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社的成長

美文 06-28

自1939年10月起，韜奮在生活書店的內部刊物《店務通訊》上發表了22篇回憶生活書店創辦、發展艱苦歷程的文章，文章平實細膩，情真意切，膾炙人口。後來他將這22篇回憶文章彙編成《生活史話》，作為附錄，隨同專著《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於1940年11月由生活書店出版。

鄒韜奮故居的書桌

一生活書店的前身

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國十四年十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當時職教社的主任是黃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楊衛玉先生，我以半天時間在該社擔任編輯股主任，主持該社出版的《教育與職業》月刊，譯著職業教育叢書，及編著英文年刊。大家鑒於《教育與職業》月刊要每一個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於研究職業教育理論的比較學術性的刊物，於是想再出版一種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專門用來宣傳職業教育及職業指導的消息和簡要的言論。

我記得在一天由黃先生做主席的社務會議上(等於我們現在的業務會議或店務會議，每星期開一次)，大家對這個問題加以討論，結果決定辦。接著大家即在會議席上想一個好的報名，你提一個，他提一個，經過相當的討論後，終於採用了楊衛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兩個字。主筆呢？原來應該由編輯股主任擔任，但因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國學成回國的王志莘先生擔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隻大洋，其餘的文章由職教社同人幫忙，發行的事情由當時還在職教社做練習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

「生活」兩個字是由黃先生一揮而就的，也就是現在數十萬讀者所面熟的寫得強勁的典型的「生活」兩個字。最有趣的是後來辦《生活日報》，請黃先生在日報兩字之上，另寫兩個同樣的字，他寫來寫去不像，還是靠有藝術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樣仿著寫出。

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便這樣在距今十四年前簡簡單單地呱呱墮地了。

空手起家的《生活》周刊

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說是空手起家的。這當然不是說毫無憑藉，無中生有，例如創辦的時候，雖只有主筆王志莘先生有數十元的薪水，其餘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幫忙，但是我們都是中華職教社的職員，所以也可以說《生活》周刊是揩著職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並沒有一定的資金開頭，卻是事實，所以說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嘗完全沒有理由。

王志莘先生在美國學的是銀行學，所以他主編了一年，就脫離去做銀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編輯股主任的名義，所以他走了之後，這副擔子就拋在我的肩上。這個「棄兒」在第一年中並看不出它有什麼大的前途，因為職業教育和職業指導在有些人看來似乎並不怎樣一般化民眾化，訂戶當然說不到，報販也不起勁。有一次遇著運動場開運動會，由一位茶博士帶了一大堆立在門口分送，——在當時是不敢想到賣得出的。印的數量雖有一千餘份，最大部都只是分贈給職教社的社員。誰想得到在中國文化界受到千百萬讀者歡迎的「生活書店」，它是在這樣慘淡的情景中生長起來的！

我應該老實說，我自己在當時也沒有看出這個「棄兒」有什麼遠大的前程，只是因為它是一個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憐的「棄兒」，我義不容辭地把它收容下來！可是我既把它收容了下來，卻也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將要告訴諸位它是怎樣生活起來的。

《生活》周刊

光桿編輯《生活》周刊

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編輯只配做光桿編輯，是一種很合於邏輯的現象。職教社的幾位先生，原來是可以幫忙寫點文章的，但是因為他們各忙於原有的職務，所以慢慢地少起來，要向外徵文嗎？一文錢稿費沒有，刊物的銷路又很小，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結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長長短短的，庄的諧的，都由光桿編輯包辦，並不是他歡喜這樣做，卻是因為出於萬不得已。但是這光桿編輯不幹則已，既然幹了，卻不願消極，卻不願怨天尤人，存著不高興或拆爛污的心理。

他模仿了孫悟空先生搖身一變的把戲，取了十來個不同的筆名，每個筆名派它一個特殊的任務。例如一個叫因公，專做闡揚三民主義及中山先生遺教的文章，對「總理遺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務。有一個叫心水，他的任務是擺出道學的面孔，專做修養的文章。有一個叫落霞，他的任務是譯述世界名人傳記或軼事。有一個叫孤峰，有一個叫秋月，有一個叫……分任各種各類的短篇文字。

這樣一來，在光桿編輯主持下的這個「編輯部」，似乎人材濟濟，應有盡有！僅僅有了許多筆名是不會憑空生產出文章的，那時沒有聽到什麼「資料室」的名詞，補救的辦法是光桿編輯採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盤街和四川路一帶跑，在那一帶的中西書店裡東奔西竄，東翻西閱，利用現成的「資料室」，有些西文雜誌實在太貴，只得看後記個大概，請腦袋偏勞，有的也酌量買一點。奔回「編輯部」後，便怪頭怪腦地分配各位「編輯」的工作！

四毛錢一千字的特約撰述

上次所談的「光桿編輯部」，做文章絕對沒有稿費，那是不消說的。但是窮光蛋的野心卻不小，想到頗有敦聘特約撰述的必要，我們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約撰述是畢雲程先生。既是特約撰述，照理應該致送薄酬，藉表謝意，於是經過再三慎重的考慮，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費四毛錢！畢先生熱心之至，每次得到「靈感」，寫好一篇大作之後，就親自乘著黃包車送來，來往車費恐怕總是超出全篇稿費，可是他卻樂此不倦，一則因為他很敬重我們的苦中樂乾的精神，二則因為《生活》周刊的讀者群已在擴大，他的卓見有許多人看到。

可憐的「棄兒」已漸露頭角了，不到二年，銷數由二千餘份突增到二萬份以上，膽子越弄越大，不但有了國內的特約撰述，而且有了國外的特約的通訊，最初兩位是在日本的徐玉文女士，和在美國的李公朴先生。徐女士文筆順潔婉達，簡直可以一字不改，李先生寫得多而雜，但略經刪除潤飾，亦斐然可觀。他們兩位有個共同的優點，就是寫得非常的勤，源源不斷地來，同時光桿編輯和他們也經常有密切的通信，深深地感謝他們，熱烈地鼓勵他們。當時國外的通訊稿費是每千字大洋一隻，這也算薄得可以了，可是在「光桿編輯部」已是出了滿身大汗，不能想像有再高的酬謝了！

越弄越有勁兒，不但由國內四毛錢的特約撰述，發展到國外一隻洋的特約通訊，而且還有漫畫！由徐伯昕先生筆名吟秋的「免費」漫畫到倪鏝賢先生五毛錢的特約漫畫，可算是應有盡有了！

1933年7月韜奮出國時與畢雲程等合影（左起：畢雲程、鄒恩泳、韜奮）

光桿編輯兼光桿書記

《生活》周刊漸漸「繁榮」之後，最感覺得顯著的象徵是讀者來信也漸漸地增多。當時，「生活周刊社」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一個附屬機關，總的責任在名義上皆由職教社的副主任楊衛玉先生擔負，但是因為他原有的事情已經夠忙，所以所謂「生活周刊社」的內部事情，在實際上最初就只是兩個半的同事干著。除光桿編輯算一個外，還有一個是徐伯昕先生，還有半個是孫夢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時間還兼任職教社的事情)。讀者的信件多了，光桿編輯不得不兼任光桿書記，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複信，自己謄寫複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樂得不亦樂乎。

因為做編輯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看讀者的來信，盡自己的心力，替讀者解決或商討種種問題。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當然，光桿編輯不是萬能，遇有必要的時候，還須代為請教專家，拿筆之外，還須跑腿，講到讀者來信的內容，真是形形色色，無所不有，有的因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細問那一個產科醫生好，這還容易效勞；有的因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負不起那樣大的法律上的責任了。有一次我寫了三千餘字的一封複信，說服了一個做未婚夫而萬端多疑的青年，終於玉成了他們一對快樂的小夫妻，他們于欣慰之餘寫信來說要把《生活》周刊作為他們快樂家庭的永遠讀物。

有許多事，編輯當然有嚴守秘密的責任。這種對讀者的盡心竭智的服務是「生活精神」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生活書店最重要的基礎。此時只是萌芽，至於後來怎樣擴大起來，且聽下回分解。

生活與服務

服務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說是「生活書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時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現是盡心竭力答覆廣大讀者的來信，當時我們答覆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一點不肯馬虎，鞠躬盡瘁，寫而後已！最盛的時候，有四位同事專門擔任拆信與抄信的事情。讀者和我們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們商量，在海外的僑胞和在內地的同胞，還時常寄錢來托我們買東西，買鞋子，買衣料，都在「義不容辭」之列，這當然需要跑腿，選擇，包寄，買得不十分對還要包換：麻煩雖是麻煩，但是寥寥幾個同事卻沒有絲毫煩躁或不高興的意識，簡直跑得愉快，麻煩得愉快！

他們為什麼不信託別人而卻那樣信託我們呢？這是本刊在讀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所代買的東西之中，書報占最大部分，其初我們只是由同事兼帶照料，後來愈來愈多，兼帶不了，於是才於民國十九年設立「書報代辦部」，對讀者還是純盡義務，不過與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發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該部一部分的開銷。最初主持書報代辦部的是嚴長衍同事。這「書報代辦部」是附屬於「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書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產生完全是「服務」做它的產婦，服務成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這不是憑著口說說的，是的確有著它的可寶貴的歷史。

「生活書店」的發達，當然有許多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但是服務精神，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在千百萬讀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種子，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所應永遠記取，發揚光大的。

《生活》周刊的發展

竭忠盡智的服務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萌芽，在上次已經談到。這種服務是隨著《生活》周刊的發展而發展的。但在繼續敘述這種服務的發展情形以前，不得不迴轉來先談談《生活》周刊的發展。

《生活》周刊是創辦於民國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辦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只是一單張，慢慢兒擴展到一張半，至十八年五捲起，才擴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個新紀元，在這新紀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間可另成一個時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間從二千餘份增加到四萬餘份，它的聲譽，一天天隆盛起來，讀者群一天天廣大起來。在上海辦報，一般的說來，在報紙本身是要賺錢的，全靠廣告來彌補。我們的這個小小周刊幸虧非常節省，勉強支持，但是要發展卻非另有籌款辦法不可，職教社籌措教育經費已經感到焦頭爛額，絕對沒有餘力顧到，唯一辦法只有「自力更生」！

由一張加到一張半，不是一想就辦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充實內容，推廣銷路，一方面努力拉廣告，經了好久時間，才把這個願望實現。要由一張半加到本子格式，不但要增加篇幅，而且還要加上訂工，是個更大的難關，更不是一想就辦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更充實內容，更推廣銷路，一方面更努力拉廣告，又經了好久時間，才把這個願望實現。此中甘苦，饒有趣味，趣味何在，請看下回。

第一批同事的增加

《生活》周刊自民國十八年的第五捲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單張的(由一張加到一張半)，我把這單張時期稱為《生活》周刊的第一個時期。自十五年至十七年，這一年間是由二個半人勉力辦著，到十七年的十月，黃寶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

黃女士的加入可說是頗為偶然的，因為我向來辦事業，策勵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親戚，黃女士與我有內親的關係，原來是不會加入的。但是當時本社還是由職教社副主任楊衛玉先生主持，用人之權是屬於他的，所以是由他請進來的，我事前並未參與。那時經濟當然非常困難，她算是起碼職員，每月大洋十八元，膳宿自備。當年十一月，第二位加入的是一位十三四歲的矮胖胖怪結實的小弟弟，名叫陳鳳芳，就是現在得力幹部之一的陳其襄同事。他的來源頗有趣。《生活》周刊隨處都遇著好朋友，他的叔父做郵差，常常為我們送遞郵信，是我們的讀者，也成了我們的朋友。他說有個侄子很好，約來一見，大家贊成，成了本店練習生的開山鼻祖！

這時，原來的半個人也成為一個人，我們一共有了五位同事。擁擠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四二號的一個過街樓上一個小房間里，擠擠(不是濟濟)一堂，怪熱鬧似的。除五位同事外，還有二個社工，是職教社的社工兼做幫幫忙的。

當時還有一位朋友非常熱心幫助我們，現在也是我們的得力幹部之一，那就是當時尚在交通印刷所中任事的陳錫麟，就是現在的陳雪嶺同事。當時因為《生活》周刊的銷數很大，我們是交通印刷所的一個主要的主顧。雪嶺當時還是一個小弟弟，對我們的事業非常熱誠，我對排樣及校對非常疙瘩，一不對就要親往印刷所辦交涉，他對我們的事情非常熱心招呼，誠懇可感，我心裡已把他當為我們自己的一位同事看。

怎樣擴充起來

我上次同諸位談及《生活》周刊第一個時期中(自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第一批同事的增加。第二個時期是自民國十八年由單張擴充到本子的時候。《生活》周刊改為本子之後，內容更充實，銷數突增至八萬份，隨即增至十二萬份，後來竟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雜誌界開一新紀元，所以就本店的事業說，可以算是劃一新時代。

擴充要有錢，也就是現在大家所常談起的所謂資金。可是當時我們兩手空空，怎樣擴充起來呢？許多讀者寫信來要求改成本子，我們向來是非常重視讀者意見的，我和伯昕先生下決心改成本子，但是錢這東西卻不是可由我們下一決心就能到手的。伯昕先生常常在算盤上打來打去，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我們的「決議」是只有自己設法的一條路走(當時「自力更生」這個名詞還未時髦)。一面推廣銷路，一面設法大拉廣告。

伯昕先生每天夾著一個黑色皮包，裡面藏著不少宣傳的印刷品(這都是他一手包辦的)，他不但有十二萬分的熱誠，而且還有一副藝術家的本領，把宣傳材料做得怪美麗，怪動人，東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著「蘇張之舌」，盡遊說慫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負苦心人」，廣告居然一天多一天。我們看到沒有一家報上不登「韋廉氏醫生」的紅色補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補品東西，我們也轉著它的念頭，想向他們拉一個廣告來「補」一下！這是洋人辦的賣葯公司，因為我懂得幾句洋話，於是由我出馬，跑到江西路那家「洋行」里去闖它一下。事情雖然成功，經過卻頗費周折，詳情如何，又要請諸位且聽下回分解。

拉洋廣告

我上次答應諸位，要繼續談一談拉洋廣告的事情。諸位如有人看過拙著《經歷》，也許記得申報經理張竹平先生在我剛從學校出來之後，很有意要把我練成一個英文廣告員，也就是要去拉英文廣告，因此他曾經把一些訣竅告訴了我。第一是要不怕難為情，第二是要不怕麻煩，第三……甚至說拉廣告時要有不怕被人趕出來的決心！我這次出馬往韋廉氏去替《生活》周刊拉廣告，雖未準備被人趕出來還賴在那裡，但卻預先存有不怕難為情，不怕麻煩的態度去。

該行的總經理聽我嚕嚕囌蘇說明了一大頓後，他叫一個中國買辦來問一下，你想他說什麼，我暗中真想打他一個耳光，他說這個報銷路雖好，但是一個小報(洋話叫做蚊蟲報)！他這樣拖一句，幾乎破壞了我的好事。他滾出之後，我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這位洋經理說回來，由他介紹一位洋人經理接下去談具體條件。商人講價錢是要不怕麻煩的，我因為得到他們總經理的允登，更大膽地和他們這位洋經理作膠著戰，首尾去了二小時，居然把洋合同訂好！每期登全頁四分之一的「大」廣告！

我走出這家洋行的時候，正落著傾盆大雨，大得異乎尋常，但是我邊走邊對自己發笑：拉到了大廣告，真不在乎什麼大雨！我出了大門，跨上了一輛黃包車，不料那輛黃包車的篷布破爛不堪，淋得我滿身透濕，從頭髮淋漓盡致到腳底，可是我跳進我們那個小小過街樓時，笑嘻嘻地告訴徐先生說：「洋廣告拉到了！」

大拉廣告與自力更生

我上次談起拉洋廣告的事情，雖是在胚胎中的本店的艱苦奮鬥史中的一個小小的插話，不過這只是偶然的一件事，真正為我們大拉廣告的還是伯昕先生。現在有些外人不明白本店歷史的——尤其是奮鬥史——，往往把尋常的商店必須相當資金才開起來的事實，來對我們作不合理的懷疑，其實我們的發展的確是靠我們的「自力更生」，這當然是靠全體同人的努力，但在篳路藍縷，基礎更為薄弱的時期，伯昕先生聚精會神，為本店努力開源的艱辛，實在值得我們永久的敬念。

他當時替薄薄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廣告，每期所登在五六十家以上，而且像煞有介事，限制非常的嚴，略有跡近妨礙道德的廣告不登，略有跡近招搖的廣告不登，花柳病葯的廣告不登，跡近滑頭醫生的廣告不登，有國貨代用品的外國貨廣告不登，這樣不登，那樣不登，但是一方面由於銷數的增加，一方面由於伯昕先生的手段高明，廣告仍然大大地發達起來，引起上海整個廣告界的震驚。

在上海報界做廣告業務的，往往最初替報館工作，等到發達，總是宣告獨立自辦廣告公司，大發其財。我曾在上海幾家報館裡做過事，親見有幾個廣告界「大亨」，都是這樣出身，因為廣告的「康蜜花」實在是再「甜蜜」不過了，而且廣告界做生意，往往講交情(即對拉廣告者)，不注重機關，這也是給個人發財的一個鼓勵，所以廣告做熟了，做得發財了，總是要撇開公家而走上個人藉此發財的道路。但是伯昕先生始終沒有絲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終涓滴歸公，使本店在奠定最初的基礎上得到一個有力的臂助，這在本店的功績，是永遠不朽的。大拉廣告的妙用還不止此，請待下次補充。

廣告的廣大聯繫

拉廣告似乎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其效用似乎也很簡單，多拉幾家廣告，好像只是替本店胚胎時期多收入幾個錢就完了。其實不然，因為伯昕先生的作風，即在拉廣告之中，也替本店廣結善緣，替本店創造了無量的同情和友誼！

他完全用服務的精神，為登廣告的人家設計，我從前已經說過，他是具有相當的藝術修養的，獨出心裁替登廣告的人家作義務設計，做得人家看了心滿意足，欽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們的刊物上，而且在別處的廣告(登在各日報上的廣告)也用著同樣的底稿，每次總是迫切地期待著我們的設計。因此我們的廣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結交一位朋友，他們對於我們的服務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繼續不斷地登著長期的廣告，遇著要出特號，需要增加廣告的時候，只要伯昕先生夾著一個大皮包，在各處巡迴奔跑一番，便「滿載而歸」。

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經濟基礎是異常薄弱的，要請一位同事設計廣告，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事情，幸虧有了多才多藝的伯昕先生，簡直「出將入相」，出門可以到處奔走拉廣告，入門可以坐下來製圖繪畫，替各種各類的商家貨物寫有聲有色的說明！他如果只為著自己個人打算，撇開我們這個艱苦的崗位去替自己開個廣告公司，至少他是一個小小的財主了，但是他的滿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經濟基礎上面去；為了集體的文化事業，忘記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但是我們如果放大眼光，為國家民族的文化著想，為一個文化機關培植基礎，比個人成功一個財主，兩相比較，其貢獻於社會乃至人類孰大，卻無須我們解釋而已可瞭然的。

賺錢幹什麼？

要把單張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錢；要開展事業，要有錢；要增加同事以分任過忙的工作，也要錢，所以我們天天想賺錢，大拉廣告也是賺錢之一道。

賺錢幹什麼？全是為著事業。我當時和伯昕先生憨頭憨腦地立下一個心愿，就是把所有賺來的錢，統統用到事業上面去。屢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個錢的價格不加。刊物內容要有精彩，稿費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錢一千字的稿費，後來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較多的是海外寄來的通訊，因為洋麵包特別貴，非重費難得好稿。)

在當時，全國刊物中所送稿費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這種種開銷的錢從那裡來的呢？都是我們從營業上賺來的。我們拚命賺錢，拚命用錢，但是賺錢卻堅守著合理正當的途徑，決不賺「不義之財」，例如拉廣告是賺錢之一道，但是登廣告的條件卻非常嚴格，(這在以前已說及)不肯為著老孔(指孔方兄，勿誤會！)而有絲毫的遷就。用錢也不是浪費用，卻是很認真地用到事業上面去。

說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對中華職教社的幾位前輩先生——黃江楊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禮，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還未獨立以前，還是附屬於職教社的；當時雖已會計獨立，但在事實上還是歸職教社管理的。職教社是靠捐款辦職業教育的，經濟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可是他們重視這一部分的事業，從來沒有把我們所賺的錢移作別用，卻聽任我們把所賺的錢完全用到本身事業上去。

第二批的老同事

我曾經說過，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間，可以說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個時期，到民國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單張改成單本的時候起，可以說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個時期的開始，因為從那時起，《生活》周刊的銷數突增至每期十二萬份以上，一切都隨著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民國十九年附設了一個「書報代辦部」，嚴長衍同事就是專被請來主持這件事的，因為這方面業務逐漸擴大，人手太不夠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說起非添一個同事不可，他在跑廣告及在外面與同業接洽業務的時候，就時常留意相當的人材，不久便把嚴長衍請來了，他對於書業是富有經驗的，我們得到這樣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歡天喜地。

到了民國二十年，寒松同事也來參加我們的事業了。現在大家喜稱他為「老艾」，「老艾」和我們的事業發生關係的緣起，追想起來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們的一位熱心讀者，他在復旦大學剛畢業的時候，以讀者的姿態寫一封長信給我：討論當時所感到的關於青年和國事的問題。我看了覺得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趕緊復一封信寄到復旦大學去請他面談，可是被郵局退回，說並無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劇，署的不是真名卻是何某某(後兩字我記不起來了)，我當時以為真名，遇著復旦大學來的朋友就探問何某某，都說不知道。我雖常常想起他，但以為他已不在人間！

我後來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刪改之後，並略加附語，登在《生活》周刊上。據他後來告訴我說，他有一天在馬路上和幾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報攤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飛跑地來看我。看後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談。

請不起三十元一月的總務主任

我在上次談起寒松是於民國二十年加入我們這一群的。但是這件事卻不很簡單，《生活》周刊在民國十八年由單張改成單本之後，雖已踏上了更向前發展的第二個時期，羽毛似乎較前略豐了，但是仍然是很窘苦的。我們當時雖很想正式請老艾加入，可是經濟力量不夠，還是力不從心。這並不是因為老艾在物質上提出了什麼高的要求，一點沒有，因為他是完全以熱烈的同情心來想加入共同努力的。他當時也只需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費就夠了，可是說來慚愧，我們再三考慮，依據當時「總的經濟」，還是無法決定。

於無辦法之中想出一個辦法，我和他商定每期由他替《生活》周刊寫一篇關於青年修養的文章，把稿費湊成三十元左右，同時在辦公室里加一張辦公桌，請他來辦公！這似乎太難為了他，但是他並不計較，很誠懇地替我們努力。他原號滌塵，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個筆名，我就隨意代取寒松兩個字，這就是寒松之由來。他又很虛心，有時我覺得他的文章需要重寫，他就重寫，三寫他就三寫！以這樣菲薄的待遇，在工作上又這樣苛求，而老艾總是誠誠懇懇地幫助我們，這真不愧是一顆「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的「寒松」了！

我們當時本想請他擔任在我們算是破天荒的總務主任(以前沒有)，但是月送三十隻大洋，還要以稿費補充，還要說什麼主任不主任，實在說不出口，所以並沒有對他說出什麼名義，他也不知道什麼名義，只是熱心幫我們工作就是了。我還記得我們寥寥幾個人擠在一個小小房間里開什麼「業務會議」，圍坐在一個極小圓桌的周圍，真做到了「促膝」的程度，在這裡面你也可以看到兩目炯炯光著頭的老艾，一腔熱誠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著重音的話語里表現出來。

…………

長足的發展

我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間出國，但是本店在我出國後，由於諸位同事的努力，在我出國後的第二年間，不但不衰落，而且有著長足的發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撐，勞怨不辭；諸同事的同心協力，積極工作，愈之先生的熱心贊助，策劃周詳，以及雲程仲實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為本店發展史上造成最燦爛的一頁。

試舉其犖犖大端： (一) 雜誌種類大增，有《文學》，《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太白》，《譯文》，《生活教育》等等，都是風行一時，萬人爭誦，雜誌訂戶亦隨著突飛猛進。(二) 本版書大增加，我們最初是以經售外版書為大宗，這時自己也有了編印本版書的計劃。(三) 郵購戶大增。(四) 創製全國出版物聯合廣告，首創十大銀行免費匯款，以便讀者訂購書報。(五) 同事人數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六) 租賃四馬路店址，並在該屋三樓之上自建四樓。

《生活》周刊雖因文字獲罪而停辦，但由杜重遠先生接下去創辦《新生》周刊，由寒松先生相助，內容精彩，風行海內外，成為一支銳不可當的生力軍。中間雖因文字觸怒了日本強盜，不幸夭折，但是由此更暴露了日寇對中國的橫蠻，引起了全中國的愛國同胞的憤慨，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國人士的正義感，實為我國後來神聖抗戰奠下了一塊基石。

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八月間回國，我下船後第一件事是眼眶裡含著熱淚奔往獄裡去慰問杜先生，隨後跑到四馬路本店裡，和每一位同事親切的握手，出國時只有十幾位同事，回國時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握手就握了不少時候！我在那短短的半天里，真是悲喜交集！

1937年在獄中閱讀寫作的韜奮

驚風駭浪中邁進

我回國後，又請到文壇大將金仲華先生加入本店，是本店的一大幸事。但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暴行，已日逼日緊，全國的愛國怒潮正在日趨澎湃之中。這是當時整個中國的危殆局勢，但是在本店的小範圍內也有一件萬分焦慮的事，就是伯昕先生因勞苦過度，肺病甚危，我奔到他家裡去看他的時候，他已不能行動，上氣不接下氣的激烈地喘著，那真是不得了！

他在這樣危殆的情況中，還念念不忘店事，還不肯拋棄一切去養病。我極力勸他暫時往莫干山靜養，他堅持不肯。我想除了強制執行外，沒有其他辦法，特請張銘寶先生(雪嶺同事的老兄，原在交通印製所任事，此時在兩路局任事，也是本店的一位熱心老友)代為布置一切，第二日把伯昕先生「押解」上山！強迫養到年底，他居然完全恢復了健康。這個小波瀾總算安穩渡過了。

但是大波瀾卻在繼續增高中。為著推進救國運動，在這時期，我們辦了每期銷數量多時達二十萬份的《大眾生活》，承辦了促成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生活日報》。二十六年「八一三」神聖抗戰爆發，本店為著努力抗戰文化起見，許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內地各重要據點去工作。我們因限於資金，各位同事只是以數百元作為一個新據點的開辦費，號稱經理，實同士兵，在沒有旅館可住的地方，初到時往往即在碼頭上露宿一宵！有一次有位「經理」因船擠被擠下水，幸而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