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應不應該有社會責任感？

作家應不應該有社會責任感

邵旭峰文化影業聯盟

西北師大傳媒學院院長徐兆壽教授

文學論壇

在幾次文學論壇上，我批判今天中國作家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尤其是近年來中國作家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完全失聲，而使人們對作家喪失了起碼的信任。你不關心別人，別人也就放棄了你。這也許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吧。但是，每一次都會遭到絕大多數先鋒派作家和詩人的譏諷與責難。他們問我：為什麼作家必須要有社會責任感？

在課堂上，我也大談此類觀點，但我的學生在博客上反駁我，作家有什麼了不起？為什麼非要把人分為偉大的和渺小的？

後來便有些自嘲，在公眾場合，也盡量地少談責任感的問題。有一次，與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吃飯，談到了高校的諸多腐敗問題時，我說，讓他們去爭吧，關我什麼事？但是，那位教授說，你應該在博客上批評批評這些現象。我笑道，能怎麼樣呢？誰會聽我的話？可是，他說，聽不聽是別人的事，寫不寫卻是你的事啊。我聽了一震。

後來的一段時間，我想了很多問題，我想我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自古以來，就有入世與出世兩種人生態度，他們談不上積極與消極，因為有時候出入也是積極的。但是，我在想，有真正的出世嗎？老莊被人們稱為是出世的，孔子成了他們的對立面，是入世的，但是，我一直在想，老莊真的是出世嗎？人們也許根本不知道，老子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的原創類作家了。在那時，孔子尚且不敢「作」，只說自己是「述」，但老子不同，口頭上要處「下游」和「弱水」之地，但實際上是大音稀聲，影響甚巨。莊子也一樣。如果真要出世，為什麼還要收門徒講學呢？如此一看，真正的出世者是沒有聲音的，就如同今年的作家們一樣。

然而，作家們終歸是出聲的，他們是無聲之音。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擁有話語權者究竟擁有什麼資源？他們在社會上的角度將如何？

老子和孔子之前，言說的權利完全屬於國家，不允許個人立言。孔子前後，「天子失學」，「學在四夷」，這個時候，才有了私人辦學與立言的權利。這便是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第一個高潮期。這也就是諸子百家的時代。自私人立言後，言論又怎樣呢？有為大眾的，有為個人的。大眾與個人，熟為重？自然是為大眾者。何也？原因很簡單，人是不能單獨存在的，人要與人存在，便構成了社會。言論便是為社會服務的，即使是為個人的，其實也只是在調解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以還原人的本性。但是，人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是人單獨存在時的動物性，還是人與人在一起存在時的社會性？顯然，如果我們承認人與動物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即人有動物性的一面，也有社會性的一面，那麼，我們就必須認可，人與動物不同的就是社會性。這就說明言論必須為社會，為人類的完全自由為本質和目的。

此外，言說若僅屬於個人，也只能在個體間傳播，那麼，其影響也僅限於個人，不會散諸於社會，但是言說若屬於社會，那麼，它就可能被社會傳播。這是言說的特點。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感有與沒有便成為言說有無公心的重要尺度。其實，為私的言說是惡的，為公的言說多是善的（過頭時則成為惡）。老莊的言說並非言私的，還是在大談如何治世。

隱者可能是大言稀聲，但斷然拒絕社會責任感，並非隱者要言說時的真實狀態，他只是要拒絕被利用而已。同樣，顯者大談社會責任感，有時也並非其真有責任感，很可能是為了達到其私人之目的，他們是為了利用時世。但不管怎麼說，一個人若完全超越個人之私，而達到聖人之境，其隱與顯便不重要了，只要其言說，他便是有責任感的。老子、孔子和莊子都是這樣的人。

那些完全拒絕社會責任感，卻又在言說的是很危險的。當世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他們言說的不是公，而是私，不是精神，而是慾望。他們曾反駁我，聖人真的存在嗎？聖人不是人嗎？既然聖人也是人，就有私慾。有私慾還能是聖人嗎？

我的學生常常問我這個問題，我說，聖人並非是拒絕私慾的，而是他們超越了私慾。簡單地說，他們是有功名的，但他們並非為功名而活著，因為他們超越了功名的羈絆。聖人與一般人的區別只在於，聖人的心中有公心，而一般人的心中只有私我。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來人們都希望能立言者必達聖境，這樣言論雖少，但不擾亂民心。現世立言者太多，又多以私為質，於是，信仰完全喪失，道德沒了根本，人心亂了，社會散了。

怎麼辦呢？還是要喚醒立言者的社會責任感，喚來一些清新的正氣，驅散那些腥臭的慾望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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