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與傳播：一戰後期中國的美國總統崇拜

撰文：馬建標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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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一戰後期，中國興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次文化革新運動主要由蔡元培校長領銜的北京大學所發起。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中國北方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都對美國身懷好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新文化運動是在北京發起，但是這場運動在南部中國的輿論中心——上海也是擁有支持者的。其中，如黃炎培領導的江蘇省教育會、張元濟領導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南方當時最重要的教育、印刷和新聞機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與上海的這兩家機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共同的傳統教育背景和文化革新觀念，使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與江蘇省教育會、商務印書館等文化機構，在一戰後期不約而同地致力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事業。在對外關係上，北京大學與上海的這兩家機構還擁有一個共同的立場，那就是他們都一致崇拜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倡的「威爾遜主義」。

威爾遜主義給五四前夕的中國知識界和學生界帶來了「六個月的樂觀」。 正是在威爾遜主義的感召下，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到美國公使館門口，高呼「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 五四運動的領袖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等北大學生的導師胡適也據此認為，「我們不能不承認那當日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一種源動力」。在五四運動前夕，學界領袖蔡元培、胡適以及研究系的梁啟超等人利用所掌握的學術話語權和新聞資源，竭力地在中國傳播威爾遜主義，將威爾遜總統塑造成一個拯救中國的偉大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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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製造者：公共情報委員會與威爾遜主義的宣傳

1917年，威爾遜總統帶領美國參加一戰。其後，他發表了一系列戰爭演說，這些演說內容構成了他的「威爾遜主義」。威爾遜主義集中體現了他的救世理念，以及他充當人類救世主的遠大抱負。為了讓他的救世理念廣為人知，威爾遜總統在1917年4月14日成立了一個專門宣傳其主義的「公共情報委員」（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這個委員會中有三位主任是威爾遜的內閣成員，他們是陸軍部長牛頓·D·巴克（Newton D.Baker），海軍部長約瑟夫·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和國務卿羅伯特·蘭辛（Robert Lansing），另請著名記者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擔任委員會主席兼第四主任；克里爾是威爾遜總統的老朋友了， 早在1911年克里爾就支持威爾遜參加總統大選提名，其後一直與威爾遜總統保持密切聯絡。 由於這層親密關係，威爾遜總統在計劃成立一個戰時新聞檢查機構時，克里爾就自然地成為他的意中人選。

1917年4月9日，威爾遜總統在與海軍部長丹尼爾斯談論戰時新聞檢查問題時，提出他將任命克里爾為即將設立的戰時新聞檢查委員會的負責人,並由軍方提供協助。其後，丹尼爾斯負責與克里爾聯絡，積極籌劃這個神秘的戰時新聞檢查機構的設立。1917年4月11日，丹尼爾斯寫信告訴威爾遜總統，宣傳委員會的設立已經準備就緒，就等待威爾遜總統的正式任命了。同時，丹尼爾斯將克里爾準備的關於新聞檢查委員會的備忘錄提交給威爾遜總統。在這份備忘錄里，克里爾首先向威爾遜總統建議，「新聞檢查」（censorship）這個詞過於敏感，頗有歧義，容易引起美國公眾的反感，因此他建議不要使用這個詞；克里爾還建議，為了避免公眾的猜疑，應由一個民間人士來擔任委員會主席，暗中獲得美國陸軍、海軍和國務院的協助；最後，克里爾建議他已經物色了50位著名記者擔任委員會的成員。4月12日，威爾遜總統給丹尼爾斯回信說，「他非常贊同克里爾的備忘錄」，表示他可以立即任命克里爾擔任委員會主席。

公共情報委員會的設立，是一個集思廣益的結果。如上所言，威爾遜總統最初的創意只是成立一個由克里爾領導的「戰時新聞審查機構」，其主要職能就是負責新聞「審查」。但是，在醞釀的過程中，丹尼爾斯、克里爾以及國務卿蘭辛等人進一步提出建議，他們認為應該將「新聞審查」和「新聞宣傳」結合起來，兩者可以相得益彰，更好地調動美國人民的參戰熱情，服務於美國的戰爭需要。在此背景下，公共情報委員會應運而生。1917年4月13日，國務卿蘭辛、陸軍部長巴克和海軍部長丹尼爾斯聯名給威爾遜總統寫信，提議說：「美國政府當前最急需的就是美國人民的信任、樂觀和支持，但是這種需要不是自然兌現的，它需要通過對公共事業的坦率而誠懇的宣傳，才能調動民眾對政府參戰事業的支持熱情。因此，我們認為，新聞檢查和公共宣傳這兩大職能如果合二為一，將能產生更好的效果，為此需要成立一個公共情報委員會。」 4月14日，威爾遜總統批准公共情報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克里爾擔任委員會主席；同時，威爾遜還授權國務卿蘭辛參與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工作，並讓他在委員會的文件上簽字。 對於蘭辛的參與，公共情報委員會主席克里爾極不情願。蘭辛認為他是國務卿，他的簽名應該放在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和陸軍部長巴克的前面。於是，克里爾嘲笑蘭辛是一個「小氣鬼」，丹尼爾斯和巴克聽後，也「會心一笑」。

作為公共情報委員會的主席，克里爾可以繞過國務卿蘭辛、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和陸軍部長巴克，直接與威爾遜總統通信，商討宣傳工作。對於克里爾的工作請求，美國總統威爾遜一般而言都是「有求必應」。 公共情報委員會的職能就是宣傳威爾遜總統的戰爭目的，是威爾遜總統與新聞界溝通的橋樑。1917年5月17日，威爾遜總統將克里爾撰寫的公共情報委員會「對美國新聞界的聲明」批改稿，返還給克里爾，除了細微的改動之外，他對這份聲明稿非常滿意。這份「對美國新聞界的聲明」中，克里爾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委員會的成立經過，公布了其目的就是「真實報道美國的戰時新聞，獲得美國公眾的理解與支持」。 克里爾本人就是一位資深的雜誌編輯和著名記者，他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與美國新聞記者保持密切的互動，贏得了新聞界的信賴。對於克里爾傑出的宣傳工作，威爾遜總統深表滿意。

在公共情報委員會的運作下，美國政府在一戰後期開展了一項世界性的宣傳運動，其目的是把美國塑造成一個「值得信任的民主制度的捍衛者」。從1917年成立到1919年6月公共情報委員會被取締為止，克里爾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在美國國內和國際上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宣傳工作。在這大量的宣傳工作中，公共情報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把威爾遜包裝成一位偉大的救世主。儘管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也宣傳「民族自決主張」，並努力向殖民地世界傳播其主張，但是威爾遜主義在1919年底之前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救世主義。在廣大的殖民地區，威爾遜的話語比列尼主義更有吸引力。畢竟，美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美國的參戰給協約國的勝利帶來了希望。也只有在威爾遜主義破滅之後，列寧主義才在殖民地區獲得了更廣泛的擁護。威爾遜描繪的世界新秩序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無窮的想像力。在一戰的浩劫之後，威爾遜主義不僅吸引著全世界政治精英的關注，而無論這些政治精英彼此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有多大差異，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擁護威爾遜主義。

威爾遜主義之所以享譽國際社會，當然與克里爾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宣傳有關係。作為委員會主席，克里爾非常清楚海外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他直接負責指導公共情報委員會海外分部的建立。1918年1月，克里爾任命威爾·埃爾文（Will Irwin）擔任公共情報委員會的海外部主任。埃爾文任職六個月之後又回到歐洲工作，於是克里爾任命剛從俄國回來的埃德加·G·希森（Edgar G.Sisson）繼任海外部主任，擔任其副手的則是卡爾·畢厄爾（Carl Byoir）和哈里·N·尼基（Harry N.Rickey），他們三人一直擔任到委員會終止。公共情報委員會在歐洲、南美洲、俄國和亞洲等地都設有海外分部，在當地負責宣傳威爾遜主義和美國的外交政策。

受苦受難的中國，自然也是威爾遜要拯救的對象。威爾遜有一個偉大的使命，就是「幫助中國人民實現獨立和現代化的願望」。自1913年威爾遜擔任總統以來，他率先承認了中華民國，贏得了中國公眾的好感。一戰爆發之後，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引起了中國公眾的反日惡感。與此同時，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為代表的美國在華僑民竭力與中國親善。許多美國僑民，包括商人、美國海軍軍官和外交官對中國的反日運動給予極大的同情。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學的教授陳獨秀、胡適等人發起了新文化運動，表現出知識分子徹底改造中國文明的願望。他們認識到，中國要獨立富強，必須改造舊文化，傳播新文化，而他們理想中的新文化其實就是美國文化。無論是1915年的抵制日貨運動，還是1917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都讓美國人覺得中國的民族覺醒運動是針對日本和歐洲帝國主義的，而不是針對美國的。相反，以芮恩施公使為代表的許多美國在華僑民都認為，美國應該成為中國的友邦，是中國覺醒運動的支持者，是中國主權的維護者。正是在此背景下，1918年9月，公共情報委員會的中國分部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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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拜者：輿論領袖與威爾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一戰時期，協約國與同盟國都競相在中國進行國際宣傳，以服務於其本國的戰爭需要。在協約國陣營中，英國對華的戰爭宣傳最賣力。英國通過在中國的路透社分社以及其殖民地香港、英國駐京公使館和駐滬領事館等外交機關散布有利於協約國的外交政策和戰時新聞，鼓勵中國參加協約國；作為協約國的敵國，德國人也在中國進行了廣泛的戰爭宣傳，德國的通訊社每天通過電報從柏林向中國報界提供新聞情報服務，其目的是阻止中國加入協約國，煽動中國人的反英和反日的民族情緒。 一戰時期，美國在中國的國際宣傳雖然起步較晚，卻是後來居上。

由於德國在一戰前期的對華宣傳比較成功地助長了中國人的反日與反英的民族情緒，而美國作為一個中立國卻在中國享有比較好的國家形象。如克里爾所言：「中國人不喜歡英國，也憎恨日本，因此在中國培育有利於協約國的公眾輿論的使命非美國和美國人來完成不可。」 克里爾的這段話雖然不無道理，卻有誇大他所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在中國的宣傳效果之嫌疑。實際上，在1918年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派駐中國之前，中國媒體界已經在自發地宣傳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言論主張了。

從民國初年開始，上海商務印書館旗下的《東方雜誌》就經常地刊登有關威爾遜的報道。1912年，民主黨人威爾遜參加美國的總統大選。同年，《東方雜誌》及時刊登了威爾遜的照片以及他競選總統的「政治綱領」；而這篇譯文的作者錢智修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編輯。 總體上看，《東方雜誌》刊登的文章都是傾向於塑造威爾遜總統的正面形象。如1913年，《東方雜誌》刊登了一篇譯文《我為何而贊成威爾遜乎》，其文稱讚威爾遜總統是「美國偉人」，頌揚威爾遜「尊崇美國法律，常獨居深心，抱樂觀之主義」，還讚美威爾遜在擔任新澤西州州長時，「事功既著，令聞所播，全國傾心」。 同年，錢智修還翻譯了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論》，威爾遜的新自由的核心觀點就是「政府者本屬於人民，故各項政策，人民皆有權以斷定之」，因此他的惟一主張就是「還政於民，讓人民參預政治」。威爾遜當選總統之際，正值中華民國剛剛建立，中國國內的民主潮流方興未艾。此時，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刊登威爾遜總統的政治主張，當然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考慮。

民國初年的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界對民主共和還抱有樂觀的希望，而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主言論恰好符合了他們的心理預期。誠如時人所言：「吾中華民國新建共和禮儀制度，自宜效法先進之國，以趨於世界之大同。美國每屆新總統蒞任，其儀式之莊嚴，慶曲之矞皇，恆有非世界他共和國所能及者」。 1913年春，威爾遜就任總統不久，就宣布美國退出國際銀行團，隨後率先承認中華民國。此舉令中國輿論界歡喜鼓舞，進步黨領袖梁啟超主辦的雜誌《庸言》盛讚威爾遜總統「仗義執言」。 中國媒體還將威爾遜總統描繪成一個品德高尚的學者型政治家。如《直隸教育界》在介紹威爾遜總統的歷史時，說他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著名的政治學家，還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了威爾遜的長相和性格，如說他「體材中等，不事跳舞，且不好遊戲，暇時每獨自遊行；性喜靜，待人極謙恭，無論何人均得見之」也有雜誌讚揚威爾遜總統「天性磊落，舉止活潑，亦頗有自然成趣者」。 總體而言，民國初年，中國媒體界已經把威爾遜總統描繪成一位「公正無私的偉大政治家」。

1914年一戰爆發之後，美國宣布中立。當其時，日本出兵中國山東擊敗青島的德國駐軍，中國也宣布中立。中國媒體稱讚威爾遜總統的中立政策，是國際社會的「中立之范，和平之神」。 作為學者出身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深受中國留美學生的歡迎。中國留美學生的刊物《留美學生季報》是他們向中國國內讀者宣傳威爾遜總統的偉大光明形象的重要媒介。1915年，留美學生任鴻雋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文章，講述了威爾遜總統的「親民故事」。故事說，威爾遜總統在發表通牒抗議德國擊沉「盧西塔尼亞號」輪船之後，到某地消夏時，在停車場受到當地美國民眾的熱烈歡迎，觀者爭相與其握手。其中一位勞動者對威爾遜說：「吾手未盥，請恕吾垢」，但威爾遜總統毫不介意地與其握手。這儘管只是一個威爾遜總統與勞動者握手的小故事，卻生動地向中國讀者傳達了威爾遜總統的親民美德，而讓人忘記了威爾遜的總統身份。對此，任鴻雋感慨說：「吾讀此新聞，不知其為家人父子之談話，或元首與人們之會晤也。」 更有甚者，當時的英語普及刊物還將與威爾遜總統有關的「新年賀詞」當作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範本。 在此情況下，到了1915年當媒體向中國讀者介紹威爾遜總統的軼事時，不得不慨嘆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近世列強元首中之卓著，固為世界所共知，無待贅言之。」

一般而論，中國媒體對威爾遜總統的事迹報道，因雜誌背景不同而大約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為代表的學術性刊物，主要刊登威爾遜總統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政策，並配有威爾遜總統及其內閣成員的肖像，其讀者群一般具有較好的教育經歷和社會地位； 一類是社會通俗雜誌，這類媒體的讀者主要是普通大眾，主要刊登和威爾遜總統有關的娛樂故事。如1916年，《餘興》雜誌刊登了有關威爾遜總統的「燈謎」。在其「燈謎」欄目中，第一個燈謎就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要求讀者從《聊齋》中尋找對應的答案。總之，在1918年一戰結束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已經成為中國大小媒體上的焦點人物，並且應被描繪成為一位道德高尚、同情民生疾苦的偉大政治家。也是在此關頭，美國政府駐華使館人員以及克里爾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開始有計劃地向中國傳播威爾遜主義。

自從美國在1917年參戰之後，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就倡議在中國的美籍教師和傳教士作為志願者，請他們翻譯威爾遜總統的參戰演說，並免費向中國媒體提供。 1917年9月，商務印書館率先編輯出版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 1918年6月，芮恩施公使返回美國華盛頓，請求美國政府公共情報委員會儘快在中國設立分部；同年9月，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分會在上海成立，與美國記者鮑威爾的《密勒氏評論報》在同一層樓辦公，負責人為卡爾·克勞（Carl Crow）。上海分會成立之後，其主要任務就是宣傳威爾遜主義。也是在芮恩施的督促下，鮑威爾為上海分會起草了一份詳細的宣傳計劃方案，其中包括向中文報紙提供美國的戰時新聞。 隨後，上海分會還成立了「東方通訊社」，向中國報界提供消息。 從1919年1月開始，克勞領導的東方通信社正式更名為「中美通信社」。 中美通訊社的消息來源來自克里爾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總部，他們將有關威爾遜總統的戰爭演說、外交政策和政府公報通過無線電傳遞給北京的美國海軍廣播電台，再發給克勞在上海的中美通信社。

1917年4月2日，威爾遜在國會發表請求參戰的演講

克勞領導的上海分會在宣傳威爾遜主義上，是比較順利的，因為威爾遜主義所宣揚的美國理想主義和利他主義觀念對中國人非常有吸引力。克勞承認：「我的工作簡單容易，因為威爾遜總統的演說和宣言都是理想的宣傳素材」。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克勞將威爾遜的參戰演說文本交給上海商務印書館，請其組織人員翻譯成中文出版。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蔣夢麟成為理想的翻譯人選。

一年前，蔣夢麟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在江蘇省教育會領袖黃炎培的介紹下，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作為留美學生的佼佼者，蔣夢麟自然地成為中國出版界親美勢力的代表，而與他有密切關係的江蘇省教育會和商務印書館也是中國最重要的親美勢力組織。

江蘇省教育會在中國東南教育界是最有勢力的團體。該會領袖黃炎培曾作為教育界代表參加了1915年的「游美實業團」訪問美國。 游美期間，黃炎培對美國發達的政治、教育、商業文化佩服的五體投地。他在日記中寫道：「吾作此記，謹先停筆，遙謝吾親愛之友邦美利堅政府，以及各地教育行政機關、各教育名家、各教育機關、各社會之厚我中華民國，推而及余身，俾得以至重要至真切之現狀，實吾記載，供全國教育家之研究取法，凡皆吾親愛之友邦之賜。……實業團之目的，在考察美國實業，……而其性質純屬國民代表，故尤為美國上下所一致歡迎，其竭誠盡敬，以表殷拳。據僑美老輩言，雖視曩年李文忠之來，有過之無不及。」正是在黃炎培的幫助下，蔣夢麟到美國留學，研究教育，其目的就是為江蘇省教育會培養人才。 江蘇省教育會與商務印書館關係密切，也由於這層關係，蔣夢麟回國之後同時在這兩家機構工作，身兼兩職。 其時，商務印書館已經成為中國印刷界的巨頭，大有壟斷中國印刷業的勢頭。

商務印書館對於牽涉到政治外交問題的書籍印刷非常慎重，該館領導人張元濟和高夢旦曾在1918年1月26日決定拒絕印刷路濱生的「寫實派小說」《中國黑幕大觀》。 由於中德絕交，商務印書館領導層在1917年12月7日通告印刷所，以後「德人印件，概不承印」。雖是在商言商，盡量與政治保持距離，但是商務印書館對於美國在華勢力卻是刮目相看。一戰期間，美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國分會總幹事余日章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在中國社會上很有影響力。為此，張元濟在1916年8月委託黃炎培與余日章聯絡，每月供給余日章50元津貼，請余日章為商務印書館撰寫論說，或者是幫助編輯校對英文書，甚至主動提出印刷余日章的演說稿，藉此討好余日章。 自然留美學生蔣夢麟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是，也是受到張元濟的格外器重。蔣夢麟與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北大教授胡適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兼密友。由於蔣夢麟與中國學界關係密切，他在商務任職後就對張元濟建議，商務印書館應該出版高校書籍，此舉不僅滿足高校需要，還可以「提高營業，聯絡學界」，他的建議得到了張元濟的認可，認為其「所言頗有理」。 根據以上所論，可知蔣夢麟成為聯絡中國印刷界與學術界的一位關鍵人物，也是一位可以凝聚中國各方親美勢力的重要線人。而克勞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上海分會真可謂獨具隻眼，選中蔣氏，由其擔綱翻譯威爾遜總統的參戰演說。

1918年11月11日，一戰宣告結束。這一天，蔣夢麟用激動的心情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寫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序言。他在序言中，對威爾遜大加吹捧：「威爾遜總統參戰演說八篇，代表大共和國光明正大之民意，為世界求永久之和平，為人類保公共之利權者也。今戰事已告終止，武力既摧，強權乃折，民意既彰，正義自伸。威總統之言，實為世界大同之先導，凡愛平民主義者，莫不敬而重之。」此版還收入了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為威爾遜總統撰寫的小傳。卜舫濟在《威爾遜總統小傳》中寫道，威爾遜總統的主張「協約國共同之宗旨，其演說之文章得在美國文學史中獨樹一幟，與林肯、韋伯斯特相比美」。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發行系統，在中國沿海和內地重要城市都有分銷處，故而《威爾遜參戰演說》一經銷售，立即走紅市場。特別是在中國的高校師生中，《威爾遜參戰演說》大受歡迎。191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學文科出版部發布廣告，說《威爾遜參戰演說》已經到校，本校師生都可以來簽名領取。 在上海，《威爾遜總統參戰演說》供不應求，風靡環宇。 隨著威爾遜主義風靡全中國，威爾遜總統的形象也被中國人塑造成一個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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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主義與五四運動的爆發

一戰結束之際，威爾遜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固然與克里爾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幕後推動以及蔣夢麟為首的親美知識分子的積極鼓吹有關，但是歐戰結束所帶來的民主和平的國際潮流也是大勢所趨。如蔣夢麟所言：「那時正是歐戰後不久，自由與民主正風靡全世界，威爾遜主義已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注意。中國青年正浸淫於戰後由歐美涌至的新思想。」 威爾遜主義所標榜的「使世界和平公道之正義，不為私心所制服」，以及「民族自決」的原則特別容易受到像中國這樣的弱小國家的歡迎。

除中國之外，威爾遜主義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是受到廣泛的歡迎。隨著同盟國的戰敗，威爾遜主義風靡歐洲各國。在1918年12月的愛爾蘭大選中，威爾遜主義發揮了關鍵作用；阿拉伯地區的領袖們也用威爾遜主義抵抗英法兩國在中東地區的殖民陰謀；土耳其軍隊領袖把威爾遜主義當做民族獨立的救命稻草；越南民族領袖胡志明親自到巴黎和會求見威爾遜總統，請求威爾遜支持越南民族自決；在朝鮮爆發了1919年的「三一運動」。而中國的五四運動也是在席捲全球的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下爆發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戰行將結束之際，研究系領袖梁啟超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威爾遜主義可以成為中國和平運動的思想武器。當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電就任總統之後， 梁啟超立即上書給徐世昌獻計，建議徐世昌「旗幟鮮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應由日本轉向歐美諸國」。威爾遜主義對中國內政的直接影響，就是威爾遜總統特意選擇在1918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致電中國總統徐世昌，勸告中國停止內戰，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根據威爾遜總統的建議，徐世昌在當月25日發表了和平命令。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館的英美法日意等國代表召開外交團會議，支持徐世昌的停戰決定；美國公使芮恩施還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主張「只有重新統一的中國才能得到列強的支援」。在這種新的政治形勢下，原先宣稱絕不參與政治活動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參與了和平運動，他與研究系的熊希齡一同發起了和平期成會。 正是威爾遜主義促使蔡元培在1918年底走上了干預政治的道路，如胡適所言：「蔡先生和當日的幾個開明的政治家（如林長民、汪大燮）都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的群眾大會上發表題為《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演說，其中說：「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真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蔡元培這一天的演說，也被胡適視為「北京大學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和「蔡先生帶著我們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的開端。

簡言之，在五四運動前，威爾遜主義已經成為大總統徐世昌、研究系領袖梁啟超以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政治家和輿論領袖發起國內和平運動的理論支撐。

在媒體的宣揚下，威爾遜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強勢話語，即使窮兵竇武的北洋軍閥將領也不敢公開反對它。1918年10月27日，皖系軍閥倪嗣沖致電和平期成會會長熊希齡說：「嗣沖雖愚，然區區愛國之誠，正與諸公不謀而合，苟能和平統一，尤所禱祝以求。」對於研究系發起的和平運動，直系軍閥曹錕也表示，「諸公愛國愛群，此番登高一呼，當必如響斯應」。雖然這只是軍閥的奉承之詞，但是在威爾遜主義倡議下的中國和平運動畢竟獲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讓好戰的北洋軍閥們不敢公然反對。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兩個重要口號：科學與民主。其中，民主口號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就是威爾遜主義。北大學生譚鳴謙說：「精神的『德謨克拉西』今日當以美國現任大總統威爾遜氏所高唱之人道主義為代表」；而威爾遜所發表的言論「無非發揮公道正義，促進由平等，以貫徹其本邦所培育多年精神的『德謨克拉西』之主張」。 威爾遜主義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民族自決原則，這個原則在五四運動前夕被中國公眾用來表達民主政治的訴求。1919年2月16日，研究系以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為思想武器，發起成立國民外交協會。研究系人員在介紹國民外交協會成立的緣起時，特意指出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將成為處理「國際間一切問題的前提」。同年3月28日，湘事維持會發表通電，用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來反對譚延闓對湖南的專制統治。 簡言之，在五四運動前夕，以研究係為代表的各種政治團體都在競相打著威爾遜主義的旗號，從事各種名義的和平政治運動或國民外交運動。

但是，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交涉上，對日本外交代表做出妥協。這一消息由研究系領袖梁啟超率先傳回國內，並由研究系幹將林長民在北京1919年5月2日的《晨報》上刊登，號召國人群起抗爭。於是，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就爆發了。

（作者授權刊發，刊發時有刪改。原文《塑造救世主：一戰後期「威爾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見於《學術月刊》2017年第6期，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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