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約束：科幻電影視野中的倫理

科幻電影固然姓「科」，但歸屬卻是電影。而電影本身早已在文化工業或文化產業（二者在德文或英文中是同一個詞）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作為文化產品的電影需要大筆投資，講究奇觀的科幻電影尤其如此。正是在標新逐異的過程中，科幻電影創意竭力利用社會各界對於科技「雙刃劍」屬性的印象，沿著溢美或歸謬的思路，構想各種離奇情節，塑造各種奇特人物。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藉助詭異情景考驗人性，還是藉助詭異人性設置情景，科幻電影創意都展開了瑰麗想像。這種想像往往是亮點或賣點所在。儘管如此，電影畢竟主要是面向大眾的文化產品，運作於分級制或審查制的環境，不能不考慮社會影響、負起社會責任。正因為如此，想像再瑰麗，也並非完全自由。它受到來自社會規範的種種約束。對此，至少可以從道德、禮儀和法律三種不同角度予以把握。

（一）道德約束

現階段的道德主要是指調整人們之間、個人和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若就詞源而論則可能涉及宇宙法則，正如老子《道德經》所表明的那樣。科幻電影所涉及的道德問題可能發生在人類社會內部，也可能發生在異源生物（如生物人與機器人、地球人與外星人、人類與猿類等）之間，甚至可能是對世界本原的考察，正像《宇宙奇趣錄》（Heavy Metal，1981）中的綠球（the Loc-Nar）自命為「宇宙邪惡總匯」那樣。

與其他電影樣態相比，科幻電影很早就顯示了異常寬闊的道德視野。例如，法國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的短片《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已經述及人類宇航員和月球土著的關係，但並沒有平等相待的觀念，頗有殖民主義色彩。在其後的發展中，科幻電影更多地表現了科技失控、失范對人類倫理道德的衝擊。在生物工程倫理領域，《亡魂島》（Island of Lost Souls，1932）、《攔截人魔島》（The Island of Dr. Moreau，1977，1996）所說的人獸相互轉變，意美合拍片《利維坦》（Leviathan，1989）中蘇聯人利用伏爾加酒混合誘變劑來進行基因實驗（將人變成魚類），加拿大、法國聯合製作的《人獸雜交》（Splice，2009）所說的創造介於人獸之間的混血兒，均可為例。在宇航倫理領域，英美合拍科幻片《異形1》（Alien，1979）描寫企業為帶回宇航探險的成果而欺騙並犧牲船員，美國電影《黑洞》（The Black Hole，1979）描寫科學家為滿足自己探索黑洞秘密的願望而將拒絕繼續幹下去的宇航員都變成了機器般的人。在心靈倫理領域，英國《改變主意的人》（The Man Who Changed His Mind，1936）構想利用大腦轉移技術進行人格置換；美國《飛蛇》（The Flying Serpent，1946）構想瘋狂的考古學家福布斯教授驅使他開挖出來的羽蛇神（Quetzalcoatl）去殺死自己的敵人；法、意合拍片《太空英雄》（Barbarella，1968）構想通過縱慾機器讓人樂至死，美國《盜夢空間》（Inception，2010）構想利用夢境植入影響商業競爭對手的行為，都可作為例證。

儘管如此，科幻電影創意仍然是在道德約束之下進行的。對此，至少可以從下述幾方面予以把握：

其一，違背人倫的科學探索沒有好下場。這一點在涉及所謂「瘋狂科學家」的構思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例如，美國片《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1933）中的化學家格里芬實施系列謀殺，《人製造怪物》（Man Made Monster，1941）中的里加斯想要創建一支根據電氣生物學原理驅動的殭屍軍隊，《超能敢死隊》（Ghostbuster，2016）中的羅萬召鬼以製造大災難。又如，阿根廷影片《怪醫漢普》（La venganza del sexo，1969）的主角強迫被綁架者性交，吸取他們分泌的液體以求長生；香港影片《女機械人》（Robotri，1991）中的山本將自己的心靈傳導到機器人，以之綁架、殺人、強姦，無惡不作。在科幻電影中，那些瘋狂科學家運用所發明或掌握的技術進行反倫理、反社會、反人類的活動，結果都不得善終。例如，人獸轉變題材科幻電影是受英國作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小說《莫羅博士島》（1896）影響而產生的。據此改編的三部電影都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框架，即作為海難倖存者的主人公來到莫羅博士開設生物改造實驗室的島上，與獸人互動，見證實驗最終失敗，莫羅博士被自己的創造物殺死。

其二，為正義、公平、人類福祉而獻身的精神贏得尊敬。例如，仍以美國影片為例。《絕世天劫》（Armageddon，1998）中深海油田鑽井工斯坦珀帶領團隊飛到小行星，通過在其內部240米深處引發熱核爆炸而使之裂成兩塊，避免了它撞擊地球的危險，自己為此獻身，活著回到地球的同伴則成為英雄。《木衛二報告》（Europa Report，2013）中，宇航員遠離地球，涉險犯難，為探索人類在宇宙的位置甘願付出犧牲。因為在異星上發現生命的緣故，這個科考隊改變了人類對於自身最根本的認知。

其三，將崇高道德理想的光輝投射到跨物種交互上。作為整體的科幻電影所展示的世界是多種智能生物並存、互動的空間，有關觀念、行為的倫理定性遠比現實生活所能見到的複雜得多。譬如，人類應當如何對待自己所造出（如機器人）、所引來（如外星人）、所提升（如有自我意識的大猩猩）的各種智能生物？這些智能生物對待人類的作為又應當在什麼意義上適用於善惡判斷？那些搖擺於、游移於、接合於人類和其他智能生物之間的中介者又應當評價？很多問題懸而未決。儘管如此，不少科幻電影流露出人類應當善待其他智能生物的觀念。在美國電影《未來小子》（D.A.R.Y.L.,1985，）中，由美軍所開發的有機體機器人達爾走失，被當成小男孩而融入小鎮生活。製造他的博士奉命將他帶回，但違背了上司要摧毀他的命令，並為掩護他而犧牲。在《阿凡達》中，主角薩利雖然違背了人類採礦公司的指令，卻以其正義之舉弘揚了宇宙生態主義，贏得潘多拉星球土著的尊敬。

總的看來，道德是觀念形態的社會規範，主要從內心制約人的行為。它對於科幻電影創意的影響通過「善惡有報」的因果聯繫顯示出來。這一點和傳統藝術頗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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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禮儀約束

與道德相比，禮儀是外在形式的社會規範，體現尊老敬賢、節慶得宜、禮貌待人、容儀有整等觀念，主要從程序安排、互動模式、服飾妝扮等方面制約人的行為。它在科幻電影史上早就有所表現。以法國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的短片為例。《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中，宇航員建立了一座雕塑以紀念探險成功，上頭銘刻著「工作征服一切」（Labor omnia vincit）；《不可思議之旅》（Voyageàtravers l impossible，1904）描繪了歡迎探險歸來的盛大狂歡；《海底兩萬里》（20 000 Lieues Sous les Mers，1907）描寫鄰居和朋友幫漁夫分清夢境與現實，漁夫則在附近的咖啡館款待他們；《日食：太陽與月亮之戀》（L éclipse du soleil en pleine lune，1907）描寫教授與其學生見到日月相會就像在接吻。這類作品都包含了禮儀的內容，涉及社會關係的調整。紀念性雕塑將人們對探險者的尊崇外在化、物質化，既是對當事人的褒獎，又是對其他人的激勵；歡迎儀式將人們的勝利喜悅外在化、共享化，既表達了群體的歸屬感，又肯定了個人的貢獻；款待是一種酬謝，既是對以往已有互動的肯定，又是對將來類似互動的期許；接吻是一種禮節，既是人與人高度親密的身體表露，又是一種寄託精神的象徵符號。

現實社會中常見的禮儀主要有祭禮、凶禮、軍禮、賓禮、婚禮等類型。科幻電影構想了一些奇異的禮儀。根據美國《我不能死》（Logan』s Run，1976）的描寫，2274年人類生活於由電腦控制的封閉城市中，過著快樂的日子，不過，連生育都由電腦掌握。為防止過於擁擠，人們在滿30歲時都必須經歷「旋轉木馬」（Carrousel）儀式，被氣化（表面上是被更新）。在美、英、捷、加、德聯合製作的《異形大戰鐵血戰士》Alien vs. Predator，2004）中，外星捕食者來訪已經有數千年歷史。是他們教古代人類建設金字塔並信仰上帝。每隔100年，他們就會來地球一次以參加異形主持的獻祭儀式，若干人將犧牲自己，以供捕食者打獵之用。如果人類勝出，捕食者將激活自毀裝置以消滅異形和自身。當然，我們仍舊可以透過這類奇異禮儀看到傳統禮儀的折射。例如，美國影片《第五惑星》（Enemy Mine，1985）描寫了地球人加入外星人世系的儀式。它其實是來自傳統皈依典禮的推演。

從總體上看，禮儀對於科幻電影創意的制約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幾方面顯示出來：

一是對內肯定禮儀作為維繫社會的紐帶的作用。例如，在法國《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1931）中，當彗星與地球軌道交會、將許多城市夷為平地之際，人們召開「同一個世界大會」（the One World Congress），一致同意將所有政府聯合為一個和諧實體。據美國影片《獨立日：捲土重來》（Independence Day：Resurgence，2016）所寫，在人類打敗外星入侵者20年後，這些傢伙穿過蟲洞又來了，而且帶著更為先進的武器，其母船體積達4800公里，降落在大西洋。正當美國總統在盛大紀念儀式上發表講話，並請來當年的英雄亮相時，老總統所發出聲音不是讚美，而且警告。外星人攻破了地球人防線，殺死了躲藏在夏彥山防核掩體內的美國政府的大多數高級官員（包括總統）。儘管如此，在新總統的領導下，人們仍然繼續英勇戰鬥。獨立日既是慶典，又是決戰日。老英雄寶刀不老，為人類需要重新披掛上陣。

二是對外凸顯「禮尚往來」的交往模式。這一點在有關異源智能生物第一次接觸的故事中格外清晰地表現出來。例如，美國《飛碟入侵地球》（Earth vs. the Flying Saucers，1956）描寫外星人來地球拜訪屢次發射衛星的馬文博士，但基地衛兵不分青紅皂白向他們開火，殺死了一個走出飛碟的外星人，其他外星人加以報復，打死了所有衛兵，俘虜了將軍，甚至進攻華盛頓、巴黎、倫敦和莫斯科。雖然上述進攻都被馬文開發的武器所挫敗，但這場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星戰毀滅者》（Mars Attacks！1996）構想了相反的情境。大批飛船從火星來襲。美國總統戴爾派科學助手與火星人見面，自己與妻女從電視上觀看進展情況。火星大使宣稱為和平而來。當一位嬉皮士放飛作為和平象徵的鴿子時，火星大使卻向它射擊，隨之和其他火星人一起屠殺與會的地球人。火星人將侵略範圍擴大到全球，抓住並殺害了美國總統，儘管他祈求和平和饒命。不過，這些侵略者最後仍然以失敗告終。美加合拍片電影《地球停轉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2008）是翻拍1951年同名電影設想了第三種情境。由星球聯盟派來的代表攜帶重型裝甲機器人前來地球考察，看人類能否遏制生態惡化。他們一降落就遭到軍警攻擊，此後又遇上一系列不順心的事情（特別是未能如願和聯合國談判），形成了地球人必須予以毀滅的傾向。但是，由於和友好的外星生物學家海倫博士及其繼子的交往，他們改變了上述傾向，平和地升空而去。

其三，將相關禮儀作為解釋行為、組織情節、刻畫人物的情境。例如，美國《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1931）中的婚禮是全片的高潮。美、英、德合拍的《神奇四俠：銀影俠現身》（Fantastic Four: Rise of the Silver Surfer，2007）以科學家瑞德?理查茲和隱形女的婚禮受挫為開端，圓成為結局。美國《超級戰艦》（Batteleship，2010）開頭與結尾各安排了一次儀式。開頭是環太平洋軍演啟動儀式，交代了美國海軍老兵的忠勇可嘉，美軍和參加軍演的日本海軍、澳大利亞海軍的關係，同時也展示了主人公艾歷克斯與其女友、美軍艦隊司令的關係。艾歷克斯當時只是應兄長斯通要求而入伍的下層軍官，性格魯莽，在衛生間與人打架，因而面臨演習結束被除役的危險。結尾是太平洋艦隊舉行頒獎儀式。斯通獲得了美國總統頒發的海軍十字勳章，由艾歷克斯代領。艾歷克斯本人獲得了艦隊司令頒發的銀星勳章，並被提升為助理指揮官。

（三）法律約束

法律題材的科幻電影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初，就出現了美國金（Burton King）執導的系列片《神秘法師》（The Master Mystery，1918）。它描寫司法部僱員洛克對一家由機器人保護的大型壟斷聯盟加以調查，因為該聯盟運用了一種名為「馬達加斯加瘋狂」（The Madagascar Madness）的氣體武器。百年來的法律題材科幻電影展示了比江湖更江湖、比亂世更亂世的情境，各種各樣的超級罪犯出沒於其中。他們有的是具有特殊技能的生物人，如黑客、隱身人、被外星生命控制的異變人等；有的是異源生物，如猿人、怪獸、異形、失控機器人、外星殺手等；有的是掌握關鍵技術而圖謀不軌的組織，如妄圖全面干政的軟體公司、為節約成本採用克隆人替代原版人的星際企業，甚至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政府機構、成為利益集團或犯罪集團的司法機構，等等。當然，科幻電影也設想了加強法制建設的新條件、新可能。例如，美國影片《異形附身》（The Hidden，1987）構想了地球人警察和外星人警察合作破案。

法律是上升為國家（或國家共同體）意志的社會規範，以強力制約人的行為。法律對於科幻電影創意的制約主要通過「法理可容」的情境設定顯示出來。這一點在有關法外黑俠的作品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現實世界中的法律法規都是依據調整既有社會關係的需求產生和發展的。在變種人、機器人、外星人等智能生物沒有在生活中發揮現實社會影響之前，人們通常不會著手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儘管如此，仍然存在作為法的淵源的法理，它可用於彌補法律規範的空隙。我國學者廖奕曾用一句廣告式的話語概括法律人類學的立場，即「規則無高下，溝通最重要」。他認為：「法律人類學的倫理反對文化進化論及霸權主義，強調多元、平等、溝通與和平。正如費孝通先生的名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還以美國電影《阿凡達》為例指出：「以科技為後盾的西方軍事/工業文明帶來的無休止資源劫掠，不僅會摧毀人類自己的星球，而且還會危及外太空的生態平衡。當然，此時此刻的法律若有針對性的明文規定，那麼，科幻電影的編導在創作時仍然是必須遵守的。

法律對於科幻電影創意的約束作用大致通過下述途徑表現出來：

一是執法者正面形象的塑造。這些執法者既扮演法制秩序守護者的角色，又具有和科幻電影相適應的特殊技能、特殊身體或特殊裝備，如美國《機械戰警》（Robcop，1987）及其續集（1992，1993，2014）中警員墨菲死後重塑的肉身機器人，《超時空戰警》（Judge Dredd，1995）中的機械判官，《黑衣人》（Man in Black，1997，2002，2012）中用以對付潛伏在地球人內部的外星恐怖分子的聯邦特工，中國《未來警察》（Future X-Cops，2010）中具有機械四肢、能夠穿越時空的超級警察周志豪，等等。

二是回頭浪子作用的肯定。這些人有些是因為自身（或親友）受到迫害而和警察配合的黑客，有些是為減刑、入籍等目的而應警察要求執行特殊使命的在押高手，有些是擺脫寄生生物影響而恢復心理狀態的前罪犯，有的是接受教育、悔過自新的過來人。他們以自身的貢獻證明了「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古訓的價值，甚至成為意識到自身偉大使命並為此獻身的人類救星。

三是法外黑俠業績的渲染。這些俠客的活動往往和他們在公開場合的合法身份不符，帶有犯禁或違法的性質，因此可能受到抨擊或打擊。儘管如此，他們仍然作為除暴安良的重要力量而受到公眾的歡迎，像超人、蝙蝠俠、鋼鐵俠、X戰警等就是如此。這些人的功夫遠非平常人所可比，對法制所起的兩極化（或維護或破壞）作用也非平常人所可比。他們在銀幕上的出沒往往是以法制不完善、司法系統腐敗、罪惡勢力太過強大等為前提的。公眾對他們的歡迎並不意味著對法制重要性的否定，而是說明法制本身需要在自我更新的過程中得到加強。

從根本上說，現實社會中的道德、禮儀和法律各有各的調整範圍，其作用經常是相互補充的。這不是說它們之間就不存在矛盾，「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之類現象正是由上述矛盾而產生。科幻電影創意因此找到了新的可能性。美國電影《V字仇殺隊》（V for Vendetta，2006）之所以營造出充滿張力的氛圍，道德、禮儀和法律這三種不同形態的社會規範的衝突是原因之一。從道德上看，主人公V佔有高地。他不僅作為受害者個人向具體的施害者復仇，而且號召民眾行動起來，反對殘暴的統治者。在戴著面具行走城市空間時，他還針對作惡多端的秘密警察採取行動，拯救無辜。從法律上看，當時立法機構處於和民眾對立的地位（因此V想炸掉國會大廈，民眾看到它被炸毀時欣欣然），所制訂的準則自然是維護統治者的利益。依據這樣的準則判斷，V就是不法之徒，也就是恐怖分子，當局必欲除之而後快。從禮儀上看，V是一個英國紳士，喜歡音樂，很有教養，對女士（至少是自己心儀的姑娘伊芙）彬彬有禮。正因為如此，他不僅將作為犯法行為的實施爆炸和作為申張正義的除暴安良結合在一起（如同科幻電影中常見的法外黑俠那樣），而且將上述二者呈現為某種標誌除舊布新的慶典。他充滿激情地向伊芙展示自己策劃的法院大爆炸，以此遠紹1605年11月5日為爭取天主教徒平等權利而失敗的「火警陰謀」參與者福克斯（Guy Fawkes）。影片讓法院大爆炸在視覺效果上呈現為漫天的焰火，充滿節日氣氛。在第二年的11月5日，V利用獨裁者蘇特勒總理和「北方之火」黨魁的矛盾，通過個人努力消滅了這兩個惡棍，自己在搏鬥中傷重不治。其遺體由伊芙安置在滿載炸藥的列車中，發送往國會大廈，由此引發的大爆炸既是他的葬禮，也是靠陰謀上台的國家政權復滅的象徵。就創意而言，這部電影所展示的情節是扣人心弦的。

黃鳴奮《科幻電影創意：科技與倫理的博弈與融合》（第二部分）。全文見《南國學術》2017年第2期第189-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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