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清一直堅持統一，反對南明和鄭成功分裂國家的企圖！

這幾天，我們發的文章闡明了沒有皇漢攻擊的滿獨，倒是有革命黨的漢獨。參看以前發的《有滿獨嗎？》等文章。

那麼今天，我們再談談歷史上，大清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堅持統一，反對南明、鄭成功之流分裂國家的企圖，他們提出所謂的一清一明，或一清一台，均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清是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國家分裂。

下邊就具體看下大清堅持統一的歷史經過：

中華大清國的建立與中國慨念內(含發源地之國)

1644年，清朝，滿洲人入主中原，當年十月，順治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稱大清國皇帝「抵荷天眷，以順民情」，「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仍用大清國號，順治紀元」。中華大清國正式建立。

大清之初，皇帝十分明確地意識到，他們既「仰承天命」「撫定中華」，即理所當然繼大明為「中國」之主，故明所轄的版圖及版圖上的子民全部歸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國家主權由其行使。儘管順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間清朝還在步步推進著對明朝治下「中國」的統一事業，但他們對整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有著堅定的原則立場。大清一直奉行一個中國的立場不動搖。

大清定鼎燕京前，南明諸臣擁立福王朱由秘即皇帝位於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攝政王多爾哀遂致書史可法，稱「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演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日「中華」大國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遠仿關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吳三桂，甚至可望「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但國家主權絕對不容分割，「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大清一針見血指出南明妄圖分裂國家的主張，堅持一個中國立場。

順治十三年(1656)清廷與厄魯特因邊境「番夷」歸屬發生糾紛，順治傳諭厄魯特巴圖魯台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說:「分疆別界，各有定製」，「鏡番夷在故明時原屬蒙古納貢者，即歸蒙古管轄;如為故明所屬者，理應隸入中國為民，與蒙古又何與焉?」』「為故明所屬者，理應隸入中國為民」清楚地淦釋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國」的概念。儘管邊遠地區還一時不能納入中國版圖，但與故明曾有封貢關係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認清朝「中華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續以往與「中國」的關係。順治在賜西域闡化王王舒克等貢使瑣諾木必拉式號妙勝慧智灌頂國師時說:「今天下一家，雖遠方異域，亦不殊視。念爾西域從來尊崇佛教，臣事中國，已有成例，其故明所與救浩印信，若來進送，聯即改授，一如舊例不易。」』原來明朝的屬國，亦照此思路一體辦理，如清初琉球通過改換救浩印信很快恢復與中國的宗藩關係。』

再看康熙與台灣鄭氏政權的談判。順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以為抗清基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鄭氏政權妄圖分裂國家。康熙打算採取招撫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甚至允許承繼鄭成功統治台灣的鄭經接受「藩封，世守台灣」。但在談判中鄭經堅持「比朝鮮，不削髮」作為投誠條件，被康熙斷然拒絕，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因此，正因為大清堅持一個中國立場，而鄭氏集團則堅持一中一台的反動立場。大清朝與台灣鄭氏集團的多次談判皆無果而終。康熙二十二年( 1683)「三藩之亂」業已平定，而台灣內部又呈亂象，康熙決策命將出兵，一舉統一台灣。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間，投誠復叛的準噶爾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在清軍追擊下遁往哈薩克，清軍遂深入哈薩克逐捕，哈薩克兵迎戰不敵，哈薩克汗阿布責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軍營，「問安請罪」，右部哈薩克阿布責汗「情願以哈薩克全部歸順，永為大皇帝臣僕，隨具托,字裱文》並進馬四匹，遣使亨集噶爾等七人入勤」。事聞，乾隆大喜過望，認為準噶爾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諭國中曰:「哈薩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冊所載，便為宣威絕域。今乃率其全部傾心內屬，此皆上蒼之福佑，列祖之鴻麻，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統之盛，非人力所能與也。」』對收納通逃、對抗入境清軍而戰敗的哈薩克，借國家全盛兵威，一舉將其納入中國版圖，易如探囊取物，更何況阿布責汗「情願以哈薩克全部歸順，永為大皇帝臣僕」但乾隆認為，哈薩克與內屬的喀爾喀與厄魯特背景不同，無須也不應納入中國版圖，而宜以外藩屬國相待。「天下一統，華夷一家」

大清開國時期，在與明朝進行軍事較量的主戰場之外，實際已揭開了關於「華夷之辯』和「夷狄」統治中國合法性思想交鋒的序幕。追明桂王被俘殺於昆明，特別是三藩之亂的平定，大清朝憑藉武力已確立了在漢族居住的中國內地的統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論上戰勝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的「華夷之辯」命題，確立「夷狄」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則成為清朝皇帝面臨的嚴峻挑戰。在勝利地推進國家大一統偉業的同時，雍正和乾隆不失時機地對儒家思想體系的「華夷之辯」命題和正統論進行了意義深遠的論戰。

康熙親政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對不與新朝合作的「勝國遺民」採取了優容有加的懷柔政策，緊張的滿漢民族矛盾得以舒緩。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發生了曾靜策動岳鍾琪反清案。這個突發案件證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漢人的同仇敵汽，而懷柔政策也無法消餌根深蒂固的漢民族的敵對情緒。雍正不循帝王治術的常規，毅然決定利用曾靜反清案與「華夷之辯」命題展開一次公開的正面交鋒。

雍正的基本論點和論證邏輯是這樣展開的:滿洲是夷狄無可諱言也不必諱言，但「夷」不過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詞)的概念，孟子所講「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為佐證，如此則「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非中外之分別」』，，呂留良、曾靜之輩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也無須一般地反對「華夷之辯」，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由此證明華夷之分在於是否「向化』，引，即是否認同並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傳統。』，雍正進而理直氣壯地說:「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今逆賊(呂留良)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慶，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雍正憤慨激昂，必欲將「華夷之辯」徹底顛覆不可，不得已也。

「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中歧視周邊少數民族的一面為歷代儒者所發揮，對中國古代的民族觀和國家觀影響深刻。所謂「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椿秋》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主張對不脫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馭之以權詐。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倫理而加以蔑視和踐踏，這是古代浸透著大漢族主義優越感的漢族士人士大夫對周邊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遺民看來，是「夷狄竊奪天位」，其嚴重性豈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陸沉」，『舊月無光」，綱常名教蕩然無存，整個社會沉淪於漫漫長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與民族壓迫的正義性與「華夷之辯」的偏執與荒謬糾結在一起，於是呂留良借宣傳「華夷之別」高於「君臣之義」，暗中鼓動漢人起來推翻清朝統治。雍正為維護滿族皇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勢不能不挺身而起，挾專制統治的政治優勢，向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展開論戰。但雍正的論辯並未走向另一極端，通過辯論，他真誠地向漢族臣民表示了對「堯舜以來」文化傳統的認同，有助於化解與漢族臣民的文化隔閡。

雍正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高標「天下一統，華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對抗挾儒家思想優勢的「華夷之辯」命題，志在顛覆大漢族主義自我優越的民族觀，爭取夷狄與漢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辯且雄辯，而大概這一番辯論最令人擊賞。

乾隆也辯華夷，但無非「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之類乃父用熟之邏輯和語彙，只有針對漢人「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的偏見所講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詞氣犀利尖銳，最見論戰的鋒芒。就大中國觀念的理論框架的構建而言，乾隆的貢獻不在辯華夷，而在辯正統。

從乾隆三十三年(1768)開始，乾隆開始關注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的問題，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統的諭旨連篇累犢，核心在於清朝是否得中華統緒之正，實質則是夷狄是否有資格為中國之主。古代史家最講書法，而正統之歸屬，則首先必須分辨明白。中國歷史上王朝鼎革、正統改易，屢見諸史，而由夷狄完成這一進程則惟元與清兩朝。清朝統治者族屬滿洲，究竟能否承繼明之正統?傳統史家以「尊王黯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的春秋大一統之義為依歸，形成如下正統史觀:周、秦、漢統緒相承，三國不以魏吳之強，奪漢統之正，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承晉之正統，至隋統一中國，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宋以前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宋則承五代之正統。朱熹苟函鑒綱目》關於正統偏安即作如是觀。麻煩發生在五代兩宋之際，其時遼、金、元相繼興起於北邊，梁唐晉漢周及南宋之主或稱臣稱兒稱侄稱孫，中華正統究竟誰屬?元明之際的楊維禎著《未遼金正統辨漁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四庫館臣揣摸皇上意指，刪去陶宗儀耕錄》所載楊維禎征統辨漁在他們看來，女真為滿洲先世，以清承遼、金、元正統，於理更順。乾隆大不以為然，認為楊維禎「其論頗正」，理由是「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遼金元雖同樣起自北方，雖同為「夷狄」一系，但遼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為中華之主」。乾隆認為「主中華者為正統」，故以楊維禎為是。關於宋以後正統所屬，乾隆的結論是「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侄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明朝承元正統，清朝較之元朝則統緒更正。乾隆駁回四庫館臣的意見，強調對「中華』，地位的尊重，他自詡為「執中之論』，。」

正統本來是與偏安一詞相對立而出現的，中國歷史上只有多個國家並立時，才格外講究正統之辨。在清朝統治中國已逾百年，特別是大一統政治理想的實現，清朝的正統地位本無可置疑，乾隆為什麼主動把這件事鄭重地提出來加以討論呢?表面上看是反駁四庫館臣以清承遼金元正統之說，實際上他要闡發的是「主中華者為正統」的觀點。「中華」一詞，大清前中期諸皇帝一般都作為與「中國」同義詞來使用，而細加揣摩，不用「中國」用「中華」，似乎更強調中原漢族國家的意味。乾隆比較元朝和清朝的正統地位時就說:「元雖一統，而主中華者才八十年，其時漢人之為臣僕者，心意終未俠洽。我國家承天麻命，建極垂統，至於今，百四十年矣，漢人之為臣僕者，自其高曾逮將五世，性情無所不通，語言無所不曉。」」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遼、金為正統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如果說乾隆對古代史觀的正統論有所矯正有所發展的話，應該是他繼承雍正「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一個皇朝是否正統的新標準，這個新標準的核心在於不問其開國皇帝是否身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華者即為正統。乾隆完成了融通傳統史家正統理論體系的構建，從而確立清朝在中國曆朝正統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順治時期，清朝的政治文書中已經出現了將整個清朝統治區域稱為中國的「中國」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後，這種「中國」用法已隨處可見，並迅速成為其「中國」用法的絕對主流。至此，可以說滿人高層認同「中國」、自稱「中國人」的情形，已成為一種自覺的常態。特別是在與外來西洋人等打交道的過程中，總是「中國」與「西洋」，「中國人」與「西洋人」對稱。皇帝、滿人大臣、漢臣乃至在華西方傳教士，均是如此。

此時，表示原明代漢人統治區含義的「中國」一詞雖仍有某種遺留，但其已無法使用在國家身份認同的正式場合。在第一個正式的國際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中，作為整個大清國國家名稱的「中國」和作為中國人稱呼的「華民」多次使用，其發祥地的東北滿洲，也被明確稱之為「中國」的組成部分。《清聖祖實錄》對《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邊界之碑文的記述，非常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

1711年，康熙為測繪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系「中國地方」，以什麼為界線，在他那裡，滿洲已被明確稱之為中國的「東北一帶」。其言曰：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系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萬枝事。又派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秘諭云：「爾等此去並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官在中國所屬地行；或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屬地方行。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

從上文可知，「中國」不僅已明確成為康熙帝國家認同的自然符號，而且這一符號與近代意義的國界觀念還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康熙晚年，面對西方的東來，其整個國家統治範圍的某種「中國」危機意識已然出現，這從其所謂「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可見一斑。

到乾隆朝之時，此種表明其整個國家認同含義的「中國」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別是對外自稱之時。1767年，乾隆本人就明確規定：「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因為只有在不斷面對外來「他者」時，國人才會有此種表明自我國家身份認同的需要和動機。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強調對外應稱「中國」時，恰恰針對的是永昌府檄緬甸文中「有數應歸漢一語」，他明諭「歸漢」的說法為「不經」，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對其所認同的「中國」及其範圍之理解。

也在1767年，傳教士、宮廷畫師蔣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繪了第2幅高水準的《坤輿全圖》進呈並得到認可，其在地圖上就直接將大清國統治地區標名為「中國」。這幅圖的「圖說」部分後經何國宗與錢大昕潤色後，於1799年公開出版，其中也是直接以「中國」相稱大清國的。實際上還在康熙十三年，欽天監監正南懷仁刊行全國並於乾隆朝收錄《四庫全書》的世界地理書《坤輿圖說》里，就已直接稱大清國為「中國」了。

|清末，「中國」和「大清」混用不分

晚清時期，在與歐美等國所簽署的各種中外條約中，作為整個國家名稱的「中國或中華」與「大清國」同時交替使用、在相同意義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極為普遍，甚且很少例外。

如1842年中英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寧(南京)條約」的漢文文本中，就是「中國」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黃埔條約」亦然。而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漢文文本開頭更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結尾簽字處則註明「大合眾國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盛」。十餘年後的中美「天津條約」里，也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稱大清皇帝為「中華大皇帝」。凡此不僅表明了以滿人貴族為核心的清朝統治者對「中國」或「中華」這一國家名稱的自我認同，同時也意味著它實際上已得到了當時國際社會的承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最主要的西方強國在與中國簽署條約的本國文字條約文本中，有時乾脆就直接將「大清」二字譯成「國」。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條約」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對應詞就寫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國也直接寫作「Chinese Empire」。可見在當時的英國人看來，「大清」和「中國」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罷了。

據民國史學家，孟森《清朝大歷史》一書，第6章 太祖三代：開國 (5)所說，

清一代自認為滿洲國，而滿洲人又自別為旗人，蓋即以滿為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國二百六十七年有餘，中國之(漢)人無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後，又可以無所顧忌，一研八旗之所由來，即論史學亦是重大知識，然而今尚無有也。蓋今始創為之。

據，清史譯叢·第八輯，一書，

作為滿人王國的大清帝國：八旗制的統治結構。一文所說，

在大清帝國內部還繼續存在著一個以八旗形式按等級統合起來的滿人王國，照孟森的話說就是「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

據，瑗琿條約。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俄歷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璦琿。

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黑龍江將軍奕山，會同俄國東悉

畢爾將軍岳福，在愛琿城議定和約三條：

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訥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為大清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為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般只不準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二、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兩國貿易之人。

三、 俄國結聶喇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喇福岳福，中國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奕山，會同議定之條，永遠遵行勿替等因；俄國結聶喇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喇福岳福繕寫俄羅斯字、滿洲字，親自畫押，交與中國將軍宗室奕山，並中國將軍奕山繕寫滿洲字、蒙古字，親自畫押，交與俄羅斯國結聶喇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喇福岳福，照依此文繕寫，曉諭兩國交界上人等。

根據瑗琿條約所看，大清帝國，發源地為滿洲國，此為，照孟森的話說就是「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所謂發源地滿洲國，是中華大清國興起之地，根據瑗琿條約之所謂上等人，即表示了滿人將東北(滿洲國)視為自己民族私有國家領土。

在英語和法語里，清朝是CHINA / CHINE是對的，通常就叫做

The Empire of China或者 Chinese Empire。

至於清朝在國際上的國號，應為「中華大清國 」，這種用法是說明大清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實際上，《清實錄》記載，清朝定都北京時順治帝宣布：「

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 」， 清朝是中國的法統繼承人。 中文語境下的簡稱可以是「中國 」或者「大清國 」，在國際條約中一般兩者可以混用，說明中國與清朝的同一性。

後續的繼承者自然也就使用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以「中華」二字開頭的國號。

作者國安反網特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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