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鼻祖的縣官生涯

周敦頤既然已經進入了官場，朝廷總得給他做個重新安排，舅父過世以後，周敦頤被遠調到江西分寧縣去做主簿。

分寧是洪州也就是今天南昌市的屬縣，主簿的職能約略相當於今天的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宋時按照縣城的實際大小，配置處理政務的官員數量。大的縣城，住戶在1000戶以上的，設縣令（或者知縣）、主簿和縣尉三個職位；稍小一點，住戶在400到1000之間的，只設縣令和縣尉，主簿的工作，由縣令和縣尉共同承擔，縣尉主要負責除奸禁暴，訓練弓馬之類，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公安局長和武裝部長的聯合功能；更小一點，住戶不滿400戶的，只設主簿和縣尉，縣令的職能由主簿承擔。總的說來，主簿排位在縣尉之上，縣令之下，約略相當於副縣長，負責主管出納官家物資並登記造冊，以及相關文書的記錄和註銷等事務。如果另外設有縣丞的，排位的順序就是縣令、縣丞、主簿、縣尉。但是縣丞只在10000戶以上的縣城，或者有林業、漁業和冶礦業的縣城才這樣設置，一般只有農業的萬戶以下縣城，不設縣丞。所以，宋時的一般縣城，就只設縣令或者知縣，還有主簿和縣尉三名官員，沒有各種名目的局長、科長之類，行政效率非常高，行政開支也非常少。

出任分寧主簿，是周敦頤步入州縣官生涯的真正開始。

周敦頤來到分寧以後不久，很快就出了大名，因為他解決了一樁拖延了好多年還沒有了結的案件。

「時分寧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訊立辨。」

縣裡的人們都驚詫的讚揚說：「老吏不如也。」說是經驗豐富、幹練老道的斷案高手都不如他。周敦頤因此得到了士大夫們的交口稱讚。

究竟是一樁什麼樣的案件，拖延這麼久，還偵破不了，被周敦頤一審，馬上就結案了？史書中沒有任何記載，我們也不能憑空隨意想像，不過這件事卻說明了周敦頤絕對是斷案高手，比福爾摩斯還厲害。根本沒有使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也沒費多大心思去尋找必要的證據，更沒有費偵察、取證等周折，只是隨便審問了一次，就真相大白了。其實這只是周敦頤初試鋒芒，但是這一次的牛刀小試，確實為周敦頤帶來了不小的社會影響，也給自己向後的政治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是宋仁宗慶曆元年，也就是1041年的事情。

本文作者王立新教授在周敦頤故居前留影

2

為民請命周參軍

三年之後，通過吏部考察，周敦頤得了優等，周敦頤被調任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軍在今天的江西大余縣附近。宋代設路，相當今天的省級。路以下是州和郡，州與郡同級，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地市級。州郡以下是縣。在州郡與縣之間，還有一種特殊的建制，叫做「軍」。原本可能因駐軍而形成，後改為地方行政機構，也有因需要駐軍而把地方轄地分出一些所形成的。地位相當於下等州，超過上等縣。宋代有很多「軍』，諸如邵武軍（今福建紹武）、南康軍（今江西九江）、南安軍（今江西大余）、荊門軍（今湖北荊門）、茶陵軍（今湖南茶陵）、武岡軍（今湖南武岡）之類。周敦頤這次做的這個官，大約相當於這個下等州的州長助理，應該跟上等縣的副縣令差不多，屬於平級調動、重點使用。周敦頤在南安只呆了兩年，卻做了兩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一件事情是違逆州長的意圖，救下了一條人命。另一件事，是作為老師收了兩名弟子。收弟子的事情，我們留待後面講周敦頤對於教育的用心處再詳細說明，這裡只說「救人一命」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南安獄中有一位囚犯，按律不當被叛死刑，但是性格暴戾刻薄的轉運使王逵非要治他的死罪。轉運使雖然是朝廷負責轉運錢糧的官員，但宋代的轉運使，有彈劾地方行政官員的權利，包括最高長官都不能例外。由於王逵的堅持，沒有人敢站出來，提出不同的意見。就在這條人命將被草菅，而所有官員因為害怕王逵鉗口不言之際，身微言輕的周敦頤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王逵非常惱怒，堅持要求處死這個囚犯。周敦頤忍無可忍，也使出了霸蠻勁兒，把朝廷的委任狀摔在王逵的面前：「老子不幹了，官，你可以幫助朝廷收回去，用殺人來討好你這位上司，我做不到！」這下可把王逵鎮住了。王逵愣了很久，慢慢回過神來，覺得周敦頤講得有道理，而且敢於舍掉官位為民請命，深受感動。於是就改變了主意，周敦頤就這樣救下了一條人命。王逵這次確實受了很大的觸動，深感周敦頤這樣的官員實在難得，不僅沒有因為周敦頤以下犯上而懷恨在心，還為國家珍惜人才，把周敦頤推薦給了朝廷。不久朝廷下旨，改周敦頤為湖南郴州郴縣縣令，升為縣長了。

周敦頤雕像

3

縣令的俠義肝腸

慶曆六年冬天，周敦頤來到湖南郴州，做了郴縣的縣令。周敦頤一生，經常利用從政的機會，開展教育活動，雖然沒有專門從事書院教育或者直接擔任教育官員，但在育人方面確實用心不少，效果也非常顯著。比如從宋仁宗慶元六年（1046）冬天，到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周敦頤在擔任荊湖南路郴州郴縣的縣令期間，與郴州守令李初平的交往關係，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當時周敦頤來到郴縣以後，利用舊有的縣學興教辦學。李初平雖然是周敦頤的上司，但是不以官高小視周敦頤，他看到周敦頤興教辦學，而自己又是武官出身，沒有多少文化，就提出向周敦頤學習，讓周敦頤當他的老師。

這件事情本身就令周敦頤感動不已。因為在官本位的中國社會生活中，很少有長官可以俯身屬下，虛心求教，好像官高，學問就大，思想就深刻，人品就好了一樣。李初平的做法，不僅是對周敦頤的尊重，也是對文化、思想的尊重。他的自知和謙恭，感動了周敦頤。周敦頤稱讚他發自內心的向學之心，但是感覺似乎稍晚了一些，因為李初平當時年紀已經很大了。周敦頤就邀請他到自己家裡去，和周敦頤住在一起，這樣既方便隨時隨地的發問和解答，同時也考慮了李初平不能像縣學的學生一樣，按時按點上課的實際。就這樣，李初平成了周敦頤的學生，經常到周敦頤家中向周敦頤請教問題，有時還常常住在他的家裡。慢慢的有了很大收穫。

二年以後，李初平就過世了，他雖然沒有學成，但是遇見周敦頤這樣一位好老師，給他在生命的最後時間裡以思想和學問的滋養，他知足了，他含笑而去，死得很安然。李初平州長是周敦頤的第一個入室弟子，雖然他沒有得到周敦頤的真傳，但確實是周敦頤的入室弟子，經常出沒周敦頤的家中。

如果拿今天的官場作對比，這件事真可以大書特書了。

因為憑我們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似乎沒有見到長官虛心向下屬求教的，而且經常是官大一點兒，找個秘書寫個報告，還說是自己的思想，然後就要求下屬們認真聽講，還要安排寫學習心得，貫徹落實報告精神，好像自己隨便講說的幾句風馬牛不相干的官話，都會成為歷史的經典一樣。在這樣的不良社會政治氛圍中，一旦有上司提出要向下屬請教，下屬首先考慮的不是是否教他，而是要謹防這是試探你對他的領導地位肯不肯認，或者你是否瞧得起他。你要謹防這是陷阱，因為一旦失口說出兩句領導不懂的話語，可能你的所謂的「政治前程」，也就就此被自己的輕率葬送了。上司們都是下屬的閻王，哪有向下屬請教、學習的道理？

李初平雖然是武人出身，卻是一位好學的誠實官員，同時也是一位循規蹈矩的清官，因為沒有貪贓枉法，所以也沒有積攢下什麼錢財。死的時候，身邊的兒子又很年幼，一時慌了手腳。周敦頤仗義的擔待起安葬李初平的事情，出資籌劃，花費了巨大的精力。這件事被當時傳為美談，但是周敦頤並沒有把自己當做「雷鋒」，只是覺得對朋友盡了一點義務，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而已。

周敦頤報答李初平不以上司身份凌駕自己之上的這一做法，跟他舅父鄭向把恩蔭的機會讓給他，而沒有留給自己的兒子的做法很相似。因為鄭向當時看出周敦頤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將來也一定是個有出息的孩子，比自己的兒子強。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誰能勝任，誰有前途，誰會給這個社會增添更多的正義，給生民帶來更多的福祉，而不是誰跟我的血緣或者關係最親近。周敦頤也是一樣，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工資儲備，都用在李初平這位好人、這位誠實好學、尊重知識分子的州長身上，連自己家用的緊張拮据都顧不上考慮了。

李初平不以官位壓人，老而好學的精神和對人生問題的執著、對歷史文化的虔誠態度，顯然對周圍的愚氓具有某種示範意義。周敦頤感激李初平的知遇，這種不顧自己家庭生活而急朋友之難的做法，頗有些墨俠的氣概。周敦頤做人的爽利和慷慨，僅從這件事里，就完全可以看出一斑半點。這種做法，讓我們有理由認定，周敦頤不僅受了道教和佛教的深重影響，而且也受到了來自墨家的很重的影響。在他身上還有俠肝義膽的一面，而這一面，不僅從來就沒有人給以足夠的重視，就連關注的人幾乎都沒有。

王立新教授尋訪周敦頤故居

4

昏死才知知縣好

周敦頤在郴縣幹了四年，皇祐四年，就是1050年，周敦頤被改任為郴州桂陽令，繼續興教辦學。四年之後再被改派，這次是出任洪州南昌縣的知縣，這次他不再是縣令，而是知縣了。其實知縣和縣令一樣大，只是知縣是由帶京官頭銜的人擔任的，因為就在此前一年，周敦頤獲得了一個大理寺丞的京官頭銜。此時已是1054年，周敦頤38歲。

南昌縣是南昌市（當時叫洪州）的屬縣，就像長沙縣是長沙市的屬縣，湘潭縣是湘潭市的屬縣，郴州縣是郴州市的屬縣，台北縣是台北市的屬縣一樣。

南昌縣和分寧縣兩縣相鄰，早在14年前，周敦頤擔任分寧縣主簿的時候，一到任就了結了一樁長期懸而未決的案件。14年之後，周敦頤來到南昌當知縣，父老聞訊，奔走相告。有冤屈的人們高興地說：這個人當初那麼年輕，一到分寧，就把一樁歷史懸案解決掉了，這回我們的冤屈有地方傾訴了，我們可有了依託和指望了。「吾屬得所訟矣。」而富家大戶則告誡子弟說：「從現在起，都規矩一點，不要懷著僥倖的心理。這老小子可厲害，千萬不要惹是生非，瞞不過他的。」人們又紛紛告誡自己的親族和朋友們說：人家是好官，不要違背人家的教令，不要再做那些偷雞摸狗之類的見不得人的事情了，不光自己受處罰，也給人家臉上抹黑呀！

作為一名清官和能吏，周敦頤幾乎成了改造風俗的催化劑。當時南昌附近社會風氣的全面好轉，與周敦頤作為地方主導官員的楷模和督導作用，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一時間，姦邪屏氣，純樸飛揚，南昌縣社會風氣大變，幾乎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程度。

周敦頤能幹；老百姓也真「給力」！

周敦頤在南昌期間，一次忽然得了一種奇怪的病症，昏死過去，一天一夜後才蘇醒過來。人們找來了中醫，發現他不再呼吸，脈動消失，心臟也已經停跳了。大家斷定他已經死掉了，都來幫助料理後事，發現他的家裡只有一隻破箱子，破箱子里只有幾件破衣服和幾本舊書，還有他的全部官俸之類的積蓄——大約只相當於今天的幾百塊錢。所有在場的人都被他的清廉所感動，有很多人留下了熱淚。

後來給周敦頤作墓志銘的潘興嗣，親眼目睹了這個過程，也了解他在用錢方面的仗義，所以才說他「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就是說，他自己從來不亂花錢，不講排場，不擺闊氣，更不鋪張浪費，把僅有的一點工資，都分給了族中困難的人，剩下的一點，則用來招待往來的客人和朋友們了。不明真相的人以為他沽名釣譽，而他自己並不介意這種說法，還像從前一樣，一如既往，從不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和老婆孩子胡亂花費。

現在的官員可能不太理解，以為當縣長還用自己花錢招待朋友嗎？政府每年不都有用不完的招待費用嗎？況且縣長的來錢路數多得不得了，安排個就業指標，批個什麼項目之類，改變一下耕地的租賃關係，把購買農具、農藥或者化肥、種子之類的權利，故意批給某人，然後吃回扣等，名目多得是。還有縣裡各個局長、科長慣例一樣的供奉等，每年意外收入個百、八十萬很正常，而且似乎已經很正當。怎麼會窮酸到這步田地？這個縣長不是白當了嗎？哎，這就是周敦頤的為人，你盡可以貪贓枉法，但是不能不允許人家清廉！

周敦頤是乾淨人，乾淨人走乾淨道！這是他的做人原則，也是他的人格尊嚴。況且宋朝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超指標的行政運轉經費，沒有這項預算，也不會給這項內容追加財政撥款。更沒有到年終時突擊花錢的紛亂景象，因為今天的財政預算，當年不花完，馬上就會被收回去，而且因為今年沒花完，明年還會減少預算撥款。好像要從制度上肯定並保證胡亂花錢的合理性一樣，真是造孽！

潘興嗣上面的說法，絕對不是美化周敦頤，他真的就是這樣一位勤政愛民、廉潔奉公、急人之難、解民倒懸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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