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與梁實秋：從這裡，奔向不同的命運 其一

文：魚鮮支

一座城市，但凡做了都城，總會增添幾分氣象。譬如西安，譬如南京，又譬如重慶。

這氣象不是說有過多少館閣樓台、官府衙門，而是：一時間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擠擠挨挨地匯聚在這裡，自然而然就生產出傳奇。

作為「戰時首都」、「永久陪都」的重慶，在八年的時間裡，成為了整個大後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碚小鎮，更是當時文化人的聚居之地。

老舍和梁實秋的相會，就在這裡。

老舍的多鼠齋

抗戰爆發後，老舍將妻兒由濟南送回北平，獨自南下抗日。

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老舍高票當選為總務部主任（即「文協」的掌門人，相當於今天的作協主席）。8月，形勢危急，他與「文協」一起從武漢撤退到重慶。

老舍在重慶搬了幾次家。他在青年會的住房被日軍飛機炸毀了，幸而他本人沒有遇險。

1943年，夫人胡挈青帶著孩子逃出北平，輾轉來到重慶。一家人終於團聚，定居在北碚蔡鍔路24號（現天生新村61號）的小樓里。

這幢小樓原本是林語堂購置的住宅。1940年，林語堂赴美，將這所房子贈與「文協」北碚分會。

由於這房子鼠患嚴重，老舍搬來後，給它取名為「多鼠齋」。他在這裡寫《多鼠齋雜談》，其中一篇以幽默的口吻寫道：

「多鼠齋的老鼠並不見得比別家的更多，不過也不比別處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條包內，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窩。

「花了二百六十元買了只很小很醜的小貓來。我很不放心。單從身長與體重說，廚房中的老一輩的老鼠會一日咬兩隻這樣的小貓的。我們用麻繩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

老舍住在多鼠齋一間朝西開窗的屋子裡。重慶的夏季酷熱難捱，在此伏案工作，彷彿是在烤肉煎餅。老舍說，西面的牆壁簡直可以烤熟麵包。

就在這裡，他開始提筆創作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老舍一直想寫一部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但苦於沒有在淪陷區生活的親身經驗，擔心下筆無神。夫人胡挈青的到來，給他送來了這部小說。

他聽夫人詳述淪陷區的種種慘痛情形，有了充足的素材，就開始奮筆疾書，將汩汩血淚統統化作文字。1946年離開重慶時，他已經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兩部：《惶惑》和《偷生》。

今日，這座故居也因此被命名為「四世同堂紀念館」。

1948年，老舍在美國講學期間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他與人合作，將全書節譯為英文，以《黃色風暴》為名在美出版。

梁實秋的雅舍

梁實秋的雅舍，距老舍的多鼠齋僅僅五分鐘的步程。

抗戰爆發前，梁實秋在北京大學任教。1937年，北平淪陷。梁實秋離別妻兒，輾轉長沙、香港、武漢，1938年來到重慶，服務於國立編譯館和教育部中小學教科書編委會。

1939年，在離國立編譯館不遠的小山腰上，他與吳景超、龔業雅夫婦合購一所六開間的簡易房子。為了便於郵差送信，就商量著在龔女士的芳名中取一個「雅」字，把這處居所命名為「雅舍」。

寓居在這裡七年，梁實秋寫了一系列散文，合起來取名為《雅舍小品》。這些散文記錄了他在這座連起碼的磚牆也沒有的「陋室」里苦中作樂的生活，因輕鬆詼諧的筆調、豁達從容的態度，而成為中國現代散文的名篇。

比如，同樣是說鼠患，梁實秋的幽默也是不遑多讓：

「『沒有法子』一語是被外國人常常引用著的，以為這話最足代表中國人的懶惰隱忍的態度。其實我的對付鼠子並不懶惰。窗上糊紙，紙一戳就破；門戶關緊，而相鼠有牙，一陣咬便是一個洞洞。試問還有什麼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沒有法子』？」

這本散文集前後印了300多版，創下中國散文著作發行的紀錄。

80年過去，原來偏居郊外、連門牌號都沒有的雅舍，已經被城市悄悄包圍。

修復一新的院子成了梁實秋紀念館（曾幾何時，作為「反動文人」的故居，這裡一度湮沒不聞。上世紀90年代才再度尋訪、鑒別、確定地址、修復重建）。

六開間的房子里，全是關於梁實秋生平和創作的展覽。

房子修得堂堂皇皇，已看不出梁實秋筆下的雅舍，那地面傾斜、風雨穿堂的樣子了。

預示命運的筆戰

老舍和梁實秋，同為老北京，但之前從未謀過面。來到重慶之後，他們尚未碰面，就先筆戰了一回。

1938年，梁實秋在《中央日報》發文徵稿，聲稱：

「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有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掌門人，老舍自然要回擊：

「值此民族生死關頭，文藝者之天職在為真理而爭辯，在為激發士氣民氣而寫作，以共同爭取最後勝利。文藝者宜首先自問有否擁護抗戰之熱誠，與有否以文藝儘力抗戰宣傳之忠誠表現，以自策自勵。」

梁實秋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在和魯迅的論戰中他就曾經指出：文學是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無產文學理論家把文學當作宣傳品、當作鬥爭的武器，「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

這話在今天聽來是很高妙、很前瞻的。就像閻連科把為某個政治主題而服務的文學，稱為「控構現實主義」，認為它是現實主義小說里最劣的一等。

民族危亡之際，梁實秋和老舍都歡迎關於抗戰的文學，也都在自己的創作中追求真實。這是他們能夠成為朋友的基礎。

但是，對於宣傳式的、八股式的劣質抗戰文學，梁實秋本能地感到反感，老舍則認為有必要為時局而妥協。

這種觀點的分野，預示著二人未來不同的命運。

梁實秋終生把文學當作藝術。

而老舍，則在作為藝術的文學和作為武器的文學之間，徘徊，搖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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