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平民化 世俗化 人文化——關於宋代歷史再認識的維度

清明上河圖局部

「積貧積弱」論的片面性

北宋所承繼的五代,是中國歷史上分裂程度最徹底的時代之一:中原有前後相繼的五個王朝,周邊先後分布著十個割據政權。北宋結束了這種動亂頻仍的分裂局面。宋朝統一後的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相比,但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則是前朝所難於比擬的。

我們的教科書上常說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貧」指國力、財政貧乏困窘;「弱」指在對外軍事競爭中力量薄弱。應該說,這種概括有一定道理,亦有其片面性。宋代確實是周邊受到嚴重擠壓、內政因循求穩的時期,是面臨各類嚴峻挑戰的時期,整體戰略格局與政策應對有諸多問題;但與此同時,它也是治國基調比較開明的時期,是社會經濟、制度建設、科技文化領先於世界的時期,其多方面的傑出成就,有效地牽動了中古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

在宋代,傳統農業達於成熟,工商業亦有長足發展。有學者研究指出,北宋中期的鐵產量在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相當於1640年英國鐵產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鐵產量相媲美。盛唐天寶年間一年鑄錢大約32萬貫,到宋神宗時期已經多達500萬貫。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正是在北宋出現的。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其關鍵改進期、應用普及期及向外傳播期也都是在宋代。

宋代繪畫題材從宮廷擴展到民間,體現出了平民化、世俗化的時代大背景。圖為宋代描繪市井生活的風俗畫《雜技戲孩圖》(蘇漢臣繪)。

立紀綱、召和氣相輔而行

五代8姓14君,一共只維持了53年。趙匡胤黃袍加身,當時人覺得這無非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這個王朝穩定了下來,法寶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漸。宋太宗將謹守的法度概括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預先做出防範,委曲周全地進行制約。

為了建立穩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宋代以「立紀綱」、「召和氣」相輔而行。「紀綱(綱紀)」指法規制度;「和氣」,指的是能夠感召陰陽,使天地間充盈雍睦和諧的自然之氣。以科舉制度為例,制度的嚴密化,使其更為開放合理。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給達官貴人乃至主考官員去看,得到推薦、受到賞識的考生有更多被錄取的機會。宋代科舉考試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辦法,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元祐三年蘇軾任主考官,門生李廌參加科舉考試,大家都覺得是天賜良機。但到拆號張榜時,李廌卻榜上無名。

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范仲淹斷虀畫粥,堅持學業。歐陽修幼年喪父,買不起紙筆,拿蘆葦稈在地上畫著學字。這樣的「寒俊」有機會進入官僚隊伍,對於當時的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意識。

士大夫政治: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雖然一直佔主導地位,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產生的現象,被稱為「士大夫政治」。

范仲淹認為,像寇準這樣,在宋遼交涉中勇於擔當,一切為天下、國家、社稷考慮,而非唯唯諾諾聽命於皇帝,即是「大忠」。南宋的普通官員方庭實,也敢於對皇帝指出:「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萬姓、三軍的天下,而不是皇帝個人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幹家。他們的追求,被概括為「內聖外王」:內心要達到聖賢的道德修養境界,在天下社會建設一種王道的秩序。當時的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正像陳寅恪先生所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強力推進。朝堂之上他堅持主見,往往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的卓絕品行和高深文學造詣,受到同時代人的尊重。蘇軾在西太一宮看到王安石題壁六言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不禁「注目久之」,感嘆:「此老野狐精也。」

錢穆在《國史大綱》里講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但是他們為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一直影響到最近期的中國。確實如此。1972年,毛澤東主席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曾經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表示要效法「三不足」的改革精神。

「賤不必不貴,貧不必不富」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經歷著逐漸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會變遷過程。

自古認為務農才是「本」,宋人卻提出士農工商皆本業。宋代沒有國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官府熱衷於審核交易契約,而不限制土地買賣。財富流轉迅速頻繁, 「賤不必不貴,貧不必不富」。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在上層精英和民眾集團之間,出現了一個非常活躍的階層,就是商人。他們不僅促進都市商業的繁榮,還使商業的觸角延伸到了農村。

在宋代,人們的家世身份背景趨於淡化,科舉取士「不問閥閱」,官學生員也突破了嚴格的身份界限。書院提倡相對獨立的教育理念、學術思想和人生價值。文化普及向民間滲透,科舉落第者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即便是艱難謀生的下層百姓,也力爭每日積攢一二文錢,讓子孫將來有機會入學。蒙學不僅教兒童識字,更把儒家的理念、價值觀變成現實的社會規範,傳達到百姓中去。

從唐到宋,都市景觀變化明顯。唐代長安城坊市格局井然,尊卑秩序呈現鮮明。宋代開封、臨安卻展現出一種開放式的街市狀態,官府、民戶、商家混雜毗鄰。城市居民「坊郭戶」第一次被列入國家法定的戶籍管理分類。大都市海納百川,城內有各類宗教活動場所,群眾喜聞樂見的市井文化,在瓦舍、勾欄、街市通衢中熱鬧繽紛。

宋代處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它面臨著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並非國勢強勁的時期;但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就朝廷上的政治生態及制度淵源而言,很難說元、明、清數朝直接承繼宋代;但從近代的「人心」「政俗」來看,無論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創新或是因循,宋代帶來的影響,都深深地滲透在中國社會的肌體之中。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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