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與歷史學科學化

作者：北京大學教授李伯重

歷史學是科學還是人文學知識？現在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科學。今天的歷史學，雖然不像社會學、經濟學那樣是一門完全的社會科學，但是也越來越科學化。科學化的歷史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歷史學的科學化有兩個方面，即史料學方面和方法論方面都要科學化。這兩方面都做到科學化，歷史研究才能成為歷史科學。

蘭克史學掀起的史學革命就是史學近代化或者科學化的第一步

歷史學科學化的過程，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史料學的科學化，開始得很早。錢乘旦教授指出，在史學史上，「蘭克之前的歷史學著作寫作比較隨意，包括司馬遷的《史記》和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是這樣。你不知道這些記錄的來源和出處，無法判斷其真實性，也不知道它們運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沒有史料而只是憑道聽途說甚至想像。比如『霸王別姬』，威武悲慟、氣壯山河，後人卻無法求證。英國歷史學家馬考萊的《英國史》寫到光榮革命，也是生龍活虎，但也無法驗證。中世紀的西方編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們所寫，一部分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但也有部分是聽說的。中國古代後來編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注這一類文字記載，不過也沒有一定的規範。」確實如此，項羽烏江自刎，離司馬遷寫《史記》時，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司馬遷怎麼知道霸王在哪裡別姬，唱了什麼歌？霸王別姬這件事，是無法證明的。皇帝的起居注，皇帝每天發生什麼事情，都記載下來，但是皇帝有時候也拿來看，看到不順眼就要刪掉。所以根據這個起居注寫成的實錄、正史，其真實性值得懷疑，用這樣的材料寫出來的歷史，也可能存在問題。

到了19世紀後期，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才開始把歷史學進行科學化。蘭克對歷史學的改革，被稱為「蘭克革命」，而他所創建的新的歷史學，則被稱為「科學的史學」。由於蘭克的科學化史料考證對於史學研究至關重要，所以蘭克史學掀起的史學革命就是史學近代化或者科學化的第一步。在蘭克看來，歷史學就是通過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獻資料，並依靠這些經過考證的史料，用文字復原曾經存在的客觀事實，即所謂「如實直書」原則。蘭克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種非常嚴謹的方法研究歷史，規範其研究方式，把歷史學當作一個專業。蘭克提出寫歷史要非常準確、完全真實。為此他制定了一套規範，要找到非常可靠的文書、檔案等資料，證明是非常堅實可靠的內容，才可以當作寫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復真實歷史的基本出發點，而判斷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學方法。這樣一來，歷史研究就變成科學了，通過使用科學方法而寫出真實的歷史。

要準確、真實地寫歷史，要盡量運用沒有經過加工的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例如文書、檔案等。但是這些材料只是素材，其中包含的信息是不是正確，還需要考證。不能因為是司馬遷說的，所以「霸王別姬」就是完全真實的。要弄清楚，這個故事是誰聽見的，誰記錄的，為什麼他會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等等。這些，我們要弄清，如果沒有弄清，那這就是一段不可靠的史料。因此，弄清史料來源，保證史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資料爆炸，必將引起舊史學研究方法的革命

但是，所用史料全都正確無誤，就能夠保證研究結果正確嗎？我國經濟史研究的泰斗吳承明先生說：「即使做到所用史料盡都正確無誤，仍然不能保證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要得出正確的結論，研究方法也必須科學化。

歷史學家也在追求怎麼使歷史研究變得科學化。「新史學」這個名詞是美國學者魯賓遜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學》一書中提出來的。而實際上，早在1903年，梁啟超先生在同樣題目的文章中就已提出了這個口號。不過梁先生沒有對此展開細緻的討論，而魯賓遜則做了很詳細的論述，討論怎麼把歷史學變成一門真正的科學。魯賓遜之後，不斷有人提出要發展「新史學」。「新史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登峰造極。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經濟史，被稱為「新經濟史革命」。為什麼叫作革命？一個原因是過去的歷史學都很不重視定量的問題。例如《史記》里說項羽帶8000江東子弟，打垮了秦朝。但是項羽到底有多少兵，誰也不知道。又如秦始皇討伐南越，出兵50萬，抵禦匈奴出兵30萬，而當時中國的人口大約只有2000萬。因此這些數字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無從考證。古代打仗喜歡虛張聲勢，交戰的一方明明只出兵3萬人，常常說是10萬、20萬、30萬人，以壯大聲勢，嚇唬敵人。由於這些數字不可靠，所以無從進行定量研究。到了後來，可靠的數字多了，這個時候就應當強調定量。

在經濟史研究中，傳統的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後來數據多了，定量研究興起，於是形成兩個陣營。

那麼，史料爆炸和方法變革之間有什麼關係呢？關係非常密切。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勒高夫說，「歷史學今天正經歷著一場『資料革命』，這一革命與新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爆炸，必將引起舊史學研究方法的革命，反過來說，研究方法的變革也會引起史料的重大變化。很多材料原來不被視為史料，可現在變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種文書。重視地方民間文書，是從誰開始的呢？是我的恩師傅衣凌先生。抗戰期間，日本飛機轟炸廈門，廈門大學師生逃難到閩北山區。傅先生那時是青年教師，看見村子裡、祠堂里都有一些契約文書。傅先生在大學裡念過社會學，覺得這些文書很有意思，就把它們收集起來，從裡面搜尋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結果，傅先生就成了我國使用民間契約文書研究社會歷史的第一人。可以說，這些史料的發現和使用促成了我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產生，在中國社會經濟史學中可以說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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