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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豬:死亡是最好的學習

2016年7月的一天,我們全家人一起出門。去停車場的路上,我拍下了父母的背影。農村似乎沒有伴侶的概念,所有照片都是全家福。這一張,是我看到的惟一一張父母雙人照,儘管是背影。同時,這也是我拍的最後一張媽媽行動如常的照片。

死亡是最好的學習

文 | 安豬

(教育創業者)

我最近在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媽媽的死亡。

那是2015年10月的某天,媽媽說覺得不舒服,弟弟就帶她去醫院。醫生拍出她胸部的陰影,幾天後,確認是乳腺癌,晚期。從那一刻,媽媽被宣判了死刑,而我的生活也和媽媽的死亡更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

對於死亡,我抱有一種工程師式的理解:死亡不是名詞,而是動詞。它不是終點,而是過程。在工程師眼裡,過程總是可以管理的。我思考過:如果因為媽媽的病情,我需要花30%、50%、80%的時間來陪伴她,我應該怎麼做?

結論是,需要兼顧工作和媽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重組和精簡,並花更多的時間回家鄉陪媽媽。幸運的是,媽媽在確診後的一年多里都比較健康,偶有痛楚,但生活可以自理。我的工作因此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不過,癌細胞還是在慢慢地侵蝕她,一開始細不可查,但一旦成形,便勢如燎原,猶如雪球從山頂滾下。2016年八九月份,媽媽的右手開始水腫,上臂和前臂比左手粗了一倍有餘,行動也漸漸變得遲緩。到了12月初,水腫蔓延到背部,使得她躺下變得困難。12月9日,她住進了醫院。

真正的挑戰開始了。

開始的工作慌亂而瑣碎。媽媽躺不上床,只能坐著,沒幾天臀部便疼得不行,必須不時扶起來活動一下。睡眠是個更大的問題,坐著沒法入睡,最多也就半睡半醒地眯個把小時,一周後,媽媽已經被疲勞折磨得不成人形。晚上最難熬,必須有人徹夜陪伴,時不時回應她的需求,這項工作自然落到了我、弟弟和爸爸的身上。那段時間,爸爸守白天,我和弟弟則輪流值夜。

揣著這筆錢,她和同學去大串聯,坐車、走路,周遊各地。

圖片來自網路

12月31日晚是我值夜,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陪媽媽跨年。第二天清晨,我從病房中醒來,睜眼看到陽光,耳中充滿鳥鳴,忍不住心生感慨。新的一年開始了,不管未來如何,新年總是美好,給人以希望。心念一動,我拿出iPad:「媽,講講你的故事吧,我幫你錄音。」

於是,媽媽開始講她的故事,從出生開始。她出生在恩平一個偏遠的小村子,叫橫陂村。家裡很窮,小學開學的時候,她穿著打滿補丁的衣服到學校。沒多久,她加入了少先隊。在入隊宣誓儀式上,她領到一條紅領巾,這是她這輩子擁有的第一塊完整的布料。

說到這,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彩。

中學時,媽媽趕上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哥哥給了她3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揣著這筆錢,她和同學去大串聯,坐車、走路,周遊各地。第一站是九江,當地的煙很出名,一包煙絲八毛三,她買了兩包給外公。她還看到當地的板蕉(香蕉的一種),五分錢一斤,想起外公沒吃過,於是也買了幾斤帶回家鄉。後來,為了省錢,大部分行程她都徒步,走到腳都腫了,內心卻為打開了世界而狂喜。

這是她人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日子。

我原以為媽媽只是個平凡的農村少女,年輕時從沒離開過恩平,而後嫁給爸爸,生下我和弟弟,成為一個平凡的農村婦女,直到終老。我沒想到她有過這樣張揚的青春,這讓我反思對她的理解。在家人(也包括我)的印象中,她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甚至是有點愚笨的農村婦女。於是,她為家庭的付出是應該的,她的意見卻總被輕視。然而這種印象,對她而言何嘗不是一種壓迫?

三歲那年,我離開了家鄉,離開了農村,也離開了媽媽。我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重新紮下根,努力做個城市人,適應多於成長。媽媽知道我的際遇,卻只能遙遠地觀望。我們一年見面的時間只有一兩次,寒假或者暑假。這麼久以來,見面的時間總共不超過一年。我和媽媽的聯繫是微弱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和我的親緣僅有概念上的意義,而無情感上的實質。但我想媽媽也不必遺憾,這段經歷造就了我對任何人的疏離感,不是獨她一個(這個事實卻帶給了她更深的遺憾)。

三十歲後,我開始回歸原生家庭。一切發生得很自然,沒有任何特別的事件,我只能用血濃於水來解釋。總之,我跟媽媽更親近了一些,但內心那種疏離感卻是揮之不去。

媽媽的病,讓這份聯繫從微弱變成了脆弱。也正因此,它反而生長出某種強韌的質地,就如同蜘蛛的絲線或榕樹的氣根,雖纖細卻不易折。我回家的頻率,從以前一年回兩三次,到去年一個月回一兩次,再到最近兩個月,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呆在了家鄉恩平。以前在家裡,幾乎都躲在自己的房間,只是吃飯時偶爾和家人聊聊天。過去這一年,我學會了花更多的時間和媽媽聊天,對她有了更多的了解,兩個人的時空慢慢重合。

我內心是個孤傲的人,這種孤傲來自因童年被放逐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和報復心,因而心有稜角,極難妥協。和媽媽共處的最後這段日子,尤其是最後這兩個月,對我是一個和解的過程,與自己的過去和解,與家庭和解,與媽媽和解。這一切就像一個輪迴,這個過程,用了四十年。

媽媽很清楚地知道,這將是她最後的旅程。對她來說,目標不是活下來,而在於如何體面地死去:更少的痛苦、更清醒的意識、更有尊嚴的過程。但對我來說,目標是困惑的。媽媽剩下的時間,可能是三天,可能是三周,也有可能是三個月甚至更長。在這樣一個時間可變的前提下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這是我之前從未遇到過的場景。

這兩個月我在恩平典型的一天是這樣的,早上起來,處理一下工作,或者寫點東西,午飯後到醫院,陪媽媽到傍晚左右,然後自己到咖啡館吃飯、看書、寫作,一直到晚上十點左右回家。

在這個小縣城,世界變慢了,我開始沉入水底,岸上的喧嘩越來越杳不可聞。

圖|安豬

這是一種更規律、更寧靜的生活,也是一種更接近於隱居的生活。新的生活形成了對世界新的感知。我離城市遠了,離工作遠了,離微信公號和微信群遠了,離各種各樣的聚會和論壇遠了。在這個小縣城,世界變慢了,我開始沉入水底,岸上的喧嘩越來越杳不可聞。

在寧靜中,我開始思考一個大問題:媽媽走後,我該何去何從?

這涉及到我如何看待這段經歷。它是生命之河的小支流,還是一條全新的航道?是一次短暫的偏離。還是一次徹底的轉向?

經驗告訴我應把它看成是一次短暫的偏離。媽媽走後我應回到原來的工作與生活,並把這段經歷慢慢淡化。這是一種的「工程師」式的思維(也是我之前採取的思維),在這樣的思維下,策略是「兼顧」,要做的是「平衡」工作跟母親,直到這段「非常」時期過去。但在更深的覺知下,我覺得它似乎漏掉了什麼。媽媽的死亡一定包含了重大信息,它不應只是人生的一個小分岔,它必然有更深刻的含義,等待我去發掘。

媽媽住的醫院在山腳下,住院樓在醫院最偏僻的一角。樓旁有一小塊空地,邊緣有條石階路通往山頂,兩旁長滿了花草。天晴的日子,群蜂在花草上亂舞。坐在石階上,旁邊的大樹剛好能把下午的陽光遮住。媽媽午睡的時候(因為止痛藥的關係,她越來越嗜睡),我會走出病房,來到這條石階路,坐下,打開書本,靜靜讀上一小會書。曬暖和了,我走回病房,繼續陪伴媽媽。

從一月初到二月中,這個山坡上的石階路成了我閱讀和思考的個人空間。坐在這裡,會有抬頭看天的自覺。天地廣闊,而且並不孤獨,因為有書中許多人物陪伴,讓我倍感親切。

不斷地,一些話打動了我:

一個徹底誠實的人是從不面對選擇的,那條路永遠會清楚無二地呈現在你面前,這和你的憧憬無關,就像你是一棵蘋果樹,你憧憬結橘子,但是你還是誠實地結出蘋果一樣。(顧城,《顧城哲思錄》)

《給青年詩人的信》

萊內?馬利亞?里爾克 著 馮至 譯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1日

又如:

我們最需要卻只是:寂寞,廣大的內心的寂寞。「走向內心」,長時期不遇一人——這我們必須能夠做到。居於寂寞,像人們在兒童時那樣寂寞,成人們來來往往,跟一些好像很重要的事務糾纏,大人們是那樣匆忙,可是兒童並不懂得他們做些什麼事。如果一天我們洞察到他們的事務是貧乏的,他們的職業是枯僵的,跟生命沒有關聯,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從自己世界的深處,從自己寂寞的廣處(這寂寞的本身就是工作、地位、職業),和兒童一樣把它們當作一種生疏的事去觀看呢?(萊內·馬利亞·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

我慢慢感受到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一種簡樸、誠實、寂寞的生活。

我開始做出調整。一月初,我把公司交給了我的合伙人管理,我不再參與公司的日常運營。二月初,春節假期後,我解散了我領導的一個教育實驗項目團隊,計劃未來以個人身份繼續進行教育產品的實驗。(最終,在媽媽離去後,這些調整變成了永久性的決定)。

如果媽媽的死亡不是一條支流,而是一扇新的門。那麼,我要做的,就是要在門打開的一剎那,我可以更自由地選擇。

這個時刻比預想的來得要早一點。2017年2月16日傍晚六點半,媽媽在腫瘤病房停止了呼吸。

死亡之路並不是一條平緩衰敗的直線,它更像一系列下降的階梯:一次突然的衰落,身體失去部分機能,然後平穩一段時間,再迎來下一次的衰落。每一次,病人都會變得更虛弱一點,或者,這個病人變成了另外一個更虛弱的病人。媽媽走過這些階梯:檢查出癌症,手術,切除一邊乳房,化療,水腫,最後一次住院,無法站立,無法自行排便,進入病危狀態……這是生理上可見的過程,它描述了一個人走向死亡所經歷的一個個階段。然而,僅從生理過程描述死亡是危險的,它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抽象成一堆病徵,略去了大量生活的細節,更略去了她的精神、她的情緒、她為自己和家人付出的努力。病人被看成一個無力的、被動的、等待死亡的物體,或者一個實驗各種藥物或治療方法的場所。這種無意識的物化,才是對病人最大的傷害。

病人離去之後,這種物化愈發顯著。斯人已去,當我們談論她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在談論「一個人」,而更像是談論「一件事情」。「她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她曾經很痛苦」「她死了」??在這裡,所有的描述都變成第三人稱和過去式,語句里只剩下事實和過程,不再有心跳和溫度,也不再有目的和意義。

理智上,我知道這種物化不可避免。記憶會模糊,情感會褪色,看看我們每個人對初戀的回憶就知道了,不管當初如何狂風驟雨,到現在都變成了雲淡風輕。然而,在記憶尚屬新鮮、情感還有溫度的時候,保持和記錄經歷過的一切,何嘗不是我們的一種抗爭?

我想起某次回家,朋友小薛托我帶了一筆慰問金給她。媽媽很高興,她做了大半輩子農民,退休後收入不高,一直對治療費用耿耿於懷,覺得拖累了大家。這筆錢抵她三四個月的退休金,對她是筆「巨款」。早兩個月,我告訴她小薛結婚的消息,她就想給小薛道個喜,我說發個語音微信吧,她推說自己普通話不好,而且這種病不好聯繫人家,我也就沒勉強她,也沒特別在意她話中的隱情。這次媽媽覺得再不感謝一下說不過去,於是讓我幫她錄了一段語音發給小薛。之後她覺得不夠隆重,於是戴上眼鏡,讓我拿來紙和筆,要給小薛寫信。

那時媽媽的右手已經腫得厲害,移動起來頗為吃力,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抓牢和控制住筆桿。也因為如此,她的字跡顯得比平時更重、更嚴肅。其中有兩段是這樣的:

我得了乳腺癌以來,除了忍受疼痛,還要看別人的眼色做人。得病以來,家人和親戚朋友對我很好,但有的親戚朋友從此失聯了,提到那個「癌」字,他們怕,幾十年的親情、友情,付之東海,一去不回,我也很無奈。

小薛,你千里探望我,而我有的親人朋友,在這個時候卻遠離而去,真是可笑,太開玩笑了。

她的字跡顯得比平時更重、更嚴肅。

圖|安豬

我才意識到,在一個閉塞的社會中,一個癌症病人不僅要面對身體的困難,還要承受社會的偏見。在很多人眼裡,疾病也有政治,有等級,有高低貴賤。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說:

疾病是懲罰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對癌症來說,此類觀點尤其興盛。有一些說法,如與癌症「抗爭」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殺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犧牲品」。表面看來,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廣為人們接受的那種有關疾病的心理學理論把患病和康復的最終責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僅僅當作一種疾病來治療,而是當作惡魔般的敵人來對待,這種成見使癌症不僅被看作了一種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種羞恥之症。

媽媽離去後,我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無聊感,內心空蕩蕩的無處安放,所有的具體的抽象的事物都變得索然無味。然而我也知道,這並不是媽媽去世帶來的。塵世間絕大部分事件都瑣碎且易朽,真正值得去投身的少之又少,媽媽的死不過是放大了這種無常而已。不管心情如何,還是要走下去。

最近我問自己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我不受過去一切的牽絆,我會做什麼?

剛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我寫下來的是:我要做的,是我個人能夠完全決定的事。是即使沒有錢、沒有其他人、沒有掌聲,我也能去做、要去做並且能做好的事情。

一個強烈的願望是:我希望花一段時間安靜地讀書,去系統地思考那些我一直關注卻並未深入理解的大問題。經歷過恩平的寧靜生活後,這個選擇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很嚮往像坎貝爾那樣,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木屋裡,用五年的時間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或許我擔心:自己會不會是葉公好龍?我能忍受那樣的生活嗎?我是不是只是延遲自己的決策而已?但不管怎樣,過上幾個月這樣的日子似乎不是壞事。

所有過往都將消失於時間,如同淚水消失在雨中。

圖片來自網路

另外一個吸引我的想法是,繼續做一些小型的教育實驗,以個人的形式。這來源於對自己的判斷。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純研究型的人,我的思想是指向行動的,因此,若不把思考最終設計成一個作品、產品或行動,單純的學習很難激起我長期的興趣。或許,理想的生活,是以上兩者的結合?

如今,塵埃落定,我依然有迷茫,但也準備收拾前行。

說說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

我的興趣還在教育設計上面。但是,提供好的知識,設計出好的課程,或者培養某種技能,這些都難以再引起我的興趣了,我希望做些更難(也是更重大)的事。

所謂更難的事,就是讓學習回歸到學習者自身。我們的學習總是關注外在的東西,知識和學習方法等等,鮮有關注學習者的內在,如動機、認知和知識結構等等。然而,學習並非搬運,它不是把衣物收納進衣櫥的過程,而是一個重新調整衣櫥結構,以便收納新衣物的過程。如果你考察那些「重大」的學習,例如失戀、創業失敗、或者親人的離去,你就會看到這種心智的顛覆和更新。所有的學習都伴隨著這樣的顛覆和更新,學習本質是一個顛覆自己認知的過程。然而,我們的教育忽略了這種內在的顛覆性,並且,也缺少相應的工具去探尋、展示和管理這種顛覆的過程。

我希望與我長期共事的人是一個願意顛覆自己的學習者,這意味著:他/她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大問題」;他/她為這個大問題付出過努力,卻依然帶著困惑;他/她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誠實、寂寞地去解決這個大問題。這樣的人並不現成,所以我更願意從頭開始,花一年的時間,以某種學徒制的方式,培養幾個可以在未來長期共事的人。

選擇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跟我心智的變化有關。陪伴媽媽的過程改變了我的心智,讓我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意外的經歷未必是干擾,它或許是啟示。生命未必僅是奔向預定目標的航行,它更像一場探險之旅,在不經意間打開一扇扇意想不到的大門。

這也讓我對「如何做事」這件事情有了更緩慢、更長遠、更徹底的認識。人生很長,事情可以慢慢做,只要這件事足夠重要即可。除此以外,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去感受、去體驗這個世界帶給我們的驚奇。

我看過最美的遺言來自電影《銀翼殺手》中的人造人Roy Batty。人造人比人類更強壯、更聰明,但人類忌憚他們形成自我情感,僅把人造人的生命預設為四年。Batty是人造人中最優異者,他產生了自我情感,因而遭到了人類的獵殺,他亦勇敢地踏上了尋找自己生命意義的旅程。然而最終一切只是徒勞。在臨終前,他說了下面一番話,這番話道出了世界的奇妙和壯闊,每次閱讀,我都忍不住熱淚盈眶:

我曾見過人類無法想像的美,

我曾見太空戰艦在獵戶星座旁熊熊燃燒,

注視萬丈光芒在天國之門的黑暗裡閃耀,

而所有過往都將消失於時間,

如同淚水消失在雨中……

死亡的時間,到了。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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