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到胡適《你莫忘記》/魏邦良

陳獨秀在《字義類例》的自序中曾說「近代學問重在分析」，所謂分析，就是獨立思考，而陳獨秀無論是做學問還是進行革命工作，總是堅持獨立思考。陳獨秀的非凡見解，特立獨行，就源自獨立思考。

孫中山開始革命時，把革命視為「排滿」的種族鬥爭，革命的目標即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誰革命還是不革命，就看他是否認同「排滿」。

陳獨秀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在《安徽俗話報》上撰文，聲稱清朝皇帝是中國的皇帝，清政府是中國的政府。對於「亡國」，他的看法如下：

「這國原來是一國人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里的一個人。這國里無論是哪個做皇帝，只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字與朝廷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為亡國，殊不知一國里，換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可稱做『換代』，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佔去，這才算是『亡國』。」

在「驅除韃虜」口號沸反盈天之際，說清朝皇帝仍是中國人，清朝倒台並非亡國，當然冒著很大的風險。但陳獨秀卻堅持獨立思考，堅持「我口說我心」。

陳獨秀早年也曾參與過對清政府官員的暗殺活動，但很快，他認識到這種活動不明智不妥當不科學，在《論暗殺暴動及不合作》一文中，他寫道：

「進行暗殺活動的人只看見個人，不看見社會與階級；暗殺所得的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階級的善，可以去掉社會的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的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因此……我敢說暗殺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蹟，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

勤於學習，勇于思考，才會有這樣的真知灼見。

對於辛亥革命的成敗，陳獨秀的認識也頗為深刻。他認為，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不少，最重要的有二：一、單調的排滿，放鬆了帝國主義侵略；二、單調的軍事行動，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

陳獨秀的分析，點出了辛亥革命的癥結所在。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中國衰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而陳獨秀卻提醒我們，國民性的不好也是中國衰亡的主因之一。在其主編的《安徽俗話報》上，曾發表了一首《醉東江——憤時俗也》：

「眼見得幾千年故國將亡，四萬萬同胞坐困。樂的是，自了漢；苦的是，有心人。好長江各國要瓜分，怎耐你保國休談，惜錢如命。拍馬屁，手段高，辦公事，天良盡。怕不怕洋人逞洋勢，恨只恨我們家鬼害家神。安排著洋兵到，乾爹奉承，奴才本性。」

這首《醉東江》，把「家鬼」視為中國衰亡的罪魁禍首。而陳獨秀說得更具體，他說，中國衰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強，也不是財力不足，也不是外國欺負中國，也不是土匪作亂，依我看起來，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

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陳獨秀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今其國之危亡也，亡之者雖將為強敵，為獨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為與性質。」

針對當時國人的自私、愚昧、麻木，陳獨秀撰寫《亡國的原因》予以抨擊。在文中，陳獨秀批評國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做官的，只知道撈錢；普通百姓，各保身家，而且「越是有錢的世家，越發只知道保守家產，越發不關心國事」。陳獨秀告誡國人：「列位呀！要知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國若大亂，家何能保呢！」

顯然，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批評了國人缺乏「國家意識」，呼籲國人要愛國。然而，不久，袁世凱上台後，陳獨秀在給章士釗的信里則感慨：「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這一方面反映了陳獨秀對袁世凱政府的極度失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他對「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新也更深的思考。

1914年9月，陳獨秀在給章士釗小說《雙枰記》所寫的序言中，曾這樣剖析「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關係：

「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團體之成立，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耳，個體之權利不存在，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動。」

陳獨秀還特別撰寫《愛國心與自覺心》闡明為何在袁世凱的黑暗統治下，人民不特可以不愛國，甚至還可以期待列強瓜分。

陳獨秀在文中告訴我們，「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人民權利，載在憲章，犬馬民眾，以奉一人，雖有健者，莫敢出此。」。而中國人之視國家也，與社稷齊觀：「中國語言，亦有所謂忠君愛國之說，斯其釋愛國也，與忠君同義。」

陳獨秀認為，在近代歐美，國家保障了人民各種「載在憲章」的權利，而東方人民「惟為締造者供其犧牲，無絲毫自由權利與幸福焉」。如此一來，「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欲以愛國詔國人者，不可不首明此義也。」

陳獨秀認為，既然明白了國家的涵義，「則謂吾華人無愛國心也可」，為何？因為「吾華未嘗有共謀福利之團體，若近世歐美人之所謂國家也。」陳獨秀說，我國自古以來，「號為建設國家者，凡數十次，皆未嘗為吾人謀福利，且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賊。」「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憂樂，即有聖君賢相，發政施仁，亦為其福祚攸長之計，決非以國民之幸福與權利為準的也。」

由此，陳獨秀得出結論：「若而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而且，陳獨秀還斷言，倘若我們不理解國家為何物，盲目去愛，則「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

最後，陳獨秀指出，若「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則「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那麼，人民對國家的態度則是：「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

毋庸諱言，陳獨秀髮表於《甲寅》1卷4號的這篇《愛國心與自覺心》不乏驚世駭俗之論。誠如當時的一位作者所說的那樣：「（此文）好像一顆炸彈放在甲寅雜誌中間，震動了全國論壇。」雜誌主編還陸續收到十幾封信，叱罵陳文：「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

不過，這些信只對陳獨秀進行謾罵、攻擊，卻沒有對陳文予以有理有力的反駁。後來《甲寅》發表了兩篇回應陳獨秀的文章，一篇李大釗的《厭世心與自覺心》，一篇是梁啟超的《痛定罪言》。

李大釗認為，陳獨秀是出於「厭世」，出於對袁世凱政府的黑暗腐敗才寫了這篇言辭偏激之文。他批評陳獨秀說：「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

李大釗的文章四平八穩，但不過是老生常談。顯然，他並未認識到陳獨秀文中的「片面的深刻」。

梁啟超《痛定罪言》則幾乎完全認同了陳獨秀的看法。

梁啟超在文中說，雖然目前的中國仍然是中國人之國，未嘗受統治於他國，然而國人卻不能享有參政權，國人的生命財產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甚至不能安居樂業，不能接受起碼的教育，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梁啟超反問：「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

梁啟超還以他家鄉為例，說明當時社會官僚腐敗，百姓困苦到了「殆不復知人間何世」的地步。「民之黠者、悍者，則或鑽研以求為官吏、軍士，或相率投於盜賊，而還以荼毒煎迫他人；其馴善朴願者，無力遠舉斯已耳，稍能自拔，則咸竊竊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香港、澳門、青島乃至各通商口岸，所以共趨之如水就壑者，夫豈真樂不思蜀，救死而已。」梁啟超說：「夫人至救死猶恐不贍，而欲責以愛國，為道其安能致？」

梁啟超在文中，還特別警告政府，千萬不能利用人民的愛國心，「術取其財與力」，「以圖一時之小補而不復顧其後」。如果政府這麼做，那麼後果是：「則其所斫喪者，將永劫而不能復。」

梁啟超雖然認同了陳獨秀的驚世駭俗之論，但他在文中卻為政府開脫。認為承擔責任的應該是「我輩士大夫」：「今欲國恥之一灑，其在我輩之自新。我輩革命，然後國事始有所寄，然後可以語於事之得失與其緩急先後之序，然後可以寧於內而謀御於外。」

梁啟超看出了問題的癥結，但又不想得罪政府，於是，以唾面自乾而又含糊其辭的方式，把矛頭指向一個含混模糊的「吾輩士大夫」，這顯示了他的軟弱與妥協。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發表五年後，《新青年》第5卷第3號發表了胡適的一首詩《你莫忘記》。這首詩的觀點與陳文幾乎一脈相承：

「（此稿作於六月二十八日。當時覺得這詩不值得存稿，所以沒有修改它。前天讀《太平洋中劫餘生》的通信，竟與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丟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給尹默、獨秀、玄同、半農諸位，請你們指正指正——適）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強姦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是誰砍掉你的手指，

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噯喲……

火就要燒到這裡——

你跑罷，要同我們一齊死！

回來！

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

總該不至——如此！」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首詩看成胡適的偏激之詞，也不能粗暴地指責胡適在這裡宣傳「亡國」。

其實，從這首詩的背後，我們可探尋胡適對「愛國主義」的思考，以及他關於「愛國」的矛盾心態。

胡適在中國公學讀書時，是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1908至1909年他在《競業旬報》發表的四篇《白話》：《愛國》《獨立》《苟且》《名譽》證明了這一點。

他在這些文章中表達了這樣的觀念，那就是，愛國是所有美德之本：「在家的時候，便要做一個大孝子；在一村，便要做一村的表率；在一國，便要做一個大愛國者。」

他還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不少愛國格言，比如荷馬的「為祖國而戰者，最高尚之事業。」

胡適在那階段曾寫過一篇《讀書札記（一）·讀》，把《愛國二童子傳》這部「極好極有益處」的小說中的格言譯出，如：

「美成洛將死，乃張目作凄戀，頗聞微息作聲，大類微風之吹入，頗辨析為『法國』二字。（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記國家，我們呢？）」

他還撰文《世界第一女傑貞德傳》，盛讚她的為國捐軀，並呼籲中國「快些多出幾個貞德，幾十個貞德，幾千百個貞德」。

然而，赴美國留學後，特別是他當選1913年度康奈爾「世界學生會」會長後，胡適開始傾心世界主義。從他的日記，我們可看出，他試圖把世界主義和愛國主義融為一體：

「……。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吾之世界觀念之界說曰：『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頃讀鄧耐生詩，有句云：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深喜其言與吾暗合。故識之。」

但胡適很快發現，世界主義與愛國主義往往很難調和。

1914年美國與墨西哥發生衝突。胡適所居住的綺色佳開始流傳一句話：「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這句話的實質就是：但論國界，不論是非。這句話在報上刊載多日，無人置辯。胡適對此有所感觸，撰文投稿，但報社卻不敢登，後在報社某女士的堅持下，報社才將胡適此文，以摘要的方式發表在新聞欄。

胡適在文中指出，人們之所以認同「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是因為有兩個道德標準，但這顯然是錯的。因為：「人人都不反對萬事皆有一個對錯及正義與否的標準，至少文明國應如此」。然而，一旦涉及國際間事，人們會放棄那個對錯和正義與否之標準，宣稱「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由此，胡適得出結論：很多人奉行道德的雙重標準：「其一用之於國人，另一用之於他國，或『化外之民』。」在胡適看來，這顯然是錯的：「余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

1914年7月22日，胡適在演說《大同主義》時再次批評了「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 ）這句話，認為，這句話的錯誤在於看問題「但論國界不辨是非」。一位夫人告訴胡適，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應該理解為：「無論吾國為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胡適承認：「此意已足匡余之不逮。」所謂「不逮」，也就是胡適沒有充分考慮一個國民對國家的愛，而是純粹從學理、邏輯上去思考這一問題。

另有一位教授（M.W.Sampson）也對胡適解釋，這句話「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本意應該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這位教授還舉了一個例子，說，兄弟倆外出，弟弟醉了侮辱他人，受辱者拔劍回擊，那麼哥哥應該保護弟弟，還是置之不顧，抑或幫助受辱者毆打其弟？教授的結論是：「其人誠知其弟之非，而骨肉之義不得不護之，寧俟其酒醒乃責其罪耳。」對於歐洲人紛紛棄歐投美，這位教授的看法是：「其去國之原因，大率以專制政府壓製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

對教授的勸說，胡適表示接受：「此言是也。吾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

上述那位夫人和那位教授對胡適說的話，其實是提醒胡適，在堅持是非標準時，不能忽略了一個人對本土本國的感情。胡適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幸師友匡正之耳。」由此，胡適也認識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非之心能不能戰勝愛國之心，就很難說了。

儘管胡適認識到，談論是非標準時，要考慮到人們的愛國心，但他依舊認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基本的原則還是要堅持：

「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師友的「匡正」讓胡適意識到自己強調是非標準時忽略國人對國家的感情。但他做出讓步的同時也有所堅持，依舊認為，愛國，還是要有起碼的原則。

在1914年8月9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

「頃見卡來爾之愛國說，乃與吾平日所持相契合。錄之：

吾輩希望有另一種愛國主義。它不是建立在偏見之上，而將使吾國對吾民更為親愛，又和吾輩之哲學信念相協調；它將使吾國愛一切人，公正地獎勵各個地區，那麼國民也將不顧一切地熱愛這個嚴厲的祖國，它的悠久的社會傳統及道德生活。」

顯然，胡適在這裡強調的是，愛國，也不能盲目。

1914年10月26日，胡適在日記里寫長文《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對狹義的國家主義作進一步的批評：

「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為我之國須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凌駕他人之種（德意志國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臨御萬方』），凡可以達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雖滅人之國，殲人之種，非所恤也。凡國中人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為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即弱肉強食是也。此真今日之大患。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著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胡適在這裡明確表明「吾輩」乃「醉心大同主義者」，表達了要做一個超越國家的世界主義者。1914年11月25日，胡適在當天日記里抄錄了「大同主義之先哲名言」，雖然胡適未說一句自己的話，但他所錄的這些名言，已充分表露了他的思想：

「亞里斯提卜說過智者的祖國就是世界。——第歐根尼·拉爾修：《亞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當有人問及他是何國之人時，第歐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第歐根尼·拉爾修：《亞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蘇格拉底說他既不是一個雅典人也不是一個希臘人，只不過是一個世界公民。——普盧塔：《流放論》

我的祖國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T·潘恩：《人類的權利》第五章

世界是我的祖國，人類是我的同胞。W·L·加里森（1805—1879）：《解放者簡介》（1830）」

對胡適喜歡並抄錄的「我是世界之公民」這句話，當代學者邵建非常欣賞，他讚歎道：「我是世界之公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響亮的聲音之一，這樣的聲音穿越時間的隧道而經久不衰，放在今天，則更見它的現實意義。」

1914年12月22日，胡適為世界學生會成立十周年賦詩一首。從這首可看出，當時的胡適醉心於「博愛」而不是「愛國」：

「『且讓人類博愛從此開始，

西方東方在此自由相會，

人人一樣尊敬，無分尊卑，

我們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誼。』

締造者說。於是開始工作，

這裡不是飲宴狂歡的場所。

每個人都立誓教士般奉獻

作開路先鋒，為人類聖戰。

若問我十年來有何成就？

很少，但決不只是海中的一粒鹽。

我們深信定將迎來那一天——

今日的夢想將化為現實，

地球上的人們將一起呼喊：

『人類定將凌駕萬邦之上！』」

正因為信奉世界主義，當中日爆發衝突時，胡適理性而冷靜的表現顯得與眾不同，因而也特別刺眼。

1915年，中日之間發生衝突，日本以戰爭威脅中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2月至5月，留美的中國學生為此展開熱烈討論，大多數學生主張對日開戰。而胡適認為，戰爭只能帶來毀滅，他主張以和平、不抵抗的方式解決衝突。胡適的「不抵抗主義」受到留美學生的冷嘲熱諷。在康奈爾大學中國同學會所開的一次會上，胡適因事未出席，卻發表了書面意見，當會長代念他的意見時，就連好友任鴻雋也忍不住地諷刺道：「胡適之的不爭主義又來了。」

自己的主張得不到同學的理解和支持，胡適當然失望苦惱。他和好友也是他的精神舵手韋蓮司談到中日問題以及自己的「不抵抗主義」，韋蓮司的回答對他頗具啟發，這從胡適回她的信中可看出：

「……。

你（韋蓮司）對中日問題的看法很具有啟發性。敵人是使一個國家團結起來最有效的辦法。我真誠地希望從這次侮辱的經驗中，能帶來一些好結果。據報導，政府已經赦免了孫中山和他的許多同黨，並在政府中任了要職。我希望這一舉動出自誠懇的動機。

……。你說的對極了：『我們各盡所能，做好自己分內的一份工作！』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們祠堂每半年舉行一次的祭祀活動中，那個老年的司儀，用他莊嚴的聲音說道：『執事者各司其事！』我已有11年沒參加這種祭祀活動了，但這句話卻一直響在耳際，活在心中。這句話是多麼真切，又多麼重要！」

顯然，韋蓮司認為，作為學生，應做好「份內」的讀書之事。韋蓮司這個各盡所能各司其職的觀點，對胡適的影響是深遠的。

隨著日本對中國的步步緊逼，留美的中國學生抗日情緒愈演愈烈，有人竟然主張「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這些過激之詞在胡適聽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為了讓大家能理智地面對這一問題，冷靜地商討對策，胡適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發表《告留美學生書》，勸同學們要鎮靜，不能被愛國激情沖昏了頭腦。

胡適《告留美學生書》的精華部分就是對韋蓮司「各盡所能，做好自己分內的一份工作」的闡釋和引申：

「……。

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是應該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地繼續我們的學業。充實自己，為祖國力爭上遊，如祖國能渡此大難的話——這點我想是絕無問題的；或者去為祖國起死回生，如果祖國真有此需要的話。

弟兄們，這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

總而言之，讓我重述前言，請大家不要衝動；讓我們各盡我們應有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求學！」

胡適把這篇《告留美學生書》寄給韋蓮司，請她批評。韋蓮司在回信中，讚揚文中有關學生責任那段話「鞭辟入裡」，但她對胡適的某些言詞也提出委婉的批評。

胡適批評留美學生出於愛國激情的激烈言辭是「不折不扣的瘋癲」，他甚至諷刺一些愛國學生為「愛國癲」。韋蓮司對此予以含蓄的批評。她認為一般留學生的態度雖不明智，但態度背後卻蘊含著寶貴的動力，展現出來的是「元氣、生命力以及團結的傾向。」他建議胡適不能只對他們潑冷水，而是要因勢利導充分利用們同學們的愛國激情。韋蓮司提醒胡適，如果不能為同學們確立一個高遠的目標，那他們是無法接受冷靜的勸告的。

胡適完全接受了韋蓮司的批評和建議，並按韋蓮司的勸導著手寫第二封《告留美學生書》：

「……在我呼籲大家冷靜的同時，完全沒能理解到群情激奮背後的一種精神，而在你的信里，對這種精神卻大表讚揚和理解。」

顯然，胡適忽略了留學生對國家的感情，而是純粹從理性和邏輯方面來探討這種「群情激憤」對萬里之外的國家是否有用。經過韋蓮司的提醒和批評，他意識到這種看上去於事無補的「群情激憤」，卻蘊含著「元氣、生命力以及團結的傾向」。而他的過於理性，則有可能陷入另一種誤區。

當然，在國家危急之際，胡適表現得很冷靜，這並不表明他不愛國。事實上，胡適對祖國的熱愛和那些慷慨激昂的「愛國癲」相比，可謂毫不遜色。

1915年2月6日，有人自稱「支那一友」，致信「The New Republic」。信中說，日本在中國佔優勝，未始非中國之福。還說：「中國共和已完全失敗，中國人不適於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國有良政府，中國之福，列強之福。……」

胡適讀後，大不滿意，隨即去信反駁。他的拍案而起，表明他和那些慷慨激昂，高呼口號者一樣愛國家，有血性。

不過，胡適在宣洩感情之後，又會撇開感情，對「愛國」這一問題做深入思考，而「打破砂鍋問到底」式的思考，讓他常常陷入矛盾與困惑之中，比如：民族主義在什麼前提下才能成立？外族治理就全無好處？本族治理就一定強於外族？等等。前文說過，韋蓮司女士是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的密友和精神舵手，胡適有了困惑就會向她傾吐。在給韋蓮司的一封信中，胡適就把他的「異端邪說」向對方和盤托出，並請對方為他答疑解惑：

「如果我對你的觀點的了解是正確的，你的意思是說：外來統治的問題在於，統治者可能不知道什麼樣的發展政策對被治者是最好的；征服者有可能鑄成的錯誤，是強加給被征服者他們並不真正需要的，而其結果正適足以斫喪真正能對他們『有益的發展』。這是你的意思嗎？

我的推斷如果正確，則我要說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在不久以前說民族主義唯一能成立的理由，只是因為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屬於一個民族自己的政府最有可能找到最好的發展政策。請注意，我在這裡是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然而，我們還有待證明每一個民族確實能知道什麼是對自己最好的。即使我們承認每一個民族確實能知道這點，我們還有待證明每一個民族都有能力去作到、而且能把這個理想付諸實施、實現其潛力。然而，我們有太多的證據可以來證明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僵死的傳統，那可以阻礙其醒覺、改革的進取心、以及發揮其潛力。你同不同意？

反之，這是非常可能的：一個外國觀察家可能（至少在短期內如此）更了解一個民族所需要、而且迫切所需的是什麼。一個有效率、開明的外來政府，反而非常有可能替一個衰老、被成見所囿的民族提供他自己不幸所欠缺的進取心和原動力。你同不同意？

我在這裡所說的真是異端邪說！然而，你促使我誠實、不畏縮地去作思考，而這就是其結果！『直搗其邏輯的盡頭』常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大部分的人寧願走到半途就找個退路。」

胡適坦言，他的思考是「直搗其邏輯的盡頭」，所以在比較外族統治與民族自治之間的優劣時，完全客觀、理性而不帶一絲感情，有一說一，毫不掩飾。但同時，他也明白，撇開感情，完全從學理方面去探討這個問題卻會得出在國人看來是「異端邪說」的結論。他的困惑在於：明明是理性深入的思考，為什麼會得出異端邪說的結論？那麼，是一意孤行堅持這種異端邪說，還是審時度勢做必要的妥協？他想從韋蓮司那裡獲得指導，但面對如此尖銳而敏感的問題，韋蓮司又如何提供兩全其美之策？結果是胡適只能帶著這個困惑繼續做「直搗其邏輯的盡頭」的思考。

胡適可能沒有意識到，他的錯誤在於，他以為關於「愛國」問題可以作純學理的冷靜分析，可以「直搗邏輯的盡頭」，其實，對這一問題，是不能撇開感情來作純理性的思考，倘若不顧及人民對本土對國家與生俱來的感情只從純學理角度思考探討這一問題，就會得出「異端邪說」的結論。

說到對祖國的愛，一位美學家有這樣的闡述：「『愛』是一種情感，不是一種主義。是生長出來的，不是灌輸進去的。沒有強烈而持久的切身感受，就不會有深刻而執著的情感。不論是愛的情感、恨的情感，還是其它什麼情感。情感總是自發的，無待於榜樣的啟示，或者理論的開導。唯其無待，所以真實。唯其無待，所以深刻。如果千百年前或者幾萬里外的某件事情有可能使我們激動起來，那只能是因為它同我們的幸福與痛苦有某種聯繫。」

你看，對祖國對故土的愛，不會因了某種理性分析而滋生，也不會因為某種邏輯推論而消泯。胡適撇開感情，對「愛國」作純理性探討，所謂「直搗邏輯盡頭」，註定不得要領，甚至南轅北轍。

1917年3月7日的一則日記，表明胡適還在思考這一問題，還沒有完全消除內心的困惑，同時也沒有意識到一個人對本土對國家的感情與生俱來，深厚綿長，不考慮這種感情，只一味思考，只能陷入困境，甚至步入歧途。

王壬秋給兒媳的一封信里寫有這樣的話：「彼（指外國列強——筆者注）入吾京師而不能滅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

胡適早年讀到這些話，非常氣憤，「以為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然而，這時候的胡適思想大變，對這番話有了新認識，他在日記里說：「今思『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語，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平心論之，『去無道而就有道』，本吾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吾輩豈可以十九世紀歐洲之異論責八十歲之舊學家乎？」

胡適在日記里說，國家主義若能成立，必須有一個前提。

「吾嘗謂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其他皆不足辯也。此惟一之根據為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國之排滿主義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滿族二百七十年來之歷史足證其不能治漢族耳。若去一滿洲，得一袁世凱，未為彼善於此，則不以其為同種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曾任美國總統——筆者注）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適認為，「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這個前提有問題，問題就出在那個「終」字，「終」就是「最終」，是一個彈性的時間概念，無法驗證。

在日記中，胡適還提出民族主義成立的另一個前提「政府之權力生於被治者之承認」。胡適舉了兩個例子。如「英國之在印度」，如印度人同意，這個由英國人主政的政府就可以接受；若印度人不同意，就可革命。再如，有兩百萬德國人處於美國政府之下，如他們承認美國政府，則可不革命。

不過，胡適認為，這個前提也有缺陷。因為如果「政府之權力生於被治者之承認」，那麼「承認」「不承認」的標準為何？「若雲異族則不認之，同族則認之，是以民族主義為前提，而又以其斷辭為民族主義之前提也。此『環中』之邏輯也。若雲當視政治之良否，則仍回至上文之前提，而終不能決耳。」

既然，民族主義的兩個前提都有問題，那麼在胡適看來，民族主義也就不成立了，這樣一來，胡適結論就是：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所謂「去無道而就有道」。

寧選威爾遜不選袁世凱，胡適此舉正如邵建所說的那樣，「完成了一個『愛國者』到『世界公民』的轉變」。

當胡適得出這一結論時，完全沒有考慮人民對祖國對故土的感情，以為人們完全可以根據某種分析，通過邏輯推導，選擇「去無道而就有道」。而實際情況遠比胡適所分析的複雜。另外，胡適舉的印度人和在美國的德國人例子也不妥。因為印度人一直不滿意英國人的統治，最終英國人也不得不離開印度，儘管之後印度陷入混亂之中，但印度人也不會後悔趕走英國人。而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在美國的德國人是主動離開故土，奔赴美國的，自另當別論——他們根本不在自己的國家，有什麼理由不接受異族政府。

「去無道就有道」，強調的是「道」，也就是說，只要政府有「道」，那麼人民就可以接受這個政府，哪怕主政者是異族。但胡適完全忽略了，對祖國對故土的感情與生俱來，這種強烈的與生俱來的感情，使人們對異族統治有著強烈的抵觸心理，即使這個「異族統治」「有道」。

正因為注重「道」，忽略了「情」，當中日發生衝突時，胡適的態度顯得極為不合時宜。此時的他，完全從理性的角度，考慮中國武力不是日本的對手，所以，寧求瓦全，不願玉碎。最終他撰寫的《保全華北的重要》引起了包括傅斯年在內的諸多朋友的強烈不滿。胡適在文中強調了保全華北的重要性，提出先保全華北，再收復失地。言下之意就是為了保全華北，不惜忍辱和對方談條件。而對於傅斯年這樣激進的愛國者而言，無視對方侵略的事實，為保全華北和對方妥協，就是投降，就是賣國。傅斯年讀罷《保全華北的重要》，暴跳如雷，聲言要和胡適絕交，和發表此文的《獨立評論》脫離關係。後經友人丁文江的斡旋，兩人為此作了長談，化解了衝突。但胡適對中日危機的態度也漸漸由「和平努力」轉向「苦撐待變」。

胡適因為忽略人們與生俱來的愛國之情，沉浸在「沒有一絲火焰」的純粹思考中，於是得出了「異端邪說」，並且發表了不當言論引起朋友們的不滿和批評。

毛姆曾說：「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而胡適卻從純理智角度來思考愛國問題，自然會陷入困境。

注重理性，忽略感情，會像胡適那樣陷入誤區；另一方面，失去理性，一味沉溺在愛國之情中，且把這種感情抽象化、教條化、模糊化，那麼，我們也會步入歧途，甚至害人傷己。

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從維熙寫了一部中篇小說《雪落黃河靜無聲》。小說的主人公是兩個「右派」，一男一女，男的叫范漢儒，女的叫陶瑩瑩， 「大牆」之內產生了愛情。後來兩人都被釋放了，有可能結合而沒有結合，反而突然分開了。原因就是男方的「愛國主義」。當范漢儒得知陶瑩瑩在被劃為右派後曾企圖越境潛逃時，就堅決趕走了她。他的理由是：企圖越境，不管在什麼條件下，由於什麼原因，一概等於叛國。而且，這個錯，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數的，所以「一次」也就等於永遠，萬劫不復。

小說中的范漢儒還說了些慷慨激昂，義正辭嚴的話：「屈原受了那麼大的冤枉，並沒有離開生養他的祖國土地呀！最後，還是跳進了汩羅江，被稱為千古忠魂！陶瑩瑩儘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麼能離開生養她的母親，養育她的大地呢？這個楔子打在我們中間，我和她怎麼能夠繼續下去呢？」

「我認為無論男人、女人都有貞操，一個炎黃兒女的最大貞操，莫過於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

「你、我、她都應當無愧於我們光榮的祖先。」

對范漢儒這些話，有位美學家做了批評：「當祖國、民族、國家、炎黃兒女和光榮的祖先等這些含義不同的概念被攪在一起，一股腦兒塞給我們的時候，我簡直是被弄糊塗了。特別是在小說所引用屈原的例子中，不但把這些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而且把『祖國』這一概念同特定時期特定的政治路線的概念混為一談了。」

對於小說中設置的陶瑩瑩的結局，這位美學家表示了不解和痛心：「迫害者可以受到原諒，被迫害者的逃跑卻是不可原諒的。迫害者判她坐牢。我們的作家則判決剝奪她愛和被愛的權利。相比之下，迫害者的判決反而顯得溫和了。我們的作家的判決書，猶如但丁所看到的地獄之門上的題辭：『你進來的人們，放棄一切希望吧。』設想一下出獄後的陶瑩瑩的命運，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困惑：為什麼我們的作家——這些本應是最富於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怎麼竟然會變得如此殘酷了呢？！」

美學家認為，范漢儒和陶瑩瑩完全是脫離生活的虛假形象，是概念化人物，「而是這些虛假形象表現出來的一種真實傾向：把祖國概念同國家政權混為一談，為『極左』路線辯護和粉飾。」

美學家還特別指出，如果混淆了「祖國」與「國家政權」的概念，就有可能「拉了祖國來做執政者罪惡的替罪羊」。美學家反問：「這豈不反而委屈祖國，成了不愛祖國了么？」

陶瑩瑩試圖越境是為了逃離極左路線的迫害，而范漢儒據此斥責她叛國，這不是把極左路線犯的錯由祖國來承擔嗎？

陶瑩瑩是在受到迫害才決定越境逃亡的，這是保命，哪裡是叛國？就連梁啟超不也說：「夫人至救死猶恐不贍，而欲責以愛國，為道其安能致？」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從維熙後來接受了這位美學家的批評。

當我們小心翼翼把「祖國」和「國家政權」區分開來之後，再去讀陳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讀胡適的《你莫忘記》，應會發現，陳獨秀胡適所說的「不愛國」，不過是憤激之詞，當不得真；他倆的真實意圖，不過是激發人們對當時那個昏庸無道、魚肉百姓的「國家政權」的憤恨，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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