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創新比科技創新重要？比較中國和印度就有答案了

【採訪整理/ 觀察者網高艷平】

上月，觀察者網發布了林毅夫和喀麥隆經濟學家孟加的新書《戰勝命運》導讀及第一章之後，讀者討論熱烈留言無數，其中對西方國際機構自二戰來給非洲開出的各種發展處方，進行了徹底批判。

他們還根據亞洲四小龍、中國等經濟體的成功發展經驗，為非洲等仍然處在貧困中的國家，或者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經濟體，提出了全新發展理念，在全球經濟理論領域，展現出中國智慧。

7月6日，北京，傾盆大雨。北大出版社聯合觀察者網等機構在京舉辦北大博雅論壇100期，林毅夫和孟加先後發表主題演講，400多人風雨無阻赴現場聆聽。

會後，日程繁忙即將趕飛機離京的林毅夫，接受了觀察者網約18分鐘的獨家專訪。我們的話題正是從觀察者網讀者留言中提出的疑問開始的。

林毅夫在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觀察者網：您在新書《戰勝命運》的開篇講到發揮潛在比較優勢產業，來促進經濟發展時，就舉了幾個農業的故事，比如中國甘肅的土豆以及馬里的芒果，政府利用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帶動當地農民促進了經濟發展。

觀察者網的讀者就提到了當年赫魯曉夫玉米運動的反例：四五十年代的時候，赫魯曉夫在烏克蘭和莫斯科種植玉米都大獲豐收，後來在蘇聯全國推廣，結果就失敗了。那麼，用您的理論，如何解釋前蘇聯當年玉米運動上的失敗？

林毅夫：這個問題並不難理解，因為農產品的種植跟氣候、土壤、水利等等關係非常緊密。比如說在南方合適的品種，在北方也不見得合適。因為它的氣候條件不一樣，土質條件不一樣，水的條件不一樣， 陽光條件不一樣等等。所以在一個地方合適的農產品品種，在另外一個地方不見得合適。

玉米在一個地方種成功了，並不是代表整個俄羅斯都能成功。而且當時是前蘇聯，國土面積非常大，北邊冬天的時候無霜期很短，南方中亞這個地方又接近沙漠，比較熱，赫魯曉夫想把一個品種推廣到全國，那當然不成功了。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要按照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如果政府能夠按照各地的比較優勢，因地制宜，每個地方都能找到他合適的發展方向。

不管是農業還是製造業還是工業都是如此，比如說同樣在非洲推動工業化，那麼在衣索比亞能做的，就跟在盧安達不完全一樣，因為盧安達比衣索比亞更內陸，交通運輸距離更遠，目前交通基礎設施差，物流費用就比較高。

衣索比亞也是內陸國家，但是距離吉布地港是700公里，盧安達則距離肯亞的巴薩港1500公里，在基礎設施很差的情況之下，所需要的物流時間和成本就不一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盧安達能夠生產的工業產品，就必須比較輕，每個單位的附加價值比較高才適合它，比如服裝這樣的產品。

而埃塞也生產輕工業產品，但他運輸距離短，相對來需要的運費少，就可以承擔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品，比如鞋子。（觀察者網註：中國的華堅鞋業在衣索比亞很成功，是林毅夫牽線介紹過去的。）

所以，所謂按照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因為每個地方的比較優勢是不一樣，所以並不能說在一個地方成功，在另外一個成功就能夠普遍推開。

觀察者網：這本書里談到布吉納法索政府接受國際組織援助的例子，很有意思。以往我們關於這個話題聽到的都是理論，西方機構給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都是帶有條件的，沒想到這個藥方如此之多，給受援助的政府這麼多困惑，不僅僅是藥方上的誤導，還帶來各種行政負擔。

那，無論從國家層面來看，我們中國的一帶一路，我們的亞投行，以及從您個人的研究和實踐層面，包括您在非洲一些國家或者波蘭做顧問，還有南南學院培養發展中國家官員，以及《戰勝命運》這本書對後發國家提出了務實的發展建議等等，我們如何避免西方國際機構指導發展中國家碰到的那些不良後果？

林毅夫：這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藥方或者發展理念，都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的。比如說按照華盛頓共識，那麼發展中國家就必須改變原來進口替代戰略時造成的政府過多干預和扭曲。

按照要求，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就必須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各方面的改革要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來做，那要改的可是多了。

所以這本書里講到布吉納法索的故事，他們的財政部長抱怨說，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他們要求的各種制度改革一年就差不多有500項，平均每天1.5項！

布吉納法索財政部長就指出，就是讓財政部的所有官員都來做IMF給的改革方案，一個人負責一項，我們整個財政部也沒有那麼多人，那怎麼能執行呢？

所以我無論在給非洲國家做報告，還是我的著作裡面一直就講，我們必須改變思路。因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具備了發達國家那些條件之後，才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

即便是發達國家，它在低收入的時候也沒有具備現在具有的那些條件，所以這裡面就有因果倒置的問題。發達國家現在有各種完善的體制、制度、公平等等，這些是發展的成果，並不是發展的前提。

布吉納法索財政部長講，IMF給他們開出的各種制度改革藥方一年就有500項左右，平均每天1.5項！

但是現在很多人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有這些前提，效率更高，於是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革以擁有這些前提。但是發展中國家要擁有這些前提，要改革，要執行，要資源，它哪有這些資源和條件？

所以，我們現在反過來要改變參照系，先看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什麼能做好，就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自己現在有的就是要素稟賦，能做好的就是根據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然後看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需要哪些條件？政府再因勢利導給予改進幫助企業家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當然政府的的因勢利導需要資源，需要執行能力，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全國的基礎設施都改善好，各種制度安排都做到完美，那政府就應該按照毛主席所講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比如，在一個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都很差的國家，那可以先在一個有限的地區：比如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或者工業園，根據本國所要發展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把這個產業需要的基礎設施弄好，在工業園實行一站式的服務。這樣即使全國的制度環境不好，全國的基礎設施普遍比較差，至少在工業園區裡面，是有效率的。

這樣馬上就可以讓經濟發展起來，就能夠讓非常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就業，創造出口，就業出口稅收都增加了之後，它就有更多資源來去改善其他地方。

我覺得我們現在必須改變這個思路，以自己為參照系來看，進入到一個良性循環，那麼從一點的成功可以產生星火燎原的效果，到最後有一天我們的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當然我們的體制，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也會跟發達國家接近。

觀察者網：目前中國對科技進步非常重視，您在書中沒有著重講。網上輿情顯示，海外以及中國年輕人對於中國未來看好，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中國技術創新的飛速發展。比如老外總結的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網購。

那麼技術創新在經濟增長的要件裡面佔據什麼樣的位置？比如，有人可能就認為他在當前的中國不重要，比如經濟學家許成鋼講，制度創新比技術創新更重要，只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才依賴技術創新，因為發達國家在制度上已經相當完善（具體見下面截圖），您怎麼看這個觀點？

林毅夫：創新包含技術的創新、產業的創新、制度的創新等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什麼叫創新？

創新的含義就是，我在下一期生產的時候我所用的技術，比現在用的技術好，就是技術創新；我下一期所進入的產業，它的附加價值比我現在產業附加價值高，這就是產業升級，產業升級也是一種創新。

但是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創新取得的方式不一樣，如果你的產業已經在世界最前沿，那你的技術創新就必須自己的發明，你的產業要升級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鏈，也要自己發明。

但如果你是在發展中國家，技術跟發達國家有差距，那麼這種情況之下，你可以引進發達國家已經用過的技術，只要這些技術比國內現有的技術好，就是技術創新；只要引進的產業，附加價值比現有高，即使是比較成熟的產業，那它也是產業升級。所以我們要先了解創新真正的含義。

現任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認為：相比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對中國更重要。圖為該文截圖。

對於像中國這樣的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我們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可以分成五大類：

一：追趕型。我們的技術是跟發達國家還有差距，同樣一個機器一個設備，我們只賣100萬美元，買德國的就要500萬美元，因為它的技術含量比我們好，我們還在追趕。

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我們就要研究怎麼引進和消化吸收，比如我們可以出去併購，去國外設立研發中心等等。

二，技術處在世界最前沿。有些產業我們的技術處在世界前沿，比如我們的高鐵、家電等等，我們已經處在世界前沿了，要技術創新，那就只能自己發明了。

所以在這個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發明，就是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自己去做R&D中的R，research，即基礎研究，然後去開發新技術新產品。

這裡面需要有政府的作用，需要有企業的作用。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企業家有積極性，因為它開發出來以後可以申請專利，但是做基礎研究，企業家沒這個意願，因為它是公共知識，國家就必須支持。發達國家這麼做，我們也必須這麼做。

三，技術已經逐漸失掉比較優勢。這種情況那就必須轉型，一部分轉到產業附加價值比較高的微笑曲線的兩端，比如品牌、產品設計、市場渠道管理等；加工部門，勞動力密集型的那一部分，你就必須轉移到工資比較低的地方去了。

四，彎道超車型。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後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業態，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周期非常短，半年到一年，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金融資本投入相對少，比如信息、通訊產業的軟體、互聯網等等。

我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是，它們的資本積累已經數百年了，但我們改革開放以後積累的資本，人均資本比他們少多了。

但是人力資本我們並不比發達國家差。人力資本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天才，天才出現的比例我們跟發達國家的比例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的人口多，我們國家出現天才的數量也會很多。

另一部分是後天的教育，從小學開始到研究所，其實我們現在跟發達國家差距也不大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人力資本跟發達國家比，至少我們沒有劣勢，而且我們還有大市場的優勢，於是這些短周期的技術創新，我們實際上是可以彎道超車。

已經實現彎道超車的技術創新產業企業家代表：任正非和馬雲。

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互聯網裡面的阿里巴巴，移動通信的華為。那我們可以自己搞研發，自己做技術發明，因為你是在最前沿上跟發達國家直接競爭。

第五大類就是戰略性的產業。這些產業，有的跟國防安全有關，有的是跟國家長期發展有關，它的特性跟第四類正好相反。

第四類是人力資本投入為主，那這一類也要人力資本，但是它研發的周期特別長，可能20年30年，比如像美國的新葯研發一般十年以上，如果是新一代的戰鬥機，30年；新一代的航空母艦，50年。

這個領域的技術創新，要投入很多。不管是國防安全的需要，還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需要，要投入就必須政府補貼，不管你是以國有還是民營都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講創新，不能籠統地講，必須看我們現在產業處於哪個階段，看這個產業還有什麼創新可能的前景。

制度也是這樣的。我前面講了經濟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是硬的基礎設施跟軟的制度安排，都必須隨著產業發展的需要不斷完善以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一個創新，創新需要依據產業的特性和需要。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想我們應該避免一個誤區就是，不能還是拿發達國家做參照系。

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搞計劃經濟，干預太多效率太低；所以我們要走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有很多制度安排：產權明晰、私有化，政府除了管教育和國防安全以外，其他事情都不要管了。

但是，實際上按照這種制度創新去做的國家結果怎麼樣，答案不言自明。

我並不是說制度創新不需要，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哪個國家是先完善各種制度才發展經濟的，就像文一教授最近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裡面所介紹的，歐洲、美國這些先進的國家是先有了完善的各種制度才變成發達國家呢，還是在發展過程當中，這些制度不斷地根據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需要來完善？

顯然，後者才是事實。

實際上，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是對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就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

比如說，上層建築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金融，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佔據優勢的時候，金融就必須適合這些發展階段的安排。

勞動密集型產業，它的特性是資本需求少，生產所用的技術和所生產的產品都很成熟，風險主要來自經營者或者企業家是不是可靠，有沒有經營能力。那麼在一個還處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就要研究什麼樣的金融安排適合這個發展階段產業發展的需要。

另外，變成發達國家了以後，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資本密集型，資本需求量大，而且技術都在全世界技術最前沿，新技術新產品都必須自己發明，風險都很大，當然也有企業家有沒有能力的問題，但是風險的特性跟資本需求的特性不同，那金融的制度安排肯定不一樣。

我經常常批評的就是，國際發展機構過去老是要發展中國家學發達國家的金融安排，認為它是先進的，要發展中國家發展資本市場，搞大銀行，那結果是什麼呢？發展中國家80%以上的生產都是在傳統農業、微型小型的加工業或者服務業，這些實體經濟最終得不到金融支持。

我認為，制度是必須不斷完善，就像馬克思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但是上層建築這些制度安排什麼是合適的，還是必須看自己的發展階段。不能拿發達國家的制度作為標尺，要求發展中國家先把制度改好以後再去發展經濟。但實際上，發達國家也不是那麼走過來的。

退一步說，我們花費巨大的力量，建立起發達國家的那些制度安排，最終帶來的結果，是不是有發達國家的效果呢？我們比較一下中國跟印度結果就很明顯。

印度照理說作為被殖民國家，是把英國那套制度完全繼承下來了，但印度的發展怎麼沒有我們好？他有私有產權，還有共和憲政呀？1979年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印度的經濟發展比我們好。1979年的時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們高20%，而且他有這種先進的制度，那現在呢，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們20%。

所以，我同意制度創新非常重要，但是別忘了，制度是內生的，是跟發展階段、產業特性，以及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相關的，這樣的制度變遷才能夠真正的帶來我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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