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曹操的「唯才是舉」令，《軍師聯盟》也許沒有讀透

近日熱播的電視劇《軍師聯盟》中有一個情節，曹操對其子曹丕說起用人時提到，亂世用人唯才不唯德。

不得不說，該劇把才、德對立，認為曹操任才不任德，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就是曹操的「求才三令」。

但是，如果仔細閱讀史料，並揣度當時的歷史背景，可以發現，這一解讀可推敲的餘地不小。

這是「彰考局」為你推送的第5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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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自發跡以來，用人唯才並不棄德，其屬臣、當世君子荀彧取才並不拘德，兩個辦法構成曹操集團用人的一體兩面。

後人看到的曹操「唯才是舉」等「求才三令」，實際上是受崔琰「唯德是舉」偏失的刺激而出台。

秦漢選官之法，兼用儒法、才德，曹操此令，可以看做是對東漢末以來選官制度的撥亂反正。

成效：曹操的「求才三令」讓魏國「濟濟多士」

餘波：魏晉易代，唯才是舉的路線方針悄然轉變

原標題漢魏晉嬗替圖景中的「求才三令」

撰文推松曰去（彰考局專欄作者）

誤讀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敗於赤壁，統一受挫。戰後，雙方在荊襄、淮南一線互有勝負，南北分治漸成定局。

在北方稍微安定的狀況下，曹操集團原本退居次席的內政理治被提上日程。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於鄴城頒令求賢，即名聞後世的「唯才是舉」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末、建安二十二年秋，法令一再重申，辭旨更見激烈。第二令尚言「士有偏短」，第三令竟然覺得「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可以當官。

《軍師聯盟》曹操劇照。

這一選官用人之策，不論是在漢魏晉更替之局中，還是在整個中國古史上，都可謂是平野上的一道驚雷。

顧炎武說此令「毀方敗常」，將東漢光武、明、章以來的節義之風掃蕩殆盡。陳寅恪亦認為，此令「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

顧、陳似均將此令放在「以德舉人」的對立面，當做衝決倫常節義的洪水猛獸。

事實果真如此嗎？

胡昭以「操尚」聞名於世，「養志不仕」，曹操屢加禮辟。胡昭來到鄴城當面辭請，曹操不僅不怒，反說「勉卒雅尚，義不相屈」。又如崔琰曾舉薦「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的楊訓，曹操當即以禮徵辟。這說明，曹操取士「唯才」，但絕非「棄德」。

曹操的屬臣荀彧取士，卻不「拘德」，這位將潁川士族整個引薦入曹操霸府的「儒門之望」，史稱他：

「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可以說，屬臣荀彧的不拘德與曹操的不棄德，恰好構成曹操集團用人的一體兩面。

因此，如果將取士的「德」「才」標準完全對立，甚至將「唯才是舉」理解為「唯才棄德」，未必妥當。

引線

曹操頒布唯才是舉令，並不是一時腦熱，亦不關所謂的亂世用人法，乃是針對當時選人的弊端而發。

平袁紹後，曹操用崔琰納河北士，崔氏取士治吏的風尚與荀彧不同。

崔琰既薦德勝才薄的楊訓，又舉邴原「秉德純懿」為「國之重寶」，可見崔琰舉士，以德為先。

建安十三年，曹操為丞相，不久，讓崔琰、毛玠主選舉事。崔、毛選人以「清正」為標準，對那些有盛名於世，但「行不由本」德行有虧的人，一概不予進用。

《軍師聯盟》里的崔琰劇照。

這一選人之法，可謂「唯德是舉」。

不僅如此，在種種德行之中，崔、毛二人「先尚儉節」，優先獎掖拔舉廉者、儉者。朝廷風氣於是為之一變，曹操一度十分讚賞。

崔琰的選人法，其實是東漢後期清議之風的餘緒。但是，東漢尚以四科舉士，崔琰獨以「儉」取才，短時間尚可，長此以往，勢必會阻遏其他類型士人的仕途。

正因如此，平定荊州不久，曹操新辟舉的掾屬和洽，便上言進諫：

天下大器，不可只憑儉德。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天地生才各有不同，以一德蔽天下，是失於偏。

儉，可以責己，責人則失。朝臣新衣好車，即視作不清；破衣爛衫，則視為廉潔。事關仕進，百官於是有故意敝壞衣裳以求名求進。

立法貴中庸。「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取士過於偏矯，必會多生詐偽。

和洽直斥崔琰取才偏矯，也點破清議之風下「以德取人」的不足，對曹操不啻當頭棒喝。

此後不久，曹操就頒下「唯才是舉」令，不得不說是受了和洽奏表的刺激。而崔琰、毛玠二人，最終因小過而一死一免，也正與選士事件及其政治理念有關。

撥亂反正

如果回顧秦漢以來的用人法，則會發現，曹操的求才令，可說是對選官制度的撥亂反正。

秦漢治術，在「法」、「儒」之間；銓才選士，則有「文吏」、「儒生」之別。治術、銓才，其實正是一體兩面。

而所謂儒生、文吏，王充《論衡》中說：「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即文吏長於才，儒生長於德。

秦「以法為治」，故而專任文吏，「以吏為師」。

西漢初用黃老，武帝雖尊儒術，其實治法如宣帝所言，亦是「霸王道雜之」。故外儒內法，兼用儒生、文吏，這是典型的漢政。

王莽是儒學的虔信家，尊儒棄法，用儒生而絀文吏。

王莽。

光武帝雖號稱「以柔道理天下」，骨子裡仍是「霸王道雜之」的路數。閻步克先生說：「東漢王朝意識形態上專崇『經術』，實際政務中又不棄『吏化』。」儒法合流，與儒生文吏的融合，是東漢一朝的特質。

綜括秦漢而言，單單任法之秦，與獨獨用儒之新莽，都短祚而亡。可知此一期歷史的主流，在於兼用儒法，兼用儒生與文吏，亦即兼任德才。

到了東漢中後期，隨著清議的盛行與士家大族的興起，「任德」說再度甚囂塵上，表徵之一即是對「處士（隱士）」的大量徵辟。

結果如何？

漢順帝時，李固在勸處士黃瓊出仕的書信中寫道：

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采，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到了東漢末葉，選官日趨腐敗，而寄生在壟斷清議的士族之上的「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選官之法，也隨之更加敗壞。

時人謠諺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所以，在清議盛行、過崇儒術的局面下，「求才三令」實際是將高在雲霄的「德」與低在塗泥的「才」等而並舉，實質是擴大了選官範圍而非逆轉。

也正是看到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將「求才三令」視作曹操閹宦階級向士大夫階級的檄文，雖不能贊同，但將「求才三令」視作「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則實在可以擊節讚歎。

成效

漢武帝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魏武第一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

如論「求才三令」的成敗，不妨看裴松之所引述的故事：

當諸葛亮未仕之時，與徐庶、石韜「特相善」。及至劉琮以荊州降曹，孔明追隨了劉備，徐庶、石韜則俱出仕於曹操。

到了曹丕時代，石韜做了典農校尉，徐庶則是御史中丞。諸葛亮軍出隴右，聽聞兩位故友「仕才如此」，愕然嘆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孔明口中的「魏之多士」，大概是「求才三令」最好的註腳。

餘波

「求才三令」不僅於現實政治上發揮其效力，其影響亦波及魏晉之玄談，成為「才性論」之所本。

《世說新語》記了這樣一則故事：鍾會寫就《四本論》，想交給嵇康評點，踟躕再三，從窗外扔進，掉頭便跑。

《四本論》，就是論才與性的「合」「同」「離」「異」。當時的士人傅嘏論同，李豐論異，鍾會論合，王廣論離。

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石牌。

陳寅恪分清談為前後兩期，前期當魏末西晉時代，清談乃就政治實際問題而發，後期即東晉一朝，清談只為口中紙上之玄言，失去政治的實際性質，只是名士的裝飾品。

有意思的是，在「四本」中各執一端發揮的人，鍾會、傅嘏論才性的合與同，都是司馬氏的死黨；王廣、李豐論才性的離與異，則都是忠於曹魏的人。

只有主張才性相「離」相「異」，才有「求才令」中「唯才是舉」的政治行為；主張才性相「合」相「同」，實際走的是「唯德是舉」的路數。

司馬氏死黨與曹魏忠臣理念上的分歧，表明魏晉之嬗替，終究是有路線方針的大更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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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RENCES

注釋

衛廣來稱之為曹操的「戰略轉變」，見氏著：《漢魏晉皇權嬗代》，太原：書海出版社，2002年，第338頁。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頁。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一三《兩漢風俗》，欒保群、呂宗力點校，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588頁。

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51頁。

《三國志》卷十《魏書·荀彧傳》裴注引《彧別傳》，第318頁。

《三國志》卷二三《魏書·和洽傳》：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第655、656頁。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卷十二《程材第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35頁。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7頁。

《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032頁。

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第49、51頁。

《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第914頁。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第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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