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的轉折點上——蔡元培與北大/王雪瑛

頤和園路5號，早春的陽光灑向北大西校門的灰瓦屋檐，厚重的朱門上，跳躍著陽光清脆溫暖的樂句，清冽的風迎面而來，帶著朝陽的氣息，我走進北大。一路上大樹的枝椏向著湛藍的天空伸展著豐富的木刻線條，那天空的藍，讓我想到了北京大學門匾上的藍底紅字；那陽光下粉色的花瓣明媚的笑，翠綠的新柳輕舞的身，猶如北大一代代學生們青春別樣的美。

走過拱形優雅平緩的校友橋，我想起了卞之琳的名篇，「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人生如棋，人人都身在歷史的劇情中，那一代人的命運深深地編織進了中國現代歷史風雲變幻波瀾壯闊的情節中，他們面臨的選擇，中與西，新與舊，現代與傳統，個人與民族，啟蒙與救亡。蔡元培思考著教育是如何幫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責任；陳獨秀思考著中國青年之於中國社會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李大釗思考著「青年強則中國強」的進化論理念；魯迅思考著如何掮住黑暗的閘門，放青年們到寬闊和光明中去，塑造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的青年選擇中國未來的道路……

他們啟發的是青年，培育的是青年，他們相信青年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他們推崇進化論的理路，他們相信進步將更替保守，光明會戰勝黑暗，歷史、現實、未來是一條向著曙光的延長線。

春水清亮如鏡，華表佇立無語，默默地見證著那百年的煙雲，百年的思緒，那思緒在歷史的煙雲中穿越，時而激蕩衝擊著年輕人的心潮，時而平緩沉澱著時光的陶冶。

走過北大辦公樓，我走向一條鋪滿落葉的小路，感覺自己走過歲月的曲折和蜿蜒，穿過歷史的峰巒和煙雲，不斷地走近他。沉靜，歲月淘洗後的沉靜，堅實，歷史大潮沖刷後的堅實，蔡元培先生的塑像近在眼前，樸實而堅毅。鮮花，一支支的鮮花，一束束的鮮花圍繞著他的塑像，表達著不會被時空阻隔的對話。

一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2月的夜，漫長而黑暗，12月的風，凜冽而刺骨，漫漫的長夜，呼嘯的北風，滴水成冰的嚴寒，湖面凍結成路面，已經照不出樹木蒼勁的身影，蔡先生凝視著窗上的冰花，心中構思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春天。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開學，蔡元培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他主張，「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蔡先生的話語擲地有聲，猶如冬日的陽光從窗外透射進來，一道道光芒溫暖著寒冷的空氣，一顆顆年輕的心開始了對春天的憧憬。

這個春天註定有許多事情要發生，蔡元培對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聘請了陳獨秀、夏元瑮分別出任文科、理科學長，聘請胡適、李大釗、魯迅、劉半農、梁漱溟、李四光、丁西林、馬寅初、錢穆、周作人、陶孟和等到校任教，北大開啟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

蔡先生走在北大的校園裡，凌厲的北風變得平和了，桃枝上冒出了一個個結實的花苞，陽光清亮地掠過冬眠的湖面，跳躍在來來往往年輕人的身影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制度。他設立了評議會，將其作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評議員由教授選出。後來，又在各學門（系）設立教授會。隨後又設立北京大學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處。蔡先生的心中浮現出一個畫卷：一座屬於北大師生的教學樓——北大的紅樓。

1918年，蔡先生心中的藍圖變成了現實，紅樓竣工了，矗立在東城區沙灘北街，在那個年代的光影中特別引人注目，紅樓坐北朝南，為西洋風格的磚木結構大樓，整體建築呈「工」字形，含地下室共五層。從此紅樓成為20世紀初中國最重要的人文舞台，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史在此生動地展開。

雖然我沒有看見一張當年完整的排課表，但就這些已知的課程和授課者已經是一份精神盛宴了，那是一個動蕩的時局中多麼讓人安慰，讓人興奮，讓人充實的精神盛宴呀，分享知識的果實，傾聽思想的花開，選擇個人的前途，思考中國的命運。

每周五下午，魯迅先生的腳步聲會在紅樓中響起，他總是先到教員休息室休息片刻，以綠茶潤口提神，然後步入二樓的第二教室，開始講授「中國小說史」。魯迅先生的文章那是長短皆宜筆力千鈞閃耀智慧的光芒，魯迅先生上課那是生動幽默，出口成章，引人入勝得讓學生忘了下課，他對小說的分析，他對人物的評價，那是見解獨到切中肯綮，他的課堂中洋溢著思想的魅力和青春的活力，前來聽課的不僅是國文系的學生，還有外系和外校的學生，有時還有從外地趕來聽課的學生，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成為中國小說史研究開山之作，魯迅的課堂也是那個時代青年心中最酷炫的青春記憶。

北大的學生之所以是幸福的，在於他們下了魯迅先生的課堂，還可以上其他名師的課，不同的課程，同樣的精彩，胡適先生的課也同樣廣受追捧，有他講課的教室也是濟濟一堂，小的教室容納不下，就搬入大講堂。他講課不發講義，自己也少用講稿。他講課內容會旁逸斜出，讓學生們大感興趣。如講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時，他先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介紹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講《紅樓夢》和曹雪芹時，他給學生們介紹了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摺，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聽他的演講。

最有趣的是胡適講「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科目時，還有梁漱溟先生同時開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們兩個唱起了哲學課程的對台戲。一邊是留學美國的留洋博士講中國哲學，一個是布衣長衫的傳統學者講東西方文化，他們同時在兩間教室中開講，這是多麼精彩的戲碼呀，這場哲學對台戲吸引了眾多學生，因為兩位都學養豐厚，思路清晰，不僅講得融會貫通，頭頭是道，而且都鞭辟入裡，各有所長。

如果說胡適和梁漱溟還是在課堂上，各說各的哲學和文化，那麼胡適與錢穆有關老子問題上意見相左，就是當仁不讓的相互論辯了。胡適的說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於孔子；錢穆的說法，老子是戰國時人，略早於韓非子。一次教授會上二位先生相遇，錢先生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先生說：「錢先生，你舉的證據並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連我老子也不要了。」兩人相對而笑。錢穆是在1930年，經胡適、顧頡剛提攜進北大的，但不妨他們各持己見，相互論辯，可見當年北大平等交流的學術氛圍和探索精神。當有學生問及胡適，錢先生講的與他不同，究竟誰對誰錯時，他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更近真理。」可見胡適的胸襟和氣度。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講授的課程是「美學」。有位學生的回憶錄中記下了當時課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學，聲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講到外國美術的時候，還帶圖畫給我們看，所以我們覺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擠滿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擠得連講台上都站滿了人，於是沒有辦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講堂。」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設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養研究生，這是中國高校最早的研究所。1918年，他創立《北京大學月報》，又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學報。蔡先生積極開展學術交流，邀請杜威、羅素、班樂衛、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講學。1919年，蔡元培撤銷文、理、法科，學門不再隸屬於科，並改學門為學系，設14個學系。蔡元培廢除年級制，實施選科制，以發展學生個性，溝通文理，蔡先生力圖將北大辦成以文、理兩科為重點的綜合性大學。

1920年，李大釗開設「唯物史觀」課程，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入大學教程。錢玄同等提出的《新式標點符號修正案》在全國頒布執行。1925年，劉半農發表《四聲實驗錄》。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變遷的主因》，創建地質力學理論。1926年開始，顧頡剛等編《古史辨》，創「古史辨派」。1930年，朱光潛著《文藝心理學》，在美學界形成重要流派……

初秋的涼風吹動著莘莘學子的衣袂，又是一個新的學年，紅樓前前後後，又都是來來往往的師生，蔡先生站在紅樓的窗前，望著北京秋日湛藍的天空，心中有一絲欣慰。他提出的：「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的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之興會」，正在北大形成一種尊師重教銳意探索的學風，他提出的用才宗旨：見解主張可以不相同，學術論點可以不相同，但學問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嚴謹。」這樣的教授學者正在北大形成一支塑造青年、改造國民、影響社會的教師隊伍，一支引領各個學科領域研究方向的教師隊伍。這樣的教師隊伍正在形成北大自由思考，兼容並包的學術氛圍和精神風骨，這樣的教師隊伍組成了一個不斷延續的名單，這是一份歷經百年的風雨滄桑依然熠熠生輝的名單，這是一份延續著中國文化的傳承，匯聚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名單，這是一份讓後輩欽慕仰望引為楷模而勇猛精進的名單，這份名單漸漸地凝結成北大恢弘的歷史和深厚的文脈。

二

這份不同尋常的名單中的主要成員還是那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雜誌《新青年》的主將和重要撰稿者，而孜孜不倦地閱讀《新青年》，受其思想影響的主要讀者中當然也少不了北大的青年學生。

1916年9月1日，《青年雜誌》易名《新青年》在上海出版。陳獨秀在改刊後的《新青年》第一期上發表《新青年》一文，他號召青年做「新青年」，與李大釗的《青春》表達了同樣「青年強則中國強」的理念。陳獨秀在文中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與「舊青年」訣別，而李大釗的《青春》則號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撲殺昨日青春之我」。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那裡，「青春」「青年」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他們推崇進化論的理路，他們期待以青春鮮活的生命開創中國的未來。

1917年初﹐陳獨秀接受了蔡元培校長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由他主編的《新青年》的編輯部也隨之從上海遷移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從第4卷第一號起實行改版，改為白話文，使用新式標點，帶動其它刊物倡導和開展了白話文運動。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向全國輻射著思想的光芒和精神的能量，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

1918年4月，因倡導文學革命而倍受攻擊的胡適再次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在文章中指出，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的國語。

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時首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隨後一發而不可收，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大量雜文隨感和白話小說，《孔乙己》、《葯》、《風波》、《故鄉》這些石破天驚的作品，讓文學革命擁有了顆粒飽滿的果實，使《新青年》成為「議論」和「創作」並重的雜誌，有一種理論和創作相得益彰的生命力，推動著新文學運動的全面展開。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章《人的文學》，他提出了對新文學的看法，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就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學，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佔得人的位置。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釗的演說《庶民的勝利》。他在文中指出，我們對於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幾個覺悟：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須知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

《新青年》中的一篇篇文章，猶如冷寂寒夜裡的燈光，那燈光透徹著漫漫的長夜，那燈光就是思想的光芒，思想的光芒可以撕開厚重而冰冷的長夜，迎接一個緋紅的黎明。

思想既可以堅定自己的信念，照亮自己，驅除脆弱，驅除猶疑，驅除畏懼，也可以照亮別人，照亮那些年輕人的心，讓他們即使在寒冷和黑暗中也敢於前行，因為他們走向的是一個新的黎明。

三

1919年5月4日，紅樓西面的鐵鐘，敲響了愛國的鐘聲，北大的熱血青年在紅樓北面的操場集合，整隊出發奔赴天安門，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廣場，思想的力量終於匯聚成了行動的洪流，他們的口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們的選擇，拒絕在外交史上留下中國的屈辱，拒絕在黑暗的中國被奴役和統治，他們堅持做一個有脊樑，有思想的人，用自己的行動迎接一個光明的中國。他們的力量被中國近代史深深的銘記，五四運動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思想革命和啟蒙運動。

《新青年》以「科學」與「民主」的核心理念，引導青年擁有多元並存的開放心態，與北大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學術自由，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是相輔相成的，這種思想和精神凝聚成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合力，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和精神能量。

百年前的中國正處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辛亥革命失敗，西方列強入侵，袁世凱復辟帝制，北洋軍閥統治下，黑夜茫茫、貧困衰弱，滿目瘡痍的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如何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廢除科舉制後中國的教育如何發展？教育要培養怎樣的新人，用什麼思想來啟蒙青年，塑造青年的人格，探尋出中國走向光明的路徑？

一個具體的人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往往會被具體的情形所局限，如何在有限的歷史環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喚醒更多的人來改變這現有的秩序？唯有思想可以衝破歷史的束縛，衝破現實的重重障礙，抵達理想的未來，抵達光明的彼岸。

蔡元培先生站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轉折點上，他以北大為中心，構建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新模式，他以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的理念，凝聚了一支以思想和學術、以人格和胸襟，以行動和生命引領學生，改變中國未來的教師隊伍。梁漱溟先生曾這樣評價蔡元培校長：「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美國教育家杜威讚譽蔡元培先生時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對這樣的評價蔡元培先生當之無愧。在北大的校園，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他的塑像周圍還是四季不斷的鮮花就是一種可見的證明。2016年的5月，北京大學校慶期間，在北大的校園裡上演了新版的原創音樂劇《元培校長》。這是當代青年對蔡元培的理解與對話，是對他敢於打破舊有的僵化的教育體制，給北大注入新的活力的推崇與致敬。

夕陽灑下金色的餘暉，蔡先生的塑像在光芒中有一種深沉的力量。我離開了塑像，想像著蔡先生的浙江諸暨口音，讓我分外親切，因為我的祖母，也是諸暨人，而我從小是跟著祖母長大的。沿著臨湖路，我往北大檔案館方向走，眼前的天幕讓我驚嘆，我沒有想到落日是如此有力，如此嫣紅，又如此沉靜，如此端莊，橙色的光芒暈染著西邊的天空，一點點變淡，一點點變柔，遠處的樹木，伸展著枝椏，將高大蒼勁的身姿依偎在晚霞的柔光里……

沿著這條路，我一直往前走，彷彿就能與紅日相遇，彷彿能聽到他們百年前的足音，彷彿能感受百年前紅日盡染過的思緒，從黑暗向著光明行走，那是布滿艱辛和困苦的探索，那是思想覺醒，意志頑強的探索，因為我知道並不是每一天都有紅日映照，並不是每一條路都知道曲直，並不是每一次出發都通往勝利，唯有執著向前，堅定向前，以不屈的信念，以不懈的努力，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寫到這裡，一縷縷春風吹拂著我的發梢，現在是2016年的春天，我想像著1916年的12月，一陣陣的北風吹起他的衣襟，風起雲湧，滄桑巨變，一百年過去了，他的思想和理念，他的選擇和實踐凝成了北大的精神和風骨，匯成了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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