭上。他們在洛陽太學完成的《熹平石經》，成為了歷代石經之濫觴。

三國時期，曹魏曾刻《正始石經》，是為史上第二次刻經。此版本特色在於使用了古文，隸書，篆書等三種字體，是故亦稱《三體石經》，有別於只用隸書一體的《熹平石經》。在此後將近600年里，歷朝歷代再無大規模刻經的記載。直到隋唐時期，儒家經典的地位由於科舉考試而愈發重要，可是民間各種手抄本魚龍混雜，在字體和內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一項統一各儒經版本的文化工程實屬勢在必行。

唐憲宗一朝的「元和中興」使大唐從安史之亂的創傷中恢復了些許元氣，文化復興的工作漸漸重要起來。到了文宗一朝，「牛李黨爭」之中注重經學正統的「李黨」領袖、侍講學士鄭覃站了出來。他於大和四年（830）提議：「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巨學鴻生共力讎刊，准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因為鄭覃在黨爭中失勢，石經的工程直到3年後——「李黨」的李德裕復出為相，鄭覃入御史大夫時——才開啟。在大唐政界與學界兩位一把手的主持下，《開成石經》於開成二年（837）大功告成。

作為一項大規模的文化工程，開成石經遵循嚴格的計劃和程序：從校對比勘、正字到書寫、刊勒上石等全過程，都實行了層層把關的官員問責制度。他們當中，僅僅結銜列名於石經末尾的就有12人，而史書記載參與的人數則更多。「校對比勘」可以算作準備工作，它為石經提供了內容，而「正字」則是確定書寫經文的標準字體字形。

經文確定以後就要開始「書石」，它包括採石、書丹、校勘、覆定等過程。採石由唐代主管碑碣石刻事務的官署將作監下設的刻石署執行，石匠選取上好的「富平墨玉」，將石材切割、打磨為石本統一的規模形制。負責於石本上書丹的有艾居晦、陳玠、段絳等4人，另有校勘官員監督其文字和書寫規範。覆定是由鄭覃帶領的高級官員操作，在校勘的基礎上再詳加審定經過書丹的文本，再度統籌規範。

刻石階段是最後的鐫刻工序，這項工作由隸屬於將作監及中書省的玉冊官負責進行。唐代負責刻石官署的數量較前朝增多，刻工家族技藝穩定傳承，這些都保證了刻工水平的整體提升，確保了書丹上石的墨跡之筆法神韻能夠在石經中得到較好的呈現。雖然書石的4位官員並非大書法家，但他們的書法風格也體現了晚唐瘦硬的書風，是故明人有云：「（石經）用筆雖出眾人，不離歐（歐陽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薛（薛稷）法，要非今人所及。」

與西安碑林相互成就的國寶

然而，如此偉大而貴重的一組國寶，其身世也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歷經戰火和天災的洗禮，最終穩穩地坐落在專門為其修建的西安碑林之中。陳根遠表示，《開成石經》能夠如此完整地保存到今天，這不僅是一件文物的幸運之事，更體現出石經和儒家思想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他說：「摸著石碑彷彿能感覺到先輩們的體溫，經文里的內容是他們流傳了幾千年的智慧。」

原來，在《開成石經》刻成後不久，唐朝迎來了新一輪的政治動蕩，險些使石經與大唐帝國一同沉淪。天祐元年（904），朱溫（全忠）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並嚴重毀壞了長安城。後來，駐守這裡的節度使韓建出於軍事需要，放棄原有外郭城和宮城，縮為「新城」，處於宮城國子監里的石經遂被委棄於荒郊野外。

五代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其幕僚尹玉羽請求將《開成石經》搬入城內，但劉鄩忙於抵禦寶雞的割據勢力，以「此非急務也」推辭不就。尹玉羽靈機一動，說敵人可能會把石碑敲碎做成炮彈攻擊長安城，順利說服長官開動這項頗費人力物力的工程。當時，陝西路轉運副使呂大忠認為，興建學校，尊經重道為首要急務，故建議將石經徙至西安府學北牗，即今西安碑林現址。可以說，碑林因《開成石經》而成立，成為了中國第一座博物館，而石經則因碑林得到了較為妥善的保護，得以在長安城不再是政治中心、遠離戰火之後流傳到今天。

美中不足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關中大地震造成了《開成石經》部分倒損。萬曆年間，官方曾為破損部分補刻文字97石。清人甚至挨個選取石碑上的字體，拼接、補刻成了一部《孟子》列於其後，是為第13經，可見《開成石經》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見其重要性。不過，由於古代紙張稀缺，石經拓本難尋，我們今天能找到的原拓只有地震之後的，想要一睹破損部分的原貌已是希望渺茫。

這次來到深圳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館藏《開成石經》民國精拓本原件中的8張《周易》拓片。全套精拓本系「翰墨堂碑帖局」段紹嘉先生上世紀60年代捐獻，具有相當高的準確性和權威性。一同參展的「中華文化元典《開成石經》大型文化典藏」影印本系以此為底本，並由碑林博物館18名專家及文物出版社資深古籍編輯專家歷時兩年完成，是2013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