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何會走向一夫一妻制？為什麼為什麼呢

進化論是迄今為止最具解釋力的理論。進化論的核心思想是適應與自然選擇。適應性好，指的是個體生存和繁衍能力好，說到根本還是後者。唯其後代多，父母的品性才能被繼承，於是有助於繁衍的品性將成為該物種的特徵。而高級、進步觀、線性進化，已被威廉斯和古爾德證明與「適應」不符，不是達爾文的思想。（威廉斯，1962；古爾德，1996）若接受上述，便不會為這一U字形現象困惑：一夫一妻制是鳥類，卻非哺乳類的主流婚配方式，至哺乳類的一個分支靈長目中又有回升。反激進主義的政治家說，能抓耗子才是好貓；與之對偶的進化論思想便是：仔多方為好動物。而獲取多仔的策略，取決於特定的身體結構恰當地與某種婚配方式結合。文明世界中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教條在生物法則前是沒有存身之地的。在偶然的變異中，一些新生的、微妙的體征會出現，若其有助於存活和繁衍，便會在物種中流行，並有可能漸次改變婚配方式。

「祖克曼（Solly Zuckerman）宣稱，所有靈長類動物的唯一共性就是月經周期」，哈拉威引用此言後說：「只有以此為基礎，我們才能對人類和非人類的生活方式進行有效的比較。」（1991，29）筆者認為，與其說是「生活方式」，毋寧說是「婚配方式」。而後者可以深刻地影響前者則是不待言的。

多數哺乳類動物有發情期，每年一兩次，它們的交配活動都在發情期實現。靈長目動物與同屬於哺乳綱中的多數動物不同，在於排卵期不是每年一兩個時段，而是大約每月一次，即所謂月經。而靈長目動物中又有差異，就是有些排卵期有徵兆，有些無徵兆。有徵兆者的屁股變得鮮紅，維持10天、半月不等；雄性見此性慾大發。此期過後，基本無交配活動，不排卵干它作甚。瑞典生物學家西倫–圖爾伯格（Birgitta Sillen-tullberg）和默勒（Anders Moller）正是從靈長目動物月經徵兆的差異中，透視其與婚配方式的關聯。

西倫–圖爾伯格首先「悉數列出所有（共68種）高等靈長類動物」（戴蒙德，1997，55）的排卵期徵兆情況和它們的婚配方式。從措辭看，筆者認為，這68種囊括了他們能找到的全部靈長目動物。種數較低的首要原因可能是日後分類更細，第二原因是日後又發現了一些靈長目物種。如此看，即便這68種不是全部靈長目動物，也頗具代表性，並很可能包括了其中的多數種類。在這68種中，排卵期無徵兆的32種，包括人類、猩猩、黑長尾猴；輕微徵兆的有18種，包括大猩猩；明顯徵兆的有18種，包括黑猩猩。婚配方式的分布是：一夫一妻制11種，包括人類的多數和長臂猿；多偶制23種，包括大猩猩；亂交的34種，包括黑猩猩。接下來他們分析排卵期有無徵兆同婚配方式的相關性。發現兩個單向度的相關：一夫一妻制的靈長目動物共11種，其中10種排卵期無徵兆；排卵期有明顯徵兆的共18種，其中14種採取亂交的方式。以上相關只是單向度的，因為無徵兆的靈長目動物共32種，多數不是一夫一妻制；亂交的共34種，內中無徵兆和輕微徵兆的共20種，多於14種有明顯徵兆的。這兩個單向度的相關似乎說明：亂交的靈長目動物中容納了三種月經特徵，但有徵兆的幾乎都是亂交；無徵兆未必走上一夫一妻制，但走上一夫一妻制幾乎非無徵兆莫屬。（戴蒙德，1997：55—56）參閱筆者根據上書提供的並不完備的數字製作的表格：

他們接下來做的是進化樹的分析。筆者不清楚他們的根據是什麼，他們認為猴和猿類的共同祖先是亂交的，且排卵期有輕微徵兆。這是人類的遠期祖先。人類和黑猩猩、大猩猩享有98%的相同基因，我們在900萬年前有著的共同祖先，那是還找不到化石的「失落的一環」。他們還告訴我們，三者的祖先採取多偶制，排卵期也有輕微徵兆。從三者的共同祖先演化出特徵和行為各異的三種動物：有輕微徵兆和多偶制婚配的大猩猩，有明顯徵兆和亂交的黑猩猩，排卵期無徵兆和以一夫一妻製為主體的人類。就是說，大猩猩繼承了三者共同祖先的行狀，黑猩猩和人類發生了變異。狒狒和黑猩猩進化的樹杈在3000萬年前就分離了，它們是從不同的路徑背離「輕微徵兆」的遠祖走向「明顯徵兆」的。走向無徵兆的32種動物也是循著不同路徑。就交配方式而言，黑猩猩的進化軌跡是：從遠祖的亂交，到近祖的多偶制，到自身的亂交。概言之，在排卵期徵兆和婚配方式兩個項目上，今日存活的各種靈長目動物的進化軌跡是不同的，可能是A—B—C，可能是A—B—A，也可能是A—B—B，還有其他。

生存於40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的化石所呈現出的較小的二態性證明，此時人類的婚配方式已經是一夫一妻制。就是說，從900萬年前至400萬年前是人類從多偶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過渡期。人類早期的婚配方式是多偶制，以後是一夫一妻制，沒有過亂交或曰群婚的經歷。

要討論一夫一妻制的由來，首先要說的是，這絕非必然，只是在演化的多個軌跡中有這樣一條路徑。

從哺乳類動物的發情期演化到靈長目的月經，無疑是一大變更：從短期的、集中的性關係變為分散到全年各月份中的性關係。以後上演的新曲目，雖仍有很大的偶然性，均離不開這一新平台。在靈長目走向一夫一妻制的歷程中，繼續發生的演化分為兩步：其一，從有徵兆到無徵兆。什麼因素導致了這一變化？西倫–圖爾伯格和默勒在其分析中接受了赫爾迪（Sarah Hrdy）的「多父理論」。這理論認為，當雌性排卵期有徵兆時，未同它發生過性關係的雄性在取代了曾壟斷雌性的首領時，容易殺戮它的幼崽。夭折的大猩猩幼崽中至少有三成是因此被殺戮。這種殘酷性情在適應性上有優勢，即終止了雌性哺乳後，會刺激它較快恢復排卵、為新配偶懷孕。而雌性的無徵兆，令其主要配偶難以防範它與其他雄性的私通；且與其私通過的雄性日後不會殺戮其幼崽，因為那幼崽可能是它的兒子，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情感讓它下意識地放棄暴力。以上是第一步，即無徵兆的由來。（戴蒙德，1997，52）如果說月經將雌性的性接納能力分散到全年，無徵兆將之擴展為恆久的性接納能力，無時不可進行。這一生存策略是有代價的。首先是對雌性，顯而易見的發情期可以吸引更多雄性的更多激情，從而增加受孕的機會。（肇嘉，2000，55）相比之下，無徵兆是消極和低效的。這代價同時也是對雄性和整個物種，因為無徵兆下的多數交配根本不可能懷孕，浪費精子，浪費雌雄雙方的精力和時間。（同上書，46—47）概言之，盲目交配多了，懷孕機會反而少了，但幼崽可免遭殺戮。自然選擇青睞無徵兆的品性，是因為收益大於支出。

無徵兆的收穫不限於此，它還開啟了另一種可能性。無徵兆不是必然走向一夫一妻制，但卻只有具備了這一品性才可能走向一夫一妻制。這便是邁向一夫一妻制的第二步。解釋其中原因的是亞歷山大（Richard Alexander）的「居家父親」的理論。（同上書，51）這很好理解，無徵兆導致雌性隨時可以交配並受孕，於是雄性要不斷和一雌性交配，並防止它被其他雄性染指，即無徵兆更容易拴住一個雄性。一雄一雌長久廝守，一夫一妻家庭呼之欲出。

但是32種無徵兆的靈長目動物中，為什麼只有11種走上一夫一妻制？它們曾經都是有徵兆且亂交或多偶的，雖變為無徵兆，若未遇契機或壓力，滯留在老的婚配方式中的可能是極大的，慣性的力量不可小視。筆者以為，狩獵很可能是人類邁向一夫一妻制的契機。狩獵依賴兩個條件：其一，合作，那不是消極地聽令，而是積極的、富有主動性和進取心的協作。其二，武器。武器助人類轉守為攻，使狩獵成為常規生存方式，而武器的作用向外也向內，向外打敗野獸，向內則弭平了成員間體能的差異。在人類的文明史中，武器是最奇妙的力量。在人類成員的力量對比上，武器的作用不是直線的矢量，而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曲線，即在某個時段它可以弭平雙方力量的差異，下個時段會加劇力量的差異，下下個時段再次削弱差異。在大猩猩、黑猩猩乃至野牛的世界中，膂力決定了地位的懸殊和性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平等。同理，一個赤手空拳的弱者，即便突然襲擊，也無力打敗泰森——這是動物身體的邏輯，人類不能自外於這一鐵律。與之相反，如若都持有武器，一個弱者也可以給泰森極大的威懾，故武器的初始發明，削弱了人類成員攻擊力的差距。武器的第二階段反其道行之，槍炮的發明大大地拉開了其擁有國與冷兵器民族的差距。武器的第三階段竟又回歸：不管常規武器上的差距如何，一旦有了核武，大家在威懾力上幾乎又站在同一平台了，故昔日的中國、今天的朝鮮、伊朗對此不遺餘力。大猩猩的世界中，多數雄性永遠處在外圍，看著首領盡享異性，它們中的大多數飽受壓抑，是永遠沒有機會登場的預備役隊員。明白了此點，對同性性行為為什麼沒有被自然選擇淘汰的難題將豁然開朗，同性戀有幫助生存的價值：排遣抑鬱，操練性交，不然幸運降臨時已經不諳此道了。我們的祖先，曾經和大猩猩一樣，但自拿起武器合作狩獵時，性資源的分配便將改觀。更微觀地分析，在狩獵、合作、武器三個因素中，筆者以為，武器是先行的。雌性為幼崽免遭殺戮，進化出的無徵兆，瓦解了此前的性壟斷：首領看管不住全天候可行交配的成群妻妾，其他雄性增加了偷情的機會。而武器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它力挺膂力弱於首領的男性們去分一杯羹。均攤性資源絕非首領的意願，動力在多數弱男，一夫一妻是首領與多數弱男間的妥協。弱男們有了性權利和它所連帶地位、心理上的變化後，才會有積極的、富於進取心的合作。狩獵依賴於武器與合作，缺一不可。武器對外導致人類與野獸攻守關係中的轉化，對內催化了一夫一妻制，進而促進了高質量的合作。武器與成員的協作合二而一，才有了人類偉大的狩獵時代。這一妥協，即一夫一妻制符合女性的願望。從無徵兆中，她們獲得的是幼崽不被殺戮；而從擺脫小妾地位轉而與單一男人的結合中，她們獲得的是幼崽有其生父幫助養育。一言以蔽之，這是第一波民權運動的產物，從此一夫一妻制落腳人類社會。

三種婚制都有久遠的歷史，分別與多個物種結緣。比較利弊，則互見短長。多偶制與亂交在性選擇上更有效，其雄性後代將更強悍。一夫一妻制在這方面遜色一籌，但它削弱了性資源上的激烈衝突，給了成員們更多的平等，在人類這裡得以開啟以合作為基礎的狩獵，實現了一種新的適應。而後人類在文明上的脫穎而出，很可能是因為性資源競爭上節省出的精力所致。

鄭也夫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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