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翻譯竟奠定了唐詩宋詞的語言學基礎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其經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為犍陀羅文、焉耆文、龜茲文，後來則是巴利文、梵文，能夠讀懂原文的人極少，而絕大多數人，只能依賴佛經翻譯家的語言文字水平和見解去了解佛經。於是，在這樣的文化傳播過程里，佛經翻譯家首先便是外國語言的解讀者和翻譯者。當這些外語解讀者和翻譯者，在經歷跨文化初級傳播的過程後，並沒有像現代意義上的部分翻譯家那樣停足止步，而是常常以所翻譯的佛經為依據(相當於課本)，身體力行地向他們的中國讀者傳經佈道。因而，他們的身份已不僅是翻譯家，還是新的社會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稱為社會教育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經翻譯家在擔當佛經教育家的同時，逐漸加深了對佛經的理解，逐漸形成了漢化佛教的各個宗派，進而將佛教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漢化佛教。這些宗派往往人數眾多、傳承嚴密，短則四、五十年、長則幾百上千年。於是，佛經翻譯家又成為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員。而且，因佛教含有濃厚的宗教哲學，不少人還撰寫佛經著作(如道安的「本無」說，僧肇的般若學、智顗的止觀論)，於是有些人還成為佛教哲學家。

翻開中國歷史或哲學史可以發現，東漢至唐朝那一時期，中國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大約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佛經翻譯家集幾任於一身(翻譯家、教育家、宗主、哲學家)，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極為有趣的特殊現象。他們跨文化區域傳播佛教經典的歷史成就，已經遠遠超越了一般語言學或翻譯學的意義，對二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政治、宗教、哲學、建築、藝術、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佛經翻譯家實際上扮演了中國文化重要構建者的角色。

鳩摩羅什，西域龜茲人，東晉後秦時來長安，享有國師待遇，在西明閣和逍遙園設立譯場，廣譯佛經，參與者800餘人。據《開元釋教錄》，他主持翻譯了74部(384卷)；又據《歷代三寶記》，他翻譯了97部(425卷)。羅什本人堪稱四大佛經翻譯家之首，他翻譯的《般若》諸經和《法華經》，被視為佛經四大翻譯作品中的前二部。從翻譯學角度看，鳩摩羅什的譯經數量、內容準確性、文體技巧等方面較前人都有顯著提升。他還第一次提出了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翻譯原則，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譯原則，開創了佛經翻譯理論的一代新風。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經典和禪學經典，規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極大地推動了漢化佛教的傳播和發展。羅什系統的弟子最初有三千，僅列入《高僧傳》的就有22人。除此之外，受鳩摩羅什譯經的影響，還出現過流行時期較短的法華宗、俱舍宗、涅槃宗、凈土宗、律宗、密宗。

以上這些宗派中，禪宗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唐朝以後的歷代政治家、哲學家常常借鑒禪宗反對權威、建立學說。例如，宋元明時代的周敦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理學家都深受禪宗的影響，近代改革家譚嗣同、章太炎也從中吸取思想營養。朝鮮和日本僧人唐宋來華，傳承禪宗。近代歐美也出現了禪宗，如美國曾出現「基督教禪」運動。禪宗對中國人的直覺思維習慣、人生態度、建築式樣等方面也有深刻影響。

佛經翻譯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南朝劉宋時代的大文學家謝靈運，不僅篤信羅什派佛教，還參與《大般涅槃經》的翻譯。他受到佛經翻經時漢語和外來語對比的啟發，著述了《十四音訓敘》一書，形成了漢語中的「反切」理論，對漢語的發展產生了曠世的影響。此後，在佛經翻譯和研習的推動下，文人學士積極探索漢語聲律理論，相繼發明了「四聲」、「平仄」等聲律理論，出現了以謝眺為代表的永明體詩歌。這種新的詩歌變種是古體詩和近體詩之間的過渡產物，開闢了唐詩發展的道路。換言之，經由佛經翻譯形成的反切理論和「四聲」、「平仄」等聲律理論為日後中華民族的瑰寶——唐詩、宋詞和元曲的誕生奠定了語言學基礎。

與鳩摩羅什同時代，還有一位著名的佛經翻譯家佛陀跋陀羅(覺賢)。他原是印度佛僧，東晉十六國後秦時來華，先在長安石羊寺傳授自己翻譯的《達摩多羅禪經》、《新無量壽經》等禪學經典，以後到建康久居，以道場寺為譯經中心組織翻譯大批佛經。覺賢的譯經著作以《華嚴經》、《達摩多羅禪經》、《觀佛三昧海經》最為著名。雖然他的譯經數量比不上鳩摩羅什，但在《六十華嚴經》的旗幟下，他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堪與鳩摩羅什派大乘空宗相對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

覺賢翻譯《六十華嚴經》之後，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經典《十地論》隨後也由三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譯出。後來有宗的慧光大師以《十地論》為依據，大力推進《華嚴經》的研究承傳，逐漸形成慧光系統，即覺賢再傳系統。慧光直傳大弟子十五人，再傳弟子眾多，其中十人被列為十哲。同時，另一印度僧人真諦於後涼時代來華，傳譯大乘有宗經典。他翻譯佛經二十部(七十卷)，有大弟子八人，最著名者為智愷、法泰，再傳弟子眾多。這二大系統共同衍生出了後來的杜順、智儼、法藏等華嚴宗大師。受覺賢譯經的影響，大乘佛教有宗還出現過十地宗、攝論宗、地論宗等派別。

與鳩摩羅什大力弘揚禪學相似，覺賢翻譯過《達摩多羅禪經》等著名禪學經典，高足有智嚴、賢高，再傳弟子數百人，佔據當時北部中國禪學翻譯的半壁江山。由他們翻譯傳播禪學經典而後形成的中國式佛教——禪宗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宋文人王維、歐陽修、蘇軾和嚴羽、以及明清的李贄、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深受禪宗影響。王維的山水詩蘊含禪味，被奉為「詩佛」；嚴羽更是在其名作《滄浪詩話》中，正式以禪宗哲學作為理論依據，形成「以禪喻詩」的美學風氣。此外，大量的禪門公案、燈錄、偈頌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還被認為是開創了現代白話文的先河。

由覺賢創立的華嚴宗體系，包含複雜的神秘主義哲學思想，涉及萬事萬物普遍聯繫的觀點、本質與現象、統一和差別等範疇，具有某些辯證法因素，代表了中國佛教哲學的最高水平。華嚴宗對後來的宋明唯心主義哲學影響巨大(如程朱理學中的論題「理」「事」「氣」)，表現出明顯的歷史和邏輯繼承關係。

至於各地興修的華嚴宗廟宇和禪寺不計其數，對於古代中國的建築、園林也有明顯影響。例如，著名的河南嵩山少林寺便是北魏時期印度僧人佛陀禪師傳授禪法的場所。嵩山和少林寺都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點之一，對古代和現代中國都產生過很大社會文化影響。

唐朝太宗、高宗時期，玄奘大師的譯經代表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的最高水平。他從印度帶回大量梵文佛經，共計657部。玄奘在長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設立龐大譯場，組織翻譯佛經近20年。他一個人就翻譯出75部(1341卷)。在翻譯組織工作方面，玄奘分工細緻，設有專人負責「證梵語」(解釋原文)，「筆受」(形成文字)，「證義」(複合校對)，「潤文」(文句修飾)等程序，往往數十人同時翻譯一部經典。如翻譯《瑜伽師地論》時，便有筆受5人，證文5人，證字2人，證梵語1人，證義7人，此外還有官吏「潤文」和監督。無論從譯經的質量和數量上看，玄奘的翻譯事業都是空前絕後的。

玄奘門下三千弟子，高足也有七十，其當時聲勢可比孔子。其中最為傑出者是窺基、圓測，此外還有普光、發包、神慕、靖邁、順璟、嘉尚、慧立、彥悰、神昉和宗哲十賢。玄奘在譯經同時，傳授印度大乘佛教《成唯識論》和《俱舍論》等經典。他以空宗為依據，在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佛教新宗派——唯識宗。玄奘為宗師，繼之有慈恩(窺基)、慧詔、智周、世定等諸位大師。由此，玄奘在佛經翻譯的基礎上，把佛教教義發展到了極致。

由於玄奘在世時極受唐朝太宗、高宗器重，唯識宗盛行於整個中國。玄奘去世後，唯識宗持續了四五十年，隨後逐漸衰弱，主要原因是該宗固守印度佛教教義，提高了普通百姓進入「天堂」的票價，統治集團漸漸發現唯識宗不能適應其需要，而失去了對它的興趣和支持。

儘管如此，玄奘組織並親自參與翻譯的大量佛經，他樹立唯識宗，以及他的佛教教義中包含的辯證法，曾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社會。除此之外，他去印度取經的不凡經歷，被後人改編為長篇小說《西遊記》，自元明以來廣為流傳。唐僧、孫悟空等智慧藝術形象歷經數百年而不衰，以這部小說為藍本的各類藝術衍生物層出不窮，這一切已經融為中華文化的有機部分。

另外，佛經翻譯而逐漸形成的各種佛教典籍，對中國文字的辭彙產生了廣泛的作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外來辭彙補充時期，使漢語單音節詞語開始向多音節詞語的方向發展，為漢語言的社會功能提供了巨大的潛在發展機會。翻譯家們創造和釐定了大量的漢語新詞語，如「如來、觀音、齋戒、和尚、尼姑、念經、西天等」，這些早已融入中國文化。

此外，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學的重要形式之一——小說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魯迅曾坦言：「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有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盛到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之怪之書。」這種體裁後來在唐朝和宋朝演化為「傳奇」和「話本」，到了明清二代進而形成了佔據世俗文學頭號地位的長篇小說。

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整體而言，是全方位的。佛經翻譯將印度佛教的精神和奧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本土，給中國傳統文人學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討宇宙的另外一條新奇的路徑。同時，佛經翻譯這一歷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也逐漸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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