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昏庸的清王朝扔掉的「寶物」，日本學習，從此有了稱霸世界的資本。

晚清時期，中國落後，無論是在軍事、思想還是文化都處於被動的局面，兩次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更可笑的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哪裡有英軍的屠殺，哪裡就有中國群眾在看熱鬧，這實在是不符合常理，看到國人被欺負，竟然選擇坐以待斃，甚至把這當成飯後娛樂。

第二次鴉片戰爭比第一次鴉片戰爭還慘烈，火燒圓明園更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恥辱，圓明園的毀滅與其追究於是英法聯軍燒光搶光的，不如歸咎於是被那些中國的無知老百姓拆光的。

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可真是箴言，甲午中日戰爭真真的是印證了這一點。當時的清政府腐敗無能，並不是戲文里唱的段子，而是真實存在的。

這一場甲午中日戰爭，是中國人的屈辱，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哀洪遍野，朝野上下雖然憤怒，但是多人都是，只是敢怒不敢言，也沒有什麼實際行動，沉痛的戰敗，還使得當時的大臣李鴻章去求和，為此還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當時的局面，為了保護中國，李鴻章也是不得已這樣做，但是，還是避免不了被人唾罵。台灣巡撫劉銘傳在聽說這件事情以後，火冒三丈，急火攻心之下口吐鮮血，從此失去了生命。作為李鴻章的老部下，馬關條約的簽訂對他來說也是一種侮辱。

經歷了甲午中日戰爭，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中國才真正有了基層人民開始反抗，比起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帶來的屈辱是不能磨滅的，不僅是因為局面的慘烈，更多的是，中國人民的尊嚴被日本人狠狠地踩在腳下。台灣割讓出去，中國的領土被瓜分了，多麼痛的領悟啊！

仔細一想，中國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上千萬平方公里的疆域，為什麼會被日本這樣一個小國家打敗，而且還敗的那麼慘，除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清政府統治時期，中國因為鴉片戰爭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令中國喪權辱國之後，中國國民仍然沒有拿起武器，英勇反抗，而是選擇繼續視而不見。但儘管清政府在怎麼樣的無能，畢竟也知道恥辱。那時候的清朝，也有過很勇敢的一面，比如說洋務運動，以自強自富為口號，開展大規模的洋務運動，努力地建造工廠，製造大炮，操練軍隊，在歷史上打上了很重的一筆。在洋務運動中，漢陽鐵廠和北洋水師的成績輝煌，表面看似風光無限，但其實也不堪一擊。

甲午中日戰爭一爆發，敗得沒有一絲餘地，不管是海戰還是陸戰，也都輸得一塌糊塗。就像一個被人欺負了很久的善良的人，不甘於現狀，然後希望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一雪前恥，於是努力的打拚，辛苦地提升自我，經過一段時間，終於有了一些進步，但還沒等到自己報仇雪恨，又突然被別人欺負，在自己還未結痂的傷口上撒鹽，疼痛而又無助。

曾經在世界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國，為何會淪到這般田地？所有的人都在問為什麼？

究其原因，在歷史的記載中，無非就是聽政府的落後腐敗，國人的麻木無奈等等。原因各式各樣，不僅僅是中國的專家在探索這個原因，連日本的專家也在總結甲午中日戰爭的勝利緣由，不管是什麼原因，都是有根有據。

唯獨有一個日本人，他說的原因，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而且還很少有人聽說。

據說，是因為中國曾經丟掉的一本書，名叫《海國圖志》，這本書被當時日本人所撿到，成為日本威脅中國的利器。

《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是當時介紹西方歷史和地理最詳實的專著。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的序中，講得非常清楚：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並且還在《海國圖志》中指出：

「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只有「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

但是就是這本書，在印刷近千冊不久被中國列入禁書。

這件事情發生在明治維新之前，一個日本的思想家——佐久間象山，這個人始終認為，他從來沒有懷疑過日本會戰敗，為什麼他會如此自信，就是因為他有一件中國的法寶，這件事不僅僅是他，還有當時日本著名的作家——井上靖，也認為是這件「絕世法寶」所起到作用遠遠抵得過千軍萬馬，就連日本能夠成為獨立發展的與這本書也是有著莫大的關係。

1851年長崎港的深夜，這一天的具體日子，日本各種史料說法各異。就在這一天的深夜一艘來自中國的商船在長崎港被日本海關工作人員查出了違禁貨物。由於當時違禁貨物管理非常嚴格，所以他們檢查的很仔細，一件都沒有落下。但是在相當多日本史學家甚至政治家眼裡：這個時日不可考的小事，卻是日本歷史浴火重生的開始，就是因為那批被查禁的貨物中，就有三本《海國圖志》。

之後，這三本《海國圖志》被翻譯成日文，並且被日本人驚為天書認真學習，甚至通過《海國圖志》日本人才真正的解了到了西方的長處，後來這本書也被奉為加強海防的經典著作，為不久後開展的「明治維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逐漸強大的日本，正是憑藉著撿來的法寶，成為世界的佼佼者。

原來，一次意外的收穫，竟成了中國終身的恥辱，也成了促進日本發展的基石。這本海國圖志，本是由中國人所寫，卻被日本人認定為奇書，但在很多人眼裡，這無非是一個很大的笑話，就只是一本書而已，能有多大的作用呢？思想的差異造成選擇的差異，就是很多人認為無用的書，在日本人的眼裡殺傷力巨大。

魏源簡介：

魏源（1794.4.23-1857.3.26），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號良圖。漢族，湖南邵陽隆回金潭人（今隆回縣司門前鎮）。道光二年（ 1822年）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進士。官高郵知州，晚年棄官歸隱，潛心佛學，法名承貫。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魏源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開啟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這是中國思想從傳統轉向近代的重要標誌。

咸豐元年（1851），魏源授高郵州知州，公餘整理著述，咸豐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編》。後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旋復職，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亂多故而辭去。晚年，潛心學佛，法名承貫，輯有《凈土四經》。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於杭州東園僧舍，終年63歲，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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