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黑暗到光明——李世民

一、由黑暗到光明

有隋政昏虐，群雄已交爭。先聖按劍起，叱吒風雲生。

飲馬河洛竭，作氣嵩華驚。克敵睿圖就，擒俘帝道亨。

顧慚嗣寶曆，恭承天下平。幸過翦鯨地，感慕神且英。

上面寫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行次河南成皋（今河南成皋縣）地方，經過唐太宗李世民當年生擒竇建德的住所，感懷他的偉大的功業，所吟詠的一首詩。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國歷史上，是多麼偉大，崇高而顯赫的一個人物！任何一個略讀中國史籍的人，講到李世民，想想他一生的事跡，文治和武功，沒有不景仰膜拜的。我們現在來講他，並不是因為他做了皇帝，或是強調英雄主義。君主制度只是中古時代的一種政治形態，早被民主的潮流淘洗乾淨。英雄主義完全從個人的觀點出發，並沒有提倡的必要。我們現在要研究他，正要拿著現代的眼光，從國家民族的立場出發，透過時代的關係，看看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怎樣的以一個封侯世家的知識青年身份應募從軍？他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如何？事業經營的歷程怎樣？成功的原因何在？以及其對於國家民族之貢獻又如何？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從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顯然的充分地具備了「由黑暗到光明」的時代意義。漢亡於公元二二零年，由此至唐興，其間整個的經過四百年，為中國大混亂時期。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的混戰，比之歐洲史跡，正如羅馬帝國末年，東西峨特（Goths）、汪達爾（Vandals）等蠻族侵入歐洲一樣，造成了數百年的變亂之局。當時歐洲在蠻族蹂躪之下，文化破壞，民不聊生，歷史上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

史學家巴克爾（E.H.Parker）說得好：「十六國時代，中國北部，鮮卑、匈奴、氐、羌，以及漢族，迭為盛衰，求之西史，唯有羅馬帝國末季東西哥德、汪達爾諸族紛起，乘著帝國的衰敗，剽掠國都，並立蠻族王朝於西班牙、非洲及高盧等事迹，可以比擬。當時羅馬帝國的重心，往複於東方的君士坦丁堡及西方羅馬城，和中國北部政治中心之徘徊於長安、洛陽，南部之轉徙於建康、杭州的情形，正無分別。東海、西海，不謀而合，實勘驚異」。（E.H.Parke.The EmPire of the Hiung—nu Ch.V譯）

西晉繼三國混亂之局，形勢上本已統一。惟吳亡後十年晉武帝即卒，不二年晉室有所謂「八王之亂」，內部已呈土崩瓦解之勢。吳亡後二十一年為晉懷帝永嘉五年，匈奴族的劉曜和羯族的石勒便攻陷了洛陽，把懷帝（晉武帝第二十五子）擄走，慘殺晉室王公百官士民三萬多人，歷史上稱為「永嘉之難」。後五年，劉曜又攻入了長安，把愍帝（晉武帝孫）擄去，西晉至此即告覆滅。從此中國北部——黃河流域，就成了五胡——匈奴、羯、鮮卑、氐、羌——相互掠奪慘殺的大戰場。造成了中華民族史上的奇恥大辱！東晉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共一百零三年，外患內憂。政局始終未能安定。南朝宋齊梁陳繼之，多者不及六十年（宋五十九年，梁五十五年）有少者才二三十年（齊二十三年，陳三十一年）。內亂頻仍，民生艱苦。五胡十六國的大亂，起西晉惠帝永興元年（是年劉淵僭號）。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為魏所滅即魏拓跋燾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後北方統一於元魏（即拓跋魏），是為北朝之始。元魏共一百五十七年，事實上北方歸其統一者先後僅九十四年，接著有分為東西魏。東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而繼之以北齊、北周（北齊繼東魏二十八年，北周繼西魏二十四年）。在這三百多年的長期混亂中，統一政府的存在，嚴格地講，不到十五年。放寬點說，也不過三十多年，不到全時期的十分之一。隋繼北周，自開皇九年滅陳統一中國，直到滅亡，也不過二十九年。而隋室中央政權的昏亂暴虐，也正和西漢前的嬴秦一樣。這個歷史上的長期變局，史冊所載，觸目驚心的，都是一些民族仇殺，經濟殘破，政治腐化，文化衰弱的事實。與西史所載的蠻族入侵的黑暗時代，正是相同。

茲舉其顯著的事實如次：

一、民族的仇殺：

中古時代的野蠻強悍的游牧部隊，一旦侵入了生產比較發達的農業民族的地域，無疑的到處都要表現一種掠奪，姦淫，殘殺和奴役的極惡罪行！游牧部族的貴族們，挾著強大的武力，和戰勝者的餘威，統治著成千百萬的生產奴隸，剝削摧殘，高壓役使，聽其自由。更無不窮奢極欲，為所欲為的。劉曜、石勒、呼延晏等在洛陽、長安的殘殺劫掠，史書已有詳敍（音同：續）的說明。由石勒傳至石虎，其殘暴荒淫，簡直是聞所未聞。

《晉書》載記《石季龍傳》曾有如次的記錄：「季龍（即石虎）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畏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誼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

他這樣的劫藏百姓女前後三萬餘人於京城，挖掘歷代帝王的墳墓，搜取其珍寶，並殺戮華人豪族無算。在這種恐怖情形下的華人，除了投降任其宰割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反抗復仇；一是逃亡流徙。反抗復仇的，以冉閔大殺胡人的一幕為最痛快。冉閔是魏郡內黃（今河南內黃縣）人，他的先世本為漢將，十二歲時即為石勒所掠，命石虎養以為子。後來因軍功勢力日益強大，石虎的兒子石鑒便嫉妒他，令人結羯士三千攻擊他，這樣才激發了他的民族意識，率領部下的華人，在鄴都（今河南臨漳縣）對當時的民族血海深仇來了一次總清算。

「宜令內外六夷（匈奴、羯、氐、羌、鮮卑、賨）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過半。」（《晉書.載記.冉閔傳》）

這種民族仇殺，只是一時報復。畢竟當時華族勢力不及胡人。冉閔不久即被鮮卑部族的慕容族所殺，他部下的華人，遭遇到更殘酷的屠戮。當時華人不堪異族蹂躪，相率流亡。《晉書.王導傳》載「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地理志》亦載：「自中原離亂，遺黎南渡，並喬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及胡寇難侵，淮南百姓皆渡江」。這些都可以證明當時黃河流域乃至淮河流域的華人，逃亡轉徙於江南各地的悲慘情形。

二、經濟的殘破

漢末中原破亂，海內荒歿，人戶所存，十無一二，董卓死時，三輔人民尚有數十萬戶，經李郭之亂，放兵劫掠，加以饑饉，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即此例證，可知兵亂對於人口的消殺情形。故陳群謂三國喪亂後的人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杜恕亦謂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均非虛語。五胡十六國的殘破，較之三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中原從事農桑生產的華人，不是死亡，便是流徙，十室九空，社會經濟破壞已達到極點。我們看看劉曜佔了長安，因為沒有老百姓，曾遷徙氐、羌部族二十餘萬於長安（石勒徙諸羌、羯部落十餘萬於司州（今河南洛陽地境），徙秦州戶口三萬餘於青（今山東地）並（今陝西地境）二州；石虎遷徙羯遼部族二萬餘於兗（音同：演）州（今山東地）豫（今河南地）等州。和慕容號、苻堅等之互相掠奪百姓；種種事實，都可以說明當時黃河流域的荒殘情形。北魏之所以能行均田制，完全是由於當時人口稀少；生產落後的游牧部族，逐漸學會了農業生產，因而要求重新調整分配耕地的結果。在江南，大批生產方法較進步的華人遷來，與土著的華人共同開發「食魚與稻，火耕水耨」的長江下流肥沃地域，經濟方面應該是很繁榮的。讀左太沖《三都賦》，確知當時江南是民殷物阜。然而受著政局不安定的影響，加以土著與僑寄者時相傾軋，民生依然苦痛。

侯景亂時，江南且已陷入極端恐慌狀態：

「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早蝗相系，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邀具緣山嶽。菱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亦皆凋殘......於是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南史.賊臣列傳-侯景》）

三、政治的腐化：

五胡十六國都是些野蠻的部族，他們所建立的亡國如後趙石勒、前秦苻堅等，因用張賓、王猛等華人，還略有些政治設施可言。其餘除掠奪殘殺外，可以說談不到什麼叫做政治。東晉的統治政權，為豪族所把持，司馬氏王室本身也很腐化。南北朝士庶階級分劃很嚴，統治者生活都非常奢靡。大抵都是官以財進，亂政害人，宮廷之中，窮極淫侈，而重稅苛斂，民不聊生。隋楊堅統一南北後，初期頗有建設，如提倡農業，廣設倉庫，開發交通，漸漸有些政治規模，但煬帝繼之，混亂狂暴，無以復加。誅勠功臣，嚴刑苛斂，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丁二百萬。是艣相連二百里。騎兵翼兩岸。其煩苛擾民卒致崩潰的情形，洪邁《容齊續筆》「秦隋之惡」一節述各家之說，論斷極為正確：（秦王（即李世民）平洛陽，觀隋宮室，嘆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誇侈......」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徵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恃其富強，不慮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台榭是飾。」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為墟。」）

四、文化的衰落

在長期的變亂中，學術、教育、文化自然日趨衰落。其衰落之徵象，輒為社會宗教思想的瀰漫，而異族新宗教——即印度佛教之傳入，在中國思想界及民族文化上形成一個特殊的嬗變。五胡中如石勒、石虎等之於佛圖澄，苻堅、姚興之於鳩摩羅什。不僅為佛學的崇拜，其間顯然存在著一種種姓之見。北魏太武帝以政治問題，且引起道佛之爭，南朝名士世家，乃至王公貴族，例崇信佛法，至梁武帝而盛極一時。當時的沙門貴族寺廟教會等特殊社會組織，與歐洲中古時代基督教的寺院經濟制度幾乎可以等量齊觀了。

在這樣長期的中古黑暗時代，究竟是誰給我們民族帶來了光明？誰能撥亂反正，把分崩離析的局面造成了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誰能把呻吟於異族鐵蹄下的民族拯救起來，重新的給予我們以自由安定與繁榮？我們探究史跡，不能不說是這位全民族的偉大人物——李世民。我們想，假如中國歷史上沒有李世民這樣一位卓越的天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中華民族究竟會演變到怎樣的境地？這是誰也不能想像的。從李世民起，中國很快的變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著極重要的地位。

韋爾斯（G.F.Wells）的《世界文化史》說得好：「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文明的國家......那時候歐羅巴及西亞細亞的零落的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悍盜的堡壘中。而中國的人，卻大多數在平靜，快樂，慈愛的環境中過活；西方人心，正苦於神學錮蔽的黑暗，而中國人心，卻開展寬暢，而有進步」。

這樣，唐代在當時實際上是世界文化的重心，世界歷史演進的總動脈。值得我們推崇，歌頌和宣揚！而這位手創唐朝的偉人李世民，尤其值得我們崇敬和欽仰！我們記得荀卿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他這所謂粲然，當然是指的國力強盛，典章制度，宏遠精密，備然可觀。檢討我們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郅法之世，首稱漢唐，聲威之廣，共稱元代。就國力言，漢不如唐，從文物看，唐愈於元。元代干戈戎馬，於文化並無多貢獻。唐則綜數百年華夷亂離黑暗之局，成大一統的民族融和與新局面的開創，其版圖西至蔥嶺以東，南至中南半島，東臨大海，北被大漠。而國計民生之康裕，學術藝事之發達，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匯與創導，至使倭人販其餘緒以立國；歐西各國嚮往而慕化。其氣魄之大，業績之偉，真可謂軼元邁漢，無與媲美。推崇功業，數典不忘，我們豈能忘掉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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