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葆昌：從袁世凱寵臣到收藏巨擘

收藏界歷來有「太平古董、亂世黃金」一說，其實真正成就古董收藏大家的往往還是亂世。說起來，在兵荒馬亂的歲月，生命、生計無著，人們已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鑒賞、收藏古董，許多寶物流落出來而無人問津。這時，一些真正有遠見的收藏者，便趁混亂之機，賤價收藏這些寶物。

當然，也有另外一些人，亂世搞收藏並不完全是為了發財致富，也有為國家保護文物防止流失的人物。比如，在清末民初那段國家動蕩的年月里，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資財，保存了不少中華民族堪稱稀世珍寶的文物，最終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收藏家。北京因地利之宜，在民國期間出現了兩位極富個性的收藏巨擘——張伯駒和郭葆昌。二人均曾任職博物館，而且與民國要人袁世凱有著很深的淵源。張氏得以享年且人生跌宕，其傳奇一生幾近家喻；郭氏則因天不假其年，事迹僅為圈內人知曉。其實兩人在藝術收藏上的成就實在是不分伯仲。

郭葆昌

郭葆昌藏書畫及瓷器精而博。他曾經說道：世間與人生最關要切之物，惟瓷與紙。二者不可須臾離，且與人相終始。故終身精研造紙、制瓷之學，造詣頗深，曾被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任命為瓷器館館長、古物審查委員。他編纂有《唐俊公先生陶務紀年表》，將雍正、乾隆時期景德鎮御器廠督陶官唐英的事迹首次予以翔實考訂梳理。

從袁世凱寵臣到制瓷名家

郭葆昌（1867-1940年），字世五，別號觶齋主人，河北定興人。早年在北京西城羊城大街古玩鋪當學徒，他好學上進，為人機敏，不僅對古物鑒定心有所得，而且對古董經營也瞭然於胸。後開始獨擋一面，尤精於鑒定清官窯瓷器，自己也欣賞並收藏了一批宋元以來的官窯名瓷和其他文物，在京師古玩圈子裡頗有名氣，並因此結識了許多收藏家和顯貴。但郭葆昌自己並沒有開設古玩店，而是在海王村前門開了一家鑄新照像館，專門拍攝一些古玩靜物照片。據說他的照像技術相當不錯。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的小照大多出自他手。

郭葆昌在家中庭院留影

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得以進入軍機大臣袁世凱府第當差。據傳，一日袁世凱心情不爽，感嘆其庭院內缺少荷花，郭聞知後，連夜驅車從老家定興趕運十車荷花栽入池塘。次日，袁世凱忽見滿池美荷，驚喜十分，遂提拔郭葆昌為袁府總管，郭氏投機鑽營的能力可見一斑。自此，袁府內務均由郭一手操辦，直至曠世的袁世凱葬禮。

因善於逢迎，又見長於瓷器之道，郭葆昌在袁府任總管期間，管理景德鎮窯，任「陶務總監督」，這也是景德鎮御窯廠歷史上最後一任督陶官。此時適逢袁世凱陰謀「復辟登基」之際，郭葆昌奉命為此「大典」燒制瓷器，除典禮使用外，還作為禮品饋贈參加大典的各國公使。

民國 粉彩嬰戲圖萊菔瓶

這項任務郭葆昌完成得非常漂亮。從1913年開始，他延攬名匠畫師，精心燒制。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趕在袁世凱「登基」之前，燒制了4萬件瓷器。其款識為居仁堂(系袁世凱中南海寓所)，以粉彩和琺琅彩為主，胎質細膩，胎骨輕薄，釉彩嬌妍，畫意奇幻，器型多仿雍正、乾隆兩代官窯器，數量不多。每件瓷器上還標有「洪憲御制」字樣，這就是名震一時的「洪憲瓷」。據說，在燒制過程中，郭氏極其認真，逐件檢視，凡不合格者一律毀掉，所以這些「御瓷」極為精美，受到朝野驚嘆，在當時就成為瓷器愛好者的藏品。

他還仿效清代督陶官唐英的做法，自製了一批瓷器(落款觶齋、觶齋主人、郭世五)。這些所謂的「洪憲瓷」曾被藏界視作中國瓷業史上僅有的一朵復興之花，吉光片羽，身價不凡。只可惜，這些瓷器後來隨著袁世凱的垮台和「駕崩」也一起風雲流散，成為瓷器收藏家們至今難得的稀世珍寶。

「觶齋」藏瓷

郭葆昌不僅是燒制瓷器的名家，也是著名的鑒賞家和收藏家。

郭葆昌的瓷器收藏在當時已極負盛名。他的齋名之所以號「觶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價值巨昂的青銅觶（古時酒器）。他出過《觶齋瓷器圖譜》，收錄有畢生珍藏名貴瓷器三百餘件，其中不僅有罕見的宋元瓷，也有連故宮都沒有的清官窯「移棲耳尊」。

據王世襄先生回憶，抗戰勝利後，王先生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為免遭文物流失，他代表政府從郭葆昌的後人手裡收購的觶齋藏瓷達二三百件之多。

《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

由於郭葆昌在瓷器上的精深造詣，後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的瓷器館館長。郭葆昌利用其在故宮任職之便，查閱了大量清宮舊檔，並以此編纂了《唐俊公先生陶務紀年表》，翔實考訂了唐英這位雍乾兩朝官窯瓷器總監的一生貢獻，是清官窯瓷器研究的開拓之作。期間，還著有《宋廣窯琴考》。

郭葆昌所撰寫的另一著作《瓷器概說》，不僅是瓷器入門讀物，而且以中英雙語印行，是近代第一部向西方人士系統介紹中國瓷器的專著。其英譯精準優雅，至今仍可做為同類學術文章英譯時的範本。他所編印的《項子京藏瓷器圖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或可稱為觀念藝術的濫觴。這本為其祝壽而精印的圖譜如今已入善本之林，確屬珍罕之物。

書畫收藏堪比張伯駒

與瓷器收藏相比，郭葆昌的字畫收藏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書畫收藏家，郭葆昌當時與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張伯駒齊名，其收藏多為清宮流傳有緒的舊藏。其著錄於《觶齋書畫錄》中的書畫，均為歷代之名跡。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乾隆三希堂中的二希：王珣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直到上世紀50年代方歸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代乾隆年間，有三幅代表中國書法藝術重中之重的字帖，被收入了清內務府，即王珣的《伯遠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乾隆帝非常珍愛這三幅帖，他還特地為它們定名為「三希帖」，並在自己卧室旁邊專門設置了一間十平方米不到的小暖閣，用於珍藏這三件作品。這間屋子被乾隆命名為「三希堂」，可見這三件作品之珍貴。

三希帖

辛亥革命後，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仍被收藏於故宮博物院外，王珣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宮外。據說為遜帝溥儀以贈賜之名把《中秋帖》和《伯遠帖》交由溥傑，由溥傑攜帶出逃，後散佚民間。為防止如此重要的文物流失到海外，郭葆昌多方打聽，到處尋找，終於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自天津購入。二希的購藏，直接刺激了同好張伯駒隨後傾其全力收購陸機的《平復帖》。

隨著袁世凱稱帝失敗，郭葆昌離開官場，歸北京家內居住。閑居期間，開始從事中外名瓷交易。他賣給外國人的瓷器，大都是贗品，有的系他自己仿古製作。他向洋人出售瓷器，常常托稱瓷器是別人所有，他只是作為鑒賞家予以推薦，還讓他的兒子假裝貨主，為此掙了不少外國人的錢。郭葆昌曾說：「賺錢就是要賺洋人錢，不能坑中國人。」

明 文徵明 《寒林竹石圖》

郭葆昌逝世前留下遺囑，把窮其一生庋藏的文物贈給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體現了他以國家為重的胸懷。其獨子郭昭俊代表他把大部分收藏遵囑捐贈，這些寶物後被國民黨政權運往台灣。四十年代末，郭昭俊曾攜部分自留收藏至香港。解放後，由張蔥玉、鄭振鐸上報中央政府，政府得知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仍在香港。經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等人請示報告，由周恩來總理親批35萬元專款購回，重新回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為該院的鎮館之寶。

其它見著錄於《觶齋書畫錄》中的巨跡，除唐寅的《孟蜀宮妓圖》和仇英的《滄浪漁笛圖》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外，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館。如宋王嚴叟《墨梅卷》和元鄒復雷《春消息圖卷》今藏於華盛頓佛利爾博物館；元王淵《鸜鵒梅雀圖》現藏於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曾經清皇室收藏，至今仍散落民間的焦秉貞《午瑞圖冊》和文俶《宜男圖卷》均著錄於《觶齋書畫錄》，兩畫皆為工筆設色，精絕臻妙有如官窯瓷器一般優美。從中可以窺見瓷藏大家郭葆昌一貫的審美趣味。

元 王淵《鸜鵒梅雀圖》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