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質指數為何只是公眾健康的有限估量

查爾斯·達爾文在1882年以73歲高齡去世，很可能是由於心臟病。那時，英格蘭的平均壽命為44歲。達爾文雖然在生命中遭受了很多重大的健康問題，但卻出乎意料地長壽。如果映射到2017年的紐西蘭，他將會活到約110歲，可能會收到女王的明信片。

關於達爾文的體重並沒有太多的信息。我們知道在1836年的小獵犬號旅行之後，也就是26歲之時，體重是67千克，高180厘米。他的體質指數(BMI)是20.6，歸類為「健康」體重。我們還知道他在旅行途中深受多種疾病之苦，從很多方面來講都稱不上健康。

合成圖片。credit: 123RF

體重的歷史

在1836年，磅秤還不怎麼普及。醫生們定期稱量病人體重是另一個世紀的事情了。26歲的達爾文應該是站在一個相當基礎的1770年發明的彈簧秤上，或者可能是一個大型的天平上。在他的餘生中，彈簧秤變得越來越常見，主要被用於商業來決定價值。後來被集成到統一便士郵政，也就是皇家郵政的前身。

直到1942年稱體重才變得越加常見，特別是隨著保險業的出現。這一段迷人的歷史被記述在Marina Komaroff近期在肥胖雜誌上的總結之中，但對此需要以批判的眼光來閱讀。

比如Komaroff詳細談論了保險業在將體重作為風險量化標準中的角色，但她並沒有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真的想要保險業定義我們判斷健康的基礎嗎？

通過肚帶衡量健康

BMI和慢性健康風險之間的關係遠非那麼簡單。儘管如此，BMI還是被用於無數的醫生諮詢室、營養學研究、保險評估以及甚至是移民體檢。數字本身(BMI，或者其近親「體重」)多年來跨越了生物學和道德之間的邊界。

在西方社會，體重與我們的個人身份密切相關：你要麼是一個善良有道德的人，能夠抵制誘惑，通過適量的劇烈運動對自己施以懲處，要麼是一個又懶又好吃的壞傢伙。

我們發現衍生而來的生理標記被公眾健康倡導者和內行的食物與飲料公司像一把劍那樣揮舞，實在令人煩惱。他們一致暗示我們不斷增粗的腰圍是我們缺乏意志力和無法吃得更少鍛煉更多的結果。

雖然我們逼近的慢性疾病危機被簡化為簡單的體重管理，但提供的唯一解決方法卻是對公眾的「更多教育」，即告知超重和肥胖個體要練習控制他們的「生活方式選擇」。即使是在我們社會中的最年輕的成員中也能輕易的看到這一點。

因此，我們都根據這種標誌來評判自己的健康、社會成功和整體的幸福感。將我們的個體和公眾健康努力傾注於追求這一不相干的標記使我們錯失了幸福健康的真正重要的標誌。

將人類健康總體簡化為一個可測量、可跟蹤、數值化的生物標誌集合可能對於幾十億美元的製藥工業而言十分方便，這樣他們就能利用藥物調節以上生物標誌。但在很多情況下，這能改善這些個體生活質量的證據卻不幸的相當缺乏。

從個體到群體

非西方文化常將人類健康理解為與所居住環境具有難解難分的關聯，而非簡單的個人責任。雖然非西方文化的健康系統之間具有驚人的多樣性，但其宗旨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從這些啟發中我們能學到很多：親近自然環境、從自然中吸收營養並返還、尊重你的長輩因為他們是知識的來源並反過來吸收知識傳給你的下一代、貢獻集體這樣才能在需要的時候得到支持。其中某些「事實」受到當前科學知識的支持，有些沒有。但通過理解有機系統的複雜性，他們展現出了西方健康系統通常缺乏的老於世故性。

從我們學院研究和健康前沿的角度來看，我們想看到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的健康和幸福方法的巨大改變，一個我們稱為先祖健康的新/舊框架。

對於我們，「先祖」這個詞有幾個意思。首先這指的是我們基因編碼形式的生理遺傳，基於「共同先祖」承認我們與自己的直系祖先和所有地球上的生物之間的聯繫，正如達爾文首先在物種起源中所承認的那樣。

先祖還指某些不那麼有形但同樣重要的東西：從我們祖先傳下來的豐富文化遺傳，形成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最後，先祖還是我們與未來後代的聯繫，對於他們而言我們就是先祖和遺傳材料、表觀遺傳變化、文化和環境遺傳的來源。

先祖健康並未避開現代醫學或者科學發現，而是在進化論和社會文化經驗背景下提供了翻譯和實現科學數據的框架，包括BMI測量。

先祖健康鼓勵我們認識個體健康、群體健康以及大地健康之間的深層相關性。如果我們的公眾健康系統要使自身與這些原理更接近的話，那就需要根本上改變社會中對何為「健康」的認知。

本文譯自 conversation，由譯者 CliffBao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 Andrew Dickson(梅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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