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日寫七信」堪稱何種政治手段的範例？

毛澤東陪同參政員在延安考察

在共產國際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日寇加緊蠶食侵略中國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並傳出。受其影響，國共兩黨開始談判。

然而，談判並不順利，軍事對壘仍在，國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親筆書信成為毛澤東溝通國民黨政要和社會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與親筆書信相協同的，還有派員聯絡、電報聯繫等。派員聯絡通常會捎上親書，電報聯繫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雙方必須互遞密碼，這通常是在「親書政治」奏效之後進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還以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紅軍將領等名義向國民黨等發出宣言、通電、公開信等，以宣傳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這些政治文件雖然很多也蘊含著毛澤東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但因為是以組織的名義，因而不能視為親書。

毛澤東的「親書政治」，以統戰理論觀之，可統歸於上層統一戰線的範圍。因此，這一時期毛澤東寫給黨內同志的書信暫不入論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這裡的「外交」，實指統一戰線。報告確立了十大「外交」方針，其中第十條正是「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如果說宣言、通電、公開信等可稱之為「普遍的請求書」的話，那「個別的請求書」則非寫給統戰對象的親筆書信莫屬。

在回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同志運用親筆書信與各方人士積極聯絡，爭取社會各界對中國共產黨政策主張的最大認同，堪稱近現代「親書政治」的一個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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