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再活五百年」，歪解了李光地哪句諛頌話？

向敬之

1

玄燁八歲登基，年號康熙，寓以「萬民康樂安寧，天下興盛」之意。作為清廷入主中原後的第二代最高領導人，他的任務只是治國，讓天下歸心。康熙少年時挫敗了權臣鰲拜，成年後先後取得對三藩、台灣、準噶爾的戰爭勝利，驅逐沙俄侵略軍，以《尼布楚條約》確立中國在黑龍江流域的領土主權，舉行多倫會盟取代戰爭，懷柔招呼外藩蒙古。他始終不改元，使之長達六十一年。

曾給他教過算術和幾何的法國傳教士白晉說：「具備天下所有人的優點，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應列為第一等的英主。」這代表了老外對東方皇帝的最高評價。西方史家把他和同時期的俄國彼得大帝、法國路易十四聯繫在一起，認為他們仨的「共同特點標誌著前工業時代，傳統君主王權的最高階段」（《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

這位被老外評價甚高的中國皇帝，國人推崇之至。一頂「聖祖仁皇帝」的桂冠，似乎說他是有道明君。

《康熙王朝》陳道明版康熙

電視劇《康熙王朝》主題歌《向天再借五百年》，貌似寫出了康熙皇帝對生命和權力的無限渴望。他想長生不老！此曲一出，廣為流傳，傳唱至今，褒貶不一。

不少人以「如果康熙再活五百年」為假想史，展開了各種各樣的猜想。歷史不容假設，歷史不忍細看。如果康熙真的變成了「再活五百年」的老妖怪，那帶給中國的只能是無窮黑暗！

且不說他醞釀「欲嚴洋禁」，至康熙五十五年斷然禁止南洋貿易，閉關鎖國，何等怯弱和愚蠢。只從其統治後期來看，除了打響三次遠征準噶爾，試圖通過控制西藏進一步爭奪蒙古統治權外，就是強化自己私人的辦公室南書房，同大臣們爭權，組織一幫文人編寫這樣那樣的史書為他的滿洲政權為天下最正正名。

康熙的政治理想，在國泰民安的幌子下，被中期以來的諛頌之風包裹。他先後操盤將精明能幹的索額圖、明珠整垮，聚集一批文臣在身邊，掛名大學士，老實地承旨書諭、總裁類書，為其「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的政治統治服務。

為此，他早早地接受漢臣理學的系統教育，專崇程朱，潛修理學，標榜文化選擇，形成特殊時代的主要意識形態，在用人行政的政治實踐中灌注愚人的理學思想。

2

康熙的帝王心術是驚世駭俗的，親政伊始便步步為營，明確絕對權力意志，始終把軍政大權牢牢控制在手中，絕不會分任於人，充分宣示著一個政治強人的威勢。

他要徹底改變曾被四輔臣操控的傀儡命運，將輔政的閣臣操控得唯諾順承。當他聽到高士奇說，群臣不敢彈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賣官鬻爵、把持票擬時，狠狠地說：「我在。若等勢重於四輔臣乎？我欲去之，則盡去之！」這樣的威勢宣示，被他的寵臣李光地作為「本朝時事」，寫進了《榕村續語錄》卷十四。

李光地雖對康熙帝極盡忠誠，但也是以出賣密戰的好友陳夢雷，將二人曾身陷耿精忠叛逆集團的合謀，獨佔報功，成為了康熙帝的新寵。幾年過後，李光地由兵部挂號的帶兵大臣，成為了康熙帝親自簡拔、入直講幄的掌院學士兼經筵講官。他繼熊賜履、張英和陳廷敬、徐元文等後，向康熙帝鼓吹要承繼道統、重振理學：「孟子謂堯舜以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朱子以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複合乎？伏惟皇上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於大猷。」（《碑傳集》卷十三彭紹升撰李光地事狀）

《康熙王朝》李光地與索額圖劇照

李光地歌功頌德，說康熙為朱子「五百年」後堯舜式的王者，激發他對朱熹推崇備至，興奮地說：「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

在封建君王的專制時代，皇帝是天子。康熙帝雖知道天命所在，乃父順治帝只活了二十四歲，其祖皇太極壽命不過五十二歲，但他還是自許「萬歲」，斷然不會說「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康熙帝在那份著名的《面諭》中強調「今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炫耀自己「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之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為之首」，也不見他談到還想「再活五百年」。

李光地以吏部尚書拜文淵閣大學士，一度成為科道言官的中心，令滿洲大學士嵩祝都趨奉他求在康熙帝面前美言，權勢赫奕，但也不敢祝康熙帝「再活五百歲」。皇帝是自欺欺人的「萬歲」，李光地贊他為五百年來興盛帝，馬屁沒拍到馬蹄上。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說：「宋儒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準確，歸於大中至正，今經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宏巨。」（《清聖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九）

康熙帝說的「五百年」，是對李光地諛頌的回應，讚賞朱熹的理學影響至今有五百多年，而不是自己要再活五百年。

3

理學以崇尚儒學和孔子為旗號，以道德神學為天理，宣揚儒家神權與王權的合法性依據，契合清初統治者尤其康熙帝入主中原、平定各地反清勢力和三藩之亂後，從道統和治統上標榜滿洲統治承繼中原歷代王朝的正朔，避免主體民族漢人同化少數民族統治者滿人族群衝突，又竭力推動漢人甘願被統治、承認被滿洲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雍正王朝》焦晃版康熙

熊賜履、李光地等以理學名家的姿態，前赴後繼地向康熙灌輸以程朱理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粉飾民族征服與民族壓迫導致滿漢對立中的清初社會倫理秩序重建，深度迎合了康熙帝的政治心理需要。

康熙帝對這些理學名臣的講論文義，是很滿足的。他說自己「政務之暇，惟好讀書，始於熊賜履講論經史，有疑必問，樂此不疲。繼而張英、陳廷敬以次進講，於朕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第二冊）。

康熙帝在平定江南、收復台灣後，亟須從意識形態上標示清廷為天下最正，尊崇漢臣們進講的程朱理學，通過士大夫向天下人傳遞出一個概念，即「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但因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而使順治帝因「臣民相率來請，來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清聖祖實錄》卷二百七十五《面諭》）。

康熙帝就是要通過文人傳播的儒家道德教條和禮教觀念，向主體民族漢人傳出一個信號：清軍入關，乃天命所歸，是承席先烈、順天應人。

理學名臣們忠誠地幫助康熙帝為滿清得天命，大呼「古今之大變」，為其倡導的爭正統政治大業開路。當康熙帝年老時利用文字獄打擊漢族異議人士時，理學名臣們又忙著做幫凶和順從者。

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彈劾授翰林院編修戴名世早已印行的《南山集》，記錄南明桂王史事，多用南明年號，以大逆罪下獄，兩年後將其處以腰斬，並株連包括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侍郎趙士麟、淮陰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在內的三百餘人，震動儒林，影響後世。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案。

第二年春，九卿會議戴名世案，說：「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是時，已退休的陳廷敬被返聘入直辦事，尚未病逝，卻未見史料證明他出來說情。但他為康熙的「天下之正」，完全一副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須有我的認真勁。

《康熙王朝》陳廷敬劇照

雖然李光地出面，「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而那個舉報者趙申喬，就是李光地舉薦提拔上來的。二人的關係好到了何等程度，史料未載，但是穿條褲子還嫌肥，就連康熙帝也時刻警惕他們結黨營私，只是沒有找到證據罷。

康熙晚年對李光地既愛又設防，懷恨且親近。曾在《南山集》案中得以李光地援手獲命的方苞，在《安溪李相國逸事》中說：「時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台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上意，故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碑傳集》卷十三）李光地靠賣友上位，攫取了仕途的第一桶金，又善於揣測皇帝的心思，恃寵坐大，讓康熙帝忌憚他重蹈覆轍，但其於滿洲朝廷，並無貳心。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