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山西之恐怖，讓世界為之震驚

毓賢，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極端排外人士。在他任山東知府的時候，以善治盜聞名，3個月殺掉2000多人。其任職期間，不分良莠，一以誅戮為事，殘酷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頗得上司賞識。毓賢在曹州任知府4年，在官場上的的外號為「屠戶」，對民眾採用大批逮捕、濫用酷刑和大批屠殺的恐怖手段進行統治。

1899年，毓賢升任山東巡撫。他讓義和拳成了合法組織義和團，並授「毓」字旗。毓賢縱容拳民燒教堂、殺教士。教士求保護，毓賢下令置之不理。毓賢因為血腥鎮壓曹州人民，官也愈升愈大。毓賢在京向端王載漪、庄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等力薦拳民可用，獲准面見慈禧太后，1900年被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任山西巡撫時，毓賢排外更加激烈，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及屠殺教民，對拳民首領款若上賓，甚至發布告示，表示「支持」義和團打擊帝國主義勢力。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被指為排外仇教的「罪首」，革職充軍新疆。1901年，在蘭州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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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素為歐美傳教士重要的活動區域之一。根據比較可信的記載，義大利天主教傳教士早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就進入山西傳教以及做慈善事業；明朝末年，比利時天主教傳教士來到太原。至清末，太原地區已有六十多座教堂，這些教會組織還在那裡創辦不少修道院、孤兒院、教會學校、教會醫院以及教會公墓等。實事求是地說，西方傳教士在那裡數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為當地民眾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張之洞任山西巡撫期間，專門成立有教案局，負責處理教會有關事務，所以山西地區的民教關係素來比較融洽。即便山東等地的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山西境內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這除了中國地方政府處理得當外，也與傳教士的教養、工作態度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山西的傳教士，與其母國政府有很多的聯繫，他們熱衷於為自己的祖國服務，並恪守替上帝傳播福音的原初信仰，對中國教民的約束也比較嚴格。他們在賑災、慈善、教育等方面的良好形象贏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處，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衝突。

歐美公使反對將毓賢任命到山西，是為了保護傳教士的安全；而清政府執意要將毓賢任命到山西，或許就是要讓他到那裡煽風點火，啟發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推動義和團運動的發展。

應該承認，毓賢對列強和義和團的認識雖然愚昧，然而，毓賢也算得上表裡如一的人物。他是李秉衡的親信，也是一個堅定的排外主義者。毓賢接替李秉衡出任山西巡撫，其政策也是支持義和團反抗列強，是當時有名的強硬派骨幹，是典型的「鷹派人物」。

當義和團豎起「保清滅洋」的旗幟後，毓賢覺得甚合己意，於是賜名「義和團」。說起來，我們今天將「義和團」作為褒義詞使用，將「義和團」作為統治者對義和團的誣稱，實際上是在延續毓賢的說法。

當局勢尚不明朗的時候，毓賢所代表的強硬派在朝野內外也有相當的市場，不承認這一點也不是歷史主義。被免職的毓賢在京城不僅沒有灰溜溜的感覺，反而像英雄凱旋一般受到朝廷的禮遇厚待，慈禧太后公開接見並賜字。

列強對清政府的態度不能說不知道，不過如何安置毓賢實在是中國政府的內部事務，不便過於干涉。美國公使康格希望清政府以大局為重，不要將毓賢放到那些有可能觸及中外關係的敏感位置上。

因此，毓賢任職本身就帶有示威的意思。當他1900年3月前往太原任職時，隨扈親兵十幾人差不多都是義和團中的人物，而毓賢也自稱為「義和團統領」。

強烈的復仇意識和極端仇外的心理，使毓賢對傳教士一再請求保護的呼聲置之不理，反而公開聲稱殺洋滅教，招募大量義和團民眾成團，命手下製造鋼刀數百把，分發給義和團拳童，勉勵他們練習拳腳，多殺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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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在毓賢的默許和支持下，大批義和團民眾進入太原，公開在衙門前設壇練拳。27日，毓賢以山西巡撫身份在衙門接見義和團首領，款若上賓，鼓勵他們與列強為敵，將傳教士和中國教民視為最危險的敵人。

在毓賢的支持下，義和團運動在三晉大地迅猛爆發，蓬勃發展，很快綿延至全省。省府太原東夾巷教堂、大北門教堂及一些教會醫院、教會學校先後被焚燒。

當省城某教堂被焚時，一個英國傳教士從中逃出，哭號於眾人面前說：「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萬銀兩，救活數千人，難道這還不夠換條性命嗎？」最後還是被殺。有一位英國婦女攜帶嬰兒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這裡行醫治病有幾年時間了，被我救活的有數百人，今請饒了我母子性命吧。」話沒說完，就被那些義和團民眾推入火中，這個英國女醫生奮身逃出，仍被推入，與其子一同被活活燒死。

毓賢面對此情此景，不是組織力量去保護，當部屬請示派員前往施救時，竟然嚴令駁回。這不是一般的失職，而是有悖人類道德的底線。更令人髮指的是，毓賢反而孩童似的跑到高處隔岸觀火，興奮處甚至拈著鬍鬚念叨「天意啊天意」，其心理之陰暗簡直到了一種變態程度。

端王載漪出任首席大臣後，發布誅殺各地洋人的密令，南方諸省督撫大都以「偽詔」為由拒絕，有的省如陝西甚至刻意派兵護送洋人到安全地方避難。在全國數十省份督撫中，大概只有毓賢堅決執行了這個命令。

這實在是愚昧之至，他自己也很清楚後果。他在決定這樣做的時候，身穿朝服鄭重拜別自己八十多歲的白髮老母，含淚表示自己為了國家，將不能再顧及家庭。

而且更惡劣的是，如果不是毓賢以保護安全為借口，假意邀請在太原的新教及天主教傳教士前往巡撫衙門避難，也不至於造成那麼嚴重的流血慘案。

當這些傳教士及其眷屬抵達巡撫衙門時，衙門武裝人員突然將他們囚禁起來。6月28日，毓賢發布誅殺洋人的告示。第二天又發布命令，要求所有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叛教，肆意羞辱傳教士特別是那些教女。毓賢聲稱，如果不接受他的命令，那麼他們的生命財產便不可能獲得保護。隨後，毓賢把法國天主堂教女二百餘人驅趕到桑棉局，強迫這些人背教。教女不從，毓賢就下令斬殺為首二人，以盆裝血，令諸教女遍飲，有十六人爭飲喝完。毓賢大怒，下令將這十六人弔死，再次強迫其他人背教，那些教女還是不從，且求死益堅。在此前後，山西因為不肯背教而被殺的有數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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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全省傳教士7月5日被集中關押在太原太平倉鐵路工局一室之中。幾天後，又將這些人悉數驅入巡撫衙門關押，肆意羞辱，迫使他們叛教。

7月9日，毓賢看到這樣並不能使傳教士屈服，於是將他們集中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圍觀中，毓賢向這些被圍困的傳教士發表講話，強烈譴責歐洲傳教士過去若干年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對中國兒童犯下的罪行。

毓賢的講話遭到傳教士的反對，惱羞成怒的毓賢親手殺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順便說一句，艾士傑和同樣遇難的副主教富格辣，都在山西傳教數十年，深受當地居民的愛戴，他們後來都被羅馬教廷冊封為「真福品」。

已喪失人性的毓賢下令大開殺戒，當場將五人斬首，這五個人均為天主教教士，其中有兩人為主教。其他的人被帶至接見廳的庭院里，在那裡被斬首。由於這些傳教士都穿著中國衣服，士兵們無法識別新教教徒與天主教徒，於是所有的婦女、兒童都被殺死。所有的人都死得很勇敢，激起了中國士兵們的讚歎。有些士兵為了要看看歐洲人的心臟，暗中把幾個被害人的胸膛剖開了。屍體被扔到城外，被野狗吃掉，極其殘酷。後來，倖存的教徒偷偷設法掩埋了一些屍體。相傳中國方面有大約五百名士兵參與了這次謀殺。

毓賢的殘忍在山西開了危險的先例，山西中部靈石縣城，義和團奉毓賢之命散發傳單、設壇拜神、殺戮教民。7月14日，有兩名太原府的基督教徒因為拒絕背教而被殺死。孤兒院的婦女和兒童沒有被殺，以便給予他們時間消除所受基督教的毒害。山西南部的歐洲人已經受到迫害。7月31日，在陝西汾州府東面大約五十英里的大口，有六名美國人被殺。8月15日，有三名男子、四名婦女和三名兒童在衛隊的護送下離開汾州府，然而在他們走出大約十英里遠的地方，便被槍殺。

山西全省瀰漫著空前的恐怖氣氛，前後共殺死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一萬多人，其中天主教方濟各會的義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12名，英國浸信會傳教士34名，包括幼童11名。山西是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另外，焚毀教堂、醫院225所，民房兩萬餘間。山西事後為此付出的撫恤金和喪葬費等賠款計四百餘萬兩白銀，並停止山西人士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若干年。

在山西境內發生那麼多可怕的事件，當然都是毓賢的責任。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告訴英國政府：「山西巡撫毓賢是一個具有激烈排外情緒的官員。這麼多傳教士在山西被殺的責任，應由他承擔。我們不能夠期望得到他的幫助，如果沒有外援，便沒有機會找回那些失蹤的傳教士。」後來由於陝西巡撫的合作，才在山西境內成功地營救了一批傳教士。

毓賢的暴行激起了列強的強烈抗議，但鑒於當時的形勢，列強無力前往太原解救那些傳教士。不過，當京津地區形勢稍微穩定後，特別是當瓦德西來華就任聯軍統帥後，各國立即開始了對毓賢及其他一些敵視外國傳教士的清政府官員的追究。特別是當慈禧太后一行逃離北京後的首選目標恰恰又是毓賢所在的太原府，這樣聯軍方面在穩定了後方基地及援助線的同時有意識地擴大了戰爭。

——摘自馬勇《晚清四書》之《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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