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紅網」編輯室後研究者的身份與位置

作為一種方法的田野調查，還是一門需要在實踐中摸索雕琢的手藝，對於每一個實踐者來說在已有的經驗叢林里與個體的具體實踐之間來回穿梭總是有益的。本周我們將分享三位研究者作為研究「新手」時的入場、在場、數據採集等經歷，以求提供一些快速進入田野並取得信任的經驗與方法。

我開始動筆寫這篇田野經驗反思文稿時，正是周六，田野場地作為一家全年365天24小時運作的網路媒體，記者、編輯、技術等崗位在這天依舊會按照提前做好的值班安排開展工作，根據以往的參與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除了現場的口頭互動之外，主要會通過QQ、微信、郵件、電話等手段聯繫，並且是非常頻繁的。如果要畫出一個社交網路分析圖，我相信在這天自己是處於邊緣的一個點。

在場地的大多數時候我都處於這樣一個位置，儘管有時我也會參與一些采寫、編輯環節，不過都是與某些成員單獨互動，他們，在那個不停運轉的工作交流圈內；而我，儘管部分時間有相關生產實踐參與，也依舊是游離在以新聞生產工作為中心的交流圈之外的研究者，這是我入場後最為突顯的身份與位置。

在進行前期案頭研究後，我最初試圖採用擴展個案法，選擇進入三家不同主辦主體類型的網路媒體，從比較維度分析政府網站、媒體網站與商業網站的新聞生產。首先走進的是紅網這家中部省份的重點地方新聞網站，當時的考量是：其一，它有典型性，政府主辦，在全國省級地方新聞網站里具有較大影響力，並且在一些新聞業務上具有開創性；其二，在准入上，可以更為容易且獲得較大的支持。此前業已與在紅網裡工作的友人有過電子聯繫與交流，獲悉一些情況以衡量是否選擇作為個案之一。在2014年12月，藉助老師的關係資源，我被順利推薦給紅網一位公司高層。這年12月中旬，我到公司辦公大樓拜訪這位高層並說明了自己的研究意圖，也提到了自己的想法，即在第一階段以實習生身份進行新聞生產的學習與體驗；第二階段，在獲得理解與認同後，以研究者身份進行觀察與訪談。對方很和氣，也覺得首先以實習生身份會更好，不過隨後在經其推薦到相關管理部門登記實習生資格，而後首先安排到總編室的過程里，我的博士生與研究者身份也一直是公開的。

起初被安排在總編室，這是一個主要負責內容生產管理與外聯的部門，大量的內容生產相關資料會在這裡匯總，但是因為剛入場不熟悉，也沒有安排特定任務，我很少能夠接觸到這些材料，更多是展開場地觀察，熟悉場地環境。

因為總編室挨著會議室，采編早會以及其他一些部門會議都在這裡召開，只要自己是空閑的，我一般會主動詢問是否可以參加，有時會以與內容生產無關或者較為敏感被婉拒，有時則得以順利參與。不過，從一開始，工作日的采編早會就是向我敞開的，我在場地時基本上都會參與，從中可以觀察了解到一天網站主要內容生產的報題與協商安排。最初除了每個工作日準時到場地，我還會特意選擇在周末趕到公司，因為周末值班人員較少，一般任務也不重，比較容易獲得長時間的交流機會。這個時候我採用的是大撒網的方式，也就是只要是能夠聊上就好，而不管其具體工作崗位。

獲得更大空間，且聚焦更為明確，是在入場不久。當對公司架構及其運作有了更多了解後，我與新聞中心主任協商，獲准進入編輯部，並先後與公司總編輯以及董事長溝通後，通過寫下研究倫理之保證，提出進相關群、獲取相關資料的申請，得到簽名批示後，逐漸得以獲取一些關於公司發展的文件資料，以及進入新聞生產相關的一些內部工作群（主要是QQ群，逐漸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微信工作群）。內部工作群很重要，很多工作都在群里展開，包括記者、編輯、管理者等的常規工作互動，業務指令的傳達與反饋等。

加群的過程，即是一個協商進入與邊界突破的過程，能夠明顯觸碰和感知到場地設置的邊界。迄今所參與的群，都是通過跟隨觀察，摸清大概哪些是重要的工作群，主動積極協商後得以加入。部分工作群一直未能加入，往上，譬如新聞中心中層與高層的工作群，往下，譬如某些內容頻道的工作群，而據平時的觀察，兩者都有大量的業務指導、安排與討論。也就是說，有些邊界可以經過努力突破，有些則似乎牢牢矗立在那。不過，藉助已經進入的這些內部工作群，大體上可以比較直觀地了解場地新聞生產的主要環節，也能對業務探討所折射出來的職業理念與企業文化等有所感知。

整個田野作業期間，我先後主要進入過編輯部、通聯部、採訪部、互動評論中心等部門。在每個部門，一般前期我會在每個正常工作日都去場地，周末也一般會安排一天或兩天在場。而隨著業務熟悉度增加，關注主題有所了解後，則會逐漸減少場地停留時間，以便能及時消化材料。

在編輯部，有一位專門安排給我的「師傅」。我先是觀摩學習，而後以實習生身份編稿，還會通過協商後跟隨觀摩中層與一般員工的日常工作；在採訪部跟過記者跑線，參與現場直播，也曾單獨采寫報道；在互動評論中心之評論部，主要是跟隨觀摩評論編輯工作，並參與到評論撰寫以及評論相關賽事活動組織等實踐中。同時，參與常規的采編早會，以及一些部門內部會議，後來也逐漸有機會拓展至公司的月度會議、編委會等中高層會議，從中可以了解公司業務與管理部門的一些工作總結與安排。另外，從入場開始，整個田野作業期間會依據時機與公司高、中、基層展開大量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

回過頭來看，田野作業中，我的工作參與終究是不太多的，較多時間是對於生產實踐的跟隨觀察。借用已有身份的劃分方式，我在場地的部分時間是「積極成員式研究者」，更多時候是「邊緣成員式研究者」，有時還是「作為參與者的觀察者」。我不像所觀察到的實習生一樣被「師傅」帶著，他們某種程度上有考核，需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也不像一名正式員工一樣有自己的固定崗位，負責特定工作環節。研究者身份是開誠布公的，在互動中，與博士、實習生等身份交雜在一起，這些都影響到我與場地成員的互動。我無法獲得一個完全的實習生或者正式員工的切身體驗，但是也得到了在不同生產環節相關部門流動的可能。

就此而言，反思最初的入場以及之後不同部門的進入過程，比較歐美一些民族志研究的入場經驗，似乎要來得容易一點，而梳理在國內展開的一些新聞民族志，也突顯了國內媒體田野過程中「關係」的嵌入以及更為寬鬆的入場環境。

不過確實如伊蘭（Ilan）所言，即使准入了，對民族志研究者而言也是挑戰。整個田野過程中，需要調用關係資源、投入大量時間精力進行協商，且還因關係未及時維護，以及生產管理環境變更，導致一段時間出現空間縮小的情況。另外，依然會被一些關涉新聞生產決策的管理層級工作群與會議關在門外，也很難實現對高級管理層的定期訪問，若涉及敏感議題，訪問所得到的回應也常是簡略含糊的。而這些材料又往往很重要，即如科特爾所分析的，管理影響可能會在組織文化或者「做事的方式」中變成制度化的。於此，唯有在反思的基礎上，一邊嘗試突破邊界，一邊盡量通過觀察、交叉訪談等方式來糾偏。

研究者所採用的理論與方法是一張網，用來打撈現實生活的魚。所站的位置，採取的視角，遭遇的研究局限，這些使得研究者所能做到的都是一種打撈。田野作業過程中會遭遇太多邊界、掩飾，甚至謊言，我所能做的是方法上儘可能周全地收集資料，並基於這些材料，圍繞要回答的問題，就一家地方網路媒體的新聞生產提供一份質性的深描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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