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文字史料的兩類：官府文書和私家記載

一、看待官書和私記史料價值的三種觀點

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在各類史料(文字、實物遺迹、口頭傳說)中，文字史料是數量最多、包羅方面最廣和內容最豐富的，治史者理應高度重視，充分利用。

對文字史料的分類，各有不同。《隋書·經籍志》史部分為13類：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增為15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此外，古人還有各種分類方法，但概括起來不外官府文書和私家記載兩大類。隨著歷史學的演變和發展，治史者的研究範圍越來越廣，已從政治史拓展到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等方面，從而官書與私記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它們所含的類別已遠遠超出古人的界定。今天看，可歸入官書這一大類的，有：國家檔案、起居注、日曆、實錄、正史、詔令、諭旨、奏議、政書、方略、法規、則例、公報、調查報告、會議記錄、備忘錄、公約、條約、協定、官方統計，等等。可歸入私記這一大類的，有：雜史、野史、回憶錄、自傳、自定年譜、日記、書信、墓誌、家譜、族譜、雜誌報紙、賬簿、契約、佛藏、道藏、語錄、筆記、地理書、遊記、農書、醫書、文藝作品(文集、詩集、詞曲、歌謠、小說)，等等。

對於官書和私記的史料價值的高低問題，大致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以下略加說明。

第一派揚官書而貶私記，認為前者比後者更為真實可信，古人萬斯同、近人鄧之誠等屬於此派。

萬斯同說：「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綱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

鄧之誠在談到他撰寫《中華二千年史》的選材標準時，寫道：「斯編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於雜史，再始及於其他。……今人重視野史，斯編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於後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輔史闕。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否則必至以偽為真，甚至以真為偽」。

萬斯同、鄧之誠重視實錄、正史這類的官書，有正確的一面。因為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歷史文獻的主體，比較系統地彙集了大量的史料。即使在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之後，私家載集逐漸多了起來，但無論在任何時期它們仍遠遠不如官書。以實錄為例，《清實錄》共4363卷，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對外關係、自然現象等各方面)，按年、月、日排列，通貫始終。以二十四史為例，它們包括的政治史料最多，但也有經濟(如食貨志)、文化(如芝文志、經籍志)、宗教(如釋老志)以及天文地理(如天文志、地理志)等等方面的史料。二十四史共3249卷，約4500萬字。總的說來，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看，零星的私記都比不上官書。從世界範圍看，也是如此。英國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的書架超過100英里。同盟國1945年虜獲的德國外交部1880-1936年的檔案有400噸之重。

但是，認為實錄「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就不對了。朱棣三次重修《明實錄》，刪去了明太祖的過失和建文朝遺臣對朱棣的斥責，又歌頌「靖難」之功，難道是「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嗎？沈德符寫道：「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為史，已屬紕漏，乃太祖實錄凡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為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剗削。建文帝一朝四年，盪滅無遺，後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清實錄》的前五朝《實錄》改動最大，如隱諱後金與明朝的關係，貶抑政敵，刪改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鬥爭，美化皇帝的功績和言行等等，既有「諱」，又有「飾」。孟森說：清朝皇帝「務使祖宗所為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凈盡，不留痕迹於《實錄》中，而改《實錄》一事，遂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此為亘古所未聞者。」又說：「清之改《實錄》，乃累世視為家法。人第知清初國故，皆高廟所刪汱僅存，殊不知清列朝《實錄》，直至光緒間猶修改不已。」

實錄取材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皇帝的起居注。原則上皇帝是不可以看自己的起居注的，但實際上他們總是要找出借口打破這一原則。例如，唐文宗時，鄭朗任起居郎，唐文宗要看他執筆記錄的內容，鄭朗說：「故事：天子不觀史」，謝絕了文宗的要求。唐文宗假惺惺地誇獎鄭朗「可謂善守職者」，但又說：「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葉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鄭朗終於還是給他看了。在帝王的干預下，史官怎敢一一秉筆直書，真正做到實錄呢。如此，萬斯同要一切「以實錄為指歸」，就勢必要有歪曲歷史真相的地方。

鄧之誠認為「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其實正史不僅是「有書有不書」，而是時有篡改、偽造和粉飾，出入很大。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一書中，多處指出正史的廻護之失。例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三國志·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其被弒之跡，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之當誅，並載司馬昭奏稱傷公殞命者為成濟，他已收濟治罪，轉似不知弒君之事，反有討賊之功。這就把殺害高貴鄉公的元兇司馬昭篡改成討罪的功臣了。篡改之外，還有偽造。王莽以符命篡漢，劉秀則以在長安時同捨生疆華奉赤伏之符，為建立新皇朝受命的根據。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11)粉飾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正史記載，開業立基的皇帝大都有異相。《三國志·蜀書》卷二「先主傳」：「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晉書》卷三「武帝紀」：「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髪委地，手過膝。」《北齊書》卷一「神武紀」：「齒白如玉」，等等。「修臂」與「白齒」都是根據佛像創造出來的「人相」。佛典紀世尊三十二大人相，其中兩相即「修臂」和「鑿白」。從三國兩晉到南北朝，其時佛教影響已很大，故史書記載帝王相貌，多按佛的相貌來描繪。(12)目的是愚弄百姓，讓他們對帝王頂禮膜拜。

第二派揚私記而貶官書，認為私記較官書更為真實可信。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所謂別史、雜史、雜傳、雜記之屬，其價值實與正史無異，而時復過之。試舉其例：……且吾不嘗言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記亮南征事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華陽國志》，則有七百餘字，吾儕所以得知茲役始末者，賴璩書也。」「是故以舊史作史料讀，不唯陳壽與魏收可以等夷；視司馬遷、班固與一不知誰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筆記，亦可作等夷視也。」(13)梁啟超獨具支眼，早在1922年就指出了帳簿的史料價值，寫道：「然以歷史家眼光視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家自開店迄今之帳簿，及城間鄉間貧富舊家之帳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為研究整理，則其為瓖寶，寧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睹也。」(14)他還認為小說也有史料價值，說：「中古及近代之小說，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記之非事實；然善為史者，偏能於非事實中覓出事實。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也。然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藪，此卻為一事實。……須知作小說者無論聘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後世史家之取材。」(15)

魯迅認為「野史和雜記」比「正史」更可信一些。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瞭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16)又說：「『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裡面也不敢說什麼。」還說：「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17)

翦伯贊的看法是：「再就史部諸書而論，則正史上的史料，較之正史以外之諸史，如別史、雜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因為所謂正史，都是官撰的史書。……而所謂正史，幾乎都是歷代政府監督之下寫成的，至少也是經過政府的審查，認為合法的。雖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後代編前代之事，但其資為根據的史料，則系前代的實錄及官書，此種實錄及官書，皆成於當代人之手。以當代之人，記當代之事，當然不允許暴露當時社會的黑暗，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罪惡，否則就要遇到危險……」(18)

「此等雜史，雖其寫作體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統，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雜史所記，多系耳聞目見之事，而且其所記之事又多系民間瑣事，故其所論，較之正史，皆為真切，而且皆足以補正史之遺逸缺略乃至訂正史之訛誤。特別是因為雜史不向政府送審，沒有政治的限制，就能盡量地暴露事實的真相。所以有時在一本半通不通的雜史或筆記中，我們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19)

魯迅、翦伯贊肯定野史、雜史的價值，如不太擺史官的架子，所記較正史為真切，敢於暴露史實的真相等等，都是對的。梁啟超重視帳薄、小說之類的材料，很有見解，但把「半通不通之筆記」與《史記》、《漢書》等同看待，則過於偏激。在魯迅、翦伯贊所說之外，私記還有兩個長處。一是對史實有官書所無的具體、細節的記載。例如，成於乾隆年間的《揚州畫舫錄》，對揚州的城市，園林、商業、工藝、建築和社會風俗的情況都有具體、生動的描述。書中還有關於畫家、文士、戲劇、曲藝的豐富材料。(20)二是所記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可補正史之不足。例如，清嘉慶時禮親王昭槤撰《嘯亭雜錄》，述清初的儀制、掌故，大都翔實可靠。卷二記清初官制和漢軍八旗的設置；卷八敘內務府的定製，均可做考史的佐證。但籠統地說野史和雜記比正史更可靠，就有些偏頗了。野史、別史、雜史也有它們的短處。第一，所記有些來自道聽途說，而非親聞親見，不免失實。即使是作者親歷的事，後來回憶時也常有誤。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類的例子，(21)這裡不再贅述。第二，私家記載零散，不如官府文書之有系統。第三，私家記載挾恩怨，流於誣妄。這類例子很多，如《廣陽雜記》謂永樂帝為元朝後代。「明成祖，非馬後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22)第四，私記同官書一樣有吹捧帝王將相的內容，因為作者大都是封建士大夫，他們不可能只揭露而無頌揚。例如，宋王闢之撰《黽水燕談錄》卷一首列「帝德」十八事，對宋朝皇帝極盡歌頌之能事。(23)

第三派認為官書與私記各有短長，應當並重而不可偏廢。

古代史家劉知幾、司馬光大體上持上述看法，他們首重實錄、正史，但亦不輕視雜史小說。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把全部史籍分做「正史」與「雜述」兩大類。他首重「正史」，在《古今正史》中，勾勒了中國史學的發展大勢，上自《尚書》，下迄隋唐諸史，一一扼要說明。劉知幾雖重「正史」，但並非全盤肯定，如在《疑古》中批判《尚書》，在《惑經》中批判《春秋》，在《雜說》中批判諸史。劉知幾對雜史亦不輕視。在《雜述》中寫道：「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失。」他把古今雜乘分為十品：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薄，並對每一種的長處和短處都做了分析。他在稱讚「五傳」、「三史」之後，筆鋒一轉寫道：「蒭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24)

司馬光修《資治通鑒》，重正史、實錄等官書，但亦博採雜史、小說等私記，可謂綱羅宏富。《通鑒》引用文獻的種類，各家說法不一，總數當在300種以上。(25)他在《進書表》中說：「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擇幽隱，較計毫釐。」又在《答范夢得》書中說：「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26)

明人王世貞就國史、野史、家史分別做了評論。他說：「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典章、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27)這段話概括說明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的缺陷及其終於「不可廢」的存在價值，全面而允當。

清人王鳴盛也認為官方文書與私人記載互有短長。他看重正史。在《十七史商榷》「後漢書年表」條中寫道：「但讀史宜專心正史，世之學者於正史尚未究心，輒泛涉稗官雜說，徒見其愚妄。且稗史最難看，必學精識卓，方能裁擇參訂，否則殽訛汨亂，雖多亦奚以為。」(28)不過，他並不輕視小說，在「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條中說：「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溫兄《全昱傳》，載其飲博，取骰子擊盆，呼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社稷，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王]禹偁謂《梁史·全昱傳》但言其樸野，常呼帝為三，諱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實錄」。今薛史《全昱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公采小說補入，最妙。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29)

近人主張官書與私記並重的，有蔡元培、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等人。

蔡元培博通文史，對史料的運用也有精闢的見解。他說：「官府文籍和私家記載在史料的價值上各有短長，合綜起來各有獨到處，分開來便各不可盡信。大約官府的記載失之於諱，私人的記載失之於誣。私人記史事，由於親身經歷者固多，而最多是憑藉傳聞，傳聞是容易失實的。人都不能無好惡，而私人立志記史事，自不免於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書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遺民之記遜國，明亡遺民之論虜事，其志可敬，其辭或不免過甚，這些反靠官書去給他打個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於一類的事迹，不如私人記載之備各方面，且私著之沒有官府的立場，是最可寶貴的，所以私著畢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無論直接的史料如檔案，間接的史料如『國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說一面的話，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許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記，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們可借檔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記載，所以官府記載仍同樣不失為史料大源。守質者懶惰著專依賴官書，好奇者涉獵著專信些私家不經之談，都不算史學的正軌。我們相信官文和私記『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呢！」(30)

陳寅恪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於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31)陳寅恪從原則上比較兩種類史料的地方不多，但他在實際的撰述中熟練地、成功地運用了兩類史料，並隨處提到理論的高度對之進行分析。下文將予以說明。

傅斯年說：「官家記載和私家記載的互有短長處，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大約官書的記載關於年月、官職、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錄者，每校私記為確實；而私家記載對於一件事的來源去脈，以及『內幕』，有些能說官書所不能說，或不敢說的。但這話也不能成定例，有時官書對於年月也很會錯的，私書說的『內幕』更每每是胡說的。」「官家的記載時而失之諱。這因為官家總是官家，官家的記載就是打官話。好比一個新聞記者，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書之類得到一個國家要害大事之內容，如何做得到？勢必由間接的方法，然後可以風聞一二。私家的記載時而失之誣。人的性情，對於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這些揣猜若為感情所驅使，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來。……大約知道一件事內容者，每每因自己處境的關係不敢說，不願說，而不知道者偏好說，於是時時免不了胡說。」「論到官家記載之諱，則一切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禪代之際，一切欺人孤兒寡婦的逆跡；剪伐之朝，一切兇殘淫虐的暴舉，在二十四史上那能看得出好多來呢？」「說到私家記載之誣，則一切小說稗史不厭其例。」(32)

傅斯年寫過一篇文章《明成祖生母記疑》，考證明成祖的生母是碽妃，而非馬後。他所用的史料既有《南京太常寺志》、《明史·黃子澄傳》這樣的官書，也有《明詩綜》、《陶庵夢憶》、《棗林雜俎》等私人記載。文中說：「太凡官書失之諱，私記失之誣。明國史略成祖之生母，諱也。明野史謂成祖為元孽，誣也。成祖愈諱言其生母，私家愈侈言其真父。此猶官報與謠言，各有所缺。後之學者，馳騁於官私記載之中，即求斷於諱誣二者之間。史料不可一概論，然而此義是一大端矣。」(33)《記疑》一文遭到朱希祖的反駁，朱氏謂成祖的生母確為高後，而非碽妃。傅斯年復撰《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並答朱希祖先生》一文，說：「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實錄》，此自為史學家持正之立場。然私書不盡失之誣，官書不盡免於諱。果非官書不取，涑水無須采小說撰考異矣。官樣文章英語中所謂Official version者，其可盡信否，試一看當代史事可矣。」(34)

傅斯年特別重視史料的擴張。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寫道：「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35)還說：「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36)回顧中國過去的史學，他認為，「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37)他盛讚司馬遷「能那樣子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能排比列國的紀年，能有若干觀念比十九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歐陽修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司馬光「作《通鑒》，『編閱舊史，旁采小說』，他和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都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鑒》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38)對比之下，他慨嘆地說：「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曹操設『發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他毀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良籍，還復任其擱置，一面則談整理國故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39)本著儘力擴張史料的原則，傅斯年籌措資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購買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這批檔案雖是幾百年前官府的舊文書，但塵封已久，無人過問，故有新史料的價值。

顧頡剛對史料的看法，總體上說也是官書與私記並重，但前後有所不同。1922年，他在《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一文中說：研究歷史，「總要弄清楚每一個時代的大勢；對於求知各時代的『社會心理』，應該看得比記憶各時代的『故事』重要得多。所以我們應當看諺語比聖賢的經訓要緊；看歌謠比名家的詩詞要緊；看野史筆記比正史官書要緊。為什麼？因為謠諺野史等出於民眾，他們肯說出民眾社會的實話，不比正史，官書，賢人，君子的話主於敷衍門面。」(40)這時，他認為謠諺、野史的價值要遠遠大於官書、正史。到了1926年，他在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所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中，提出了「學術平等」的觀念，說：「我們對於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風俗歌謠方面，我們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們決不因為古物是值錢的骨董而特別寶貴它，也決不因為史料是帝王家的遺物特別尊敬它，也決不因為風俗物品和歌謠是小玩藝兒而輕蔑它。在我們的眼光里，只見到各個的古物、史料、風俗物品和歌謠都是一件東西。這些東西都有它的來源，都有它的經歷，都有它生存的壽命；這些來源、經歷和生存的壽命都是我們可以著手研究的」。(41)這時他認為古物、史料、風俗歌謠的價值都是一樣的。1928年，他在《妙峰山進香專號引言》中又說：「學問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沒有不可用的，絕對沒有雅俗、貴賤、賢愚、善惡、美醜、凈染等等的界限。」「在現在的時候，稍微知道一些學問的人都覺得學問上的一尊的見解應該打破」。顧頡剛等人妙峰山進香調查的宗旨是提倡民間文化的研究，所以這裡所說的對各種史料一律平等看待的側重點，實在於強調民俗調查這種「活潑潑的新生命材料」。(42)

顧頡剛雖然強調新史料的使用，但也很重視傳統的「正史」二十四史。他在《二十五史補編序》中寫道：「然史之可貴，匪特在其卷佚之繁重，敘述之詳明，裁斷之有制，又當字字有來歷，其所根據之原料可得而勘證，示人以必信焉。自趙宋而下，修史時所根據者今雖不可盡見，而政府公文，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並多，猶得藉是以審查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以前，刻版未興，直接史料亡失垂盡，固亦有劫餘之金石遺文及故書雅記在，然而其物過於零星，未足以供系統之探討，言史事唯有據十七史為唯一之資源，所謂五千年之歷史，前四千年只此而已，此無可奈何者也。」(43)

顧頡剛對史料的看法是全面而開闊的。1927年4月，他為中山大學寫了一個《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計劃要搜集的圖書資料有16類：經史子集及叢刊檔案、地方志、家族志、社會事件之記載、個人生活之記載、賬簿、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會出版之書籍及譯本書、宗教及迷信書、民眾文學書、舊藝術書、教育書、古存簡籍、著述稿本、實物之圖像。(44)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說：「我從事圖書館古籍採購事業將五十年，即循此途徑為收購目標，頗得文史學者的稱讚。」(45)這16類在不同程度上都可看作歷史資料。

總之，各種類型的史料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把它們綜合起來，互相參照，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接近歷史的真相。第三派的主張，是使用史料的比較妥當的辦法，第一派、第二派的主張亦有可取之處。本文未涉及第一手史料(或稱原料、直接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或稱次料、間接史料)的問題。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與本文有關，但應另做專題討論，而且不是一兩篇文章所能講清楚的。這裡只想簡明提及一點，即在官書這一大類中有第一手史料，也有第二手史料；私記亦如此。再者，被認為屬於第一手史料性質的，有時內中也有第二手史料的成分；被認為屬於第二手史料性質的，有時內中也有第一手史料的成分。以下舉一二例予以說明。

檔案歷來被認為屬於第一手史料，實不盡然。有些文件看似第一手史料，實為第二手史料。例如在一次戰役結束後，最高指揮官呈報給軍事當局的戰果統計，一向被視為第一手史料，但它是由諸多基層戰鬥單位的上報材料(最原始的材料)經過綜合和加工而形成的，實質上已更多地具有第二手史料的性質，而且這類戰果統計往往誇大敵方的損失而縮小自己的損失。(46)正史是著作，一般被看做第二手史料，但正史是根據大量第一手史料(檔案、起居注、實錄等等)寫成的，而且這些第一手史料後來大部分已經遺失，故歷史研究者就只能在相當大程度上把它們看做第一手史料。呂思勉說：「正史並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時所據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體上即為原始的史料。」(47)私記中的日記、回憶錄講作者自己的事是第一手史料，講別人的事，則是第二手史料。還有一種情況，某一材料從一種角度看屬於第二手史料，但換另一種角度看則為第一手史料。例如某個政治家在他的回憶錄中對當時發生的某一他未親自參加的政治事件所做的評論，單就他的評論而言，當然是第二手史料。但換一個角度看，如果我們要研究這個政治家對這一政治事件採取何種態度時，那麼他的評論就成為第一手史料了。總之，第一手史料與第二手史料之間並無絕對的界限，只是大體言之而已。蕭一山說：「原料之價值恆過於次料，固不待論，但其間亦非有絕對的界限，治史者尤不可不知。如檔案公文雖屬原料，而所載對方之事，則仍為次料。咸同諭旨摺奏之紀洪楊，即其類也。官書、傳記雖屬次料，而所載本身之事，則仍系原料。藍皮書之報告、曾、左、李之全集，即其類也。私人筆記述其見聞，多半道聽之言，世固以次料目之矣，但有時所紀事變之內幕，名人之軼聞，以及制度興革、社會情況，廻非官牘所能詳，則仍屬原料。……故原料與次料也，乃就關係之直接與間接而言，非其本身即具此特質也。」(48)西方史學家約翰·布羅也認為：「一手與二手史料的區別是有彈性的。」(49)

二、陳垣、陳寅恪對史料的認識與運用

在古今史學家中，善用多種史料著書而取得顯著成績者，代有其人，古人如司馬光，近人如陳垣、陳寅恪等。以下就陳垣、陳寅恪二人在研究中運用多種史料的情況稍做一些具體的介紹。

陳垣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豐富。他一再強調，搜集材料應力求完備，常以「竭澤而漁」作比喻。他說：南方人在池塘中養漁種，魚長大後，將水放出，逐條取魚，一條不漏。(50)他的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引證各類文獻多達二百一二十種，所用材料以詩文集和金石錄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約百種。除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誌、雜記、隨筆外，更廣泛地利用了韻書、畫譜、書法、進士錄等，搜羅史料的詳備程度堪稱做到了「竭澤而漁」。他在採用史料時，十分重視文集，這是他史學研究中的一個特點。他研究元史，既肯定了《元史》的價值，認為它保存了許多原來的材料；又廣泛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

陳垣一生重點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宗教和政治、社會的關係、研究宗教的盛衰變化情況，而不談教義。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僅利用教會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他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列舉了必須參閱教外典籍的6條理由：可補教史之不足；可正教史之偶誤；可與教史相參證；可見疑忌者之心理；反對口中可得反證；旁觀議論可察人言。(51)陳寅恪看到這篇文章後，十分欣賞，於1934年4月6日致函陳垣，說：「頃讀大作訖，佩服之至。近來日本人佛教史有極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於教外之典籍，故有時尚可供吾國人之補正餘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標題暢發其蘊，誠所謂金鍼度與人者。就此點言，大作不僅有關明清教史，實一般研究學問之標準作品也。」(52)

另一方面，陳垣又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歷史。他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緣起》中說：「中國佛教史籍，恆與列朝史事有關，不參稽而旁考之，則每有窒礙難通之史蹟。此論即將六朝以來史學必需參考之佛教史籍，分類述其大意，以為史學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例如，他指出據唐釋智升《開元釋教錄》，可考前涼張氏始終用晉年號，「不獨始稱西晉憨帝建興年號，其末仍用東晉簡文帝咸安年號」。又如，他指出據梁釋慧皎《高僧傳》，可考《世說新語》所關涉的晉僧。《世說新語》中涉及晉僧幾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見於《晉書·藝術傳》者僅佛圖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見《高僧傳》。」(53)

陳垣還開拓了以釋家語錄考史這一新園地。他說：「夫語錄特釋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安知其有裨史乘也。」(54)《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初引語錄入史，隨後又有《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二文問世。他利用《憨璞語錄》、《玉林語錄》等語錄，考證順治出家問題，得出結論：「順治實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55)後期的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引用語錄尤多。

陳垣雖然廣泛採用各種類型的私家記載，但他對於官方文書也很重視。他撰寫《元也里可溫教考》一文時，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材料。清代學者以《元史》成書倉促，譏為疏略，但關於也里可溫在元朝的真相，竟賴《元史》以傳。「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末始不由於草率之間悉本十三朝實錄，不輕筆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為嚴謹，則芟落必多。」(56)這就充分肯定了《元史》的價值，而不是像清代學者那樣只看到它的缺失。陳垣考明清之際的天主教史，多參考清廷檔案。他還在講課時特別向學生指出清初諸帝的硃批諭旨的史料價值，強調不僅《東華錄》望塵莫及，就是當時實錄的有關段落也是由《硃批諭旨》中得來的。(57)他在寫給他兒子陳樂素的一封信中說：「凡研究唐宋以後史者，除正史外，必須熟讀各朝一二大家詩文集，能有本事注者更佳，可以觀其引用何書，而知正史之外，詩文筆記如何有助於考史也。」可見，他對官書與私記都是重視的。(58)

陳垣搜集史料，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歷史上的一些工具書。他很重視《冊府元龜》，說：「冊府材料豐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門編纂，凡一千一百餘門，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見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補史。」(59)1942年，陳垣用《冊府元龜》及《通典》補足流失八百年的《魏書》缺頁，共316字，引起學術界的極大注意，此後用《冊府元龜》校史、補史者日多。

陳垣對於他所研究的問題，在史料搜尋上確實是「竭澤而漁」，掌握材料的豐富，少有人能與之相比。例如，《清初僧諍記》徵引書目，多到八十種。《明季滇黔佛教考》徵引書目，更多達一百七十餘種。陳寅恪在為此書所寫的序中稱：「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於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60)但陳垣所寫的文章，卻從不堆砌材料。陳垣的學生劉乃和回憶說：「他(指陳垣)主張搜集材料要全，但寫成文章時，不必把所得材料都放在論文里，要有選擇、有重點，要使用最能說明問題的材料。」(61)

陳垣對於搜集史料要全面的看法，還可見於他在一封信中談到近代史時，說：「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來一切檔案、碑傳、文集、筆記、報章、雜誌，皆為史料。如此搜集，頗不容易。竊意宜分類研究，收縮範圍，按外交、政治、教育、學術、文學、美術、宗教思想、社會經濟、商工業等，逐類研究，較有把握。且既認定門類，搜集材料亦較易。」(62)

以下談陳寅恪。陳寅恪治史，在史料運用方面的原則，一是儘可能擴充領域；二是取材詳備，寧詳勿略。他在《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強調擴充資料範圍的重要性。「今日中外學人考證佛典雖極精密，然其搜尋資料之範圍，尚多不能軼出釋教法藏以外。特為擴充其研究之領域，使世之批評佛典者，所恃證據，不限於貝多真實語及其流派文籍之中，斯則不佞草此短簡之微意也。」(63)他還曾對陳述說：「歷史研究，資料範圍儘可能擴大，結論則要儘可能縮小，考證要求合實際」。(64)取材詳備，寧詳勿略，也是他經常強調的一個原則。

在《陳述遼史補註序》中，他說：「見其所注(指陳述遼史補註序例)寧詳勿略之旨，甚與鄙見符合。」序中又讚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喜聚異同，取材詳備」。他認為：「裴世期之注三國志，深受當時內典合本子注之薰習。此蓋吾國學術史之一大事，而後代評史者，局於所見，不知古今學術系統之有別流，著述體裁之有變例，以喜聚異同，坐長煩蕪為言，其實非也。趙宋史家著述，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誠乙部之傑作，豈庸妄子之書，矜詡筆削，自比夏五郭公斷爛朝報者所可企及乎？」(65)對於導源於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長編考異法，陳寅恪十分欣賞。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中，他寫道：「今先生彙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已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模楷也。」(66)陳寅恪認為「合本子注」的方法，「與今日語言學者之比較研究法暗合」。支愍度的見解，「即今日歷史語言學者之佛典比較研究方法，亦何以遠過。」(67)

陳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豐富。在利用私人記載這類史料時，「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尤具特色。「以詩證史」的方法不自陳氏始。前人可追溯到黃宗羲，同時代人有劉師培和鄧之誠。清末劉師培已發表《讀全唐詩發微》；鄧之誠的《清詩紀事初編》於抗戰時期開始撰寫。但陳寅恪的貢獻則在於把這種方法系統化、完善化。據他在中山大學的學生薑伯勤說：「1956-1957年頃，陳寅恪先生在上「元白詩證史」第一課時，指出本課程的目的，即以元白詩證史，用這個方法成一家之言，以拖拉機耕田的速度，有別於老牛木犁之速度，在歷史上別開生面。而開這門課即是一個練習。」(68)陳寅恪晚年耗盡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別傳》，據統計，共引用了約六百種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譜、志書、筆記小說和詩詞戲曲文集，更把以詩文證史的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不過其中也有不少繁瑣、枝蔓的考據。

以小說證史，陳寅恪最為擅長。名篇有《讀鶯鶯傳》、《桃花源記旁證》、《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等。他認為「有些小說中所敘之人與事，未必實有，但此類事，在當時條件下，則誠有之……例如《水滸傳》中之『祝家莊』，有無此庄並以『祝』為名，頗難確證，但像祝家莊這類由地主自組武裝，並收納『莊客』之事，則在宋元時，乃是事實……《太平廣記》中記述一系列短篇小說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時社會情況」(69)。又說：「小說亦可作參考，因其雖非個性的真實，但有通性的真實。」(70)

陳寅恪熟悉佛藏、道藏，長於從中搜集材料，與教外文籍結合，用以研究宗教與政治、社會、文化思想、文學等方面的關係。《武曌與佛教》一文述論了武則天利用《大雲經》以鞏固其女帝政治地位的關係。(71)《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一文述論了佛教傳入中國後，必須尊重本土的傳統道德，而不得不刪去蓮花色尼屢嫁，而所生之子女皆離夫，不復相識，復與其所生之女共嫁於其所生之子的情節。(72)《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一文，述論了佛教經典體裁與後來小說文學的關係。(73)《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旁徵博引，從正史、雜史、地理志、醫書、類書到道藏，外書與內典相結合，用濱海地域一貫之觀念，說明了先後三百餘年間天師道與政治、社會的關係。(74)

陳寅恪對官書和私人記載是同等重視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幾經輾轉賣到李盛鐸手中，當歷史語言研究所聽到李氏要賣出這批檔案時，陳寅恪極力主張買下，因為他認為這批檔案具有第一等原料的性質。1928年12月17日，他寫信給傅斯年說：「蓋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最要。」(75)史語所於1929年買下檔案，同年成立了《明清史料編刊委員會》，陳寅恪與朱希祖、陳垣、傅斯年、徐中舒一起參加。陳寅恪利用內閣大庫檔案，寫了《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一文，稱「此殘篇故紙，蓋三百年前廢興得失關鍵之所在，因略徵舊籍，以為參證如此。」(76)

陳寅恪有關隋唐史的兩本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大量使用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這類常見的傳統史料。他在平日講課時，也強調官方文書的重要性。據卞僧慧「晉至唐史開課筆記」(1935年9月23日)，陳氏所列參考書，其中「最低限度必讀書」有：《資治通鑒》、《通典》和新、舊(書·志)。進一步學習的書有《晉書》、《南北史》、《新唐書》。「進行廣泛的研究」，除上列書，再加上《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諸書，《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廣記》以及詩文集、筆記，如《全唐詩》、《全唐文》等。(77)在這個書單中，官修的正史占很大比重，但詩文集、筆記等私家記載也未忽視。

陳寅恪既然主張儘可能擴充史料的領域，自然要重視新史料的發現。他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78)陳寅恪不僅在理論上指出了燉煌學的重要性，還身體力行，撰寫論文，在佛經、史學、文學等方面都有開創性的貢獻。關於什麼是新材料，陳寅恪的看法是：「所謂新材料，並非從天空中掉下來的，乃指新發現，或原藏於他處，或本為舊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釋」。(79)

陳寅恪注意發掘新史料，但他仍認為群經諸史這類舊史料是治史者必須做為基礎利用的。針對清代以降一些專治金石而忽視經史者，他指出：「自昔長於金石之學者，必為深研經史之人，非通經無以釋金文，非治史無以證石刻。群經諸史，乃古史資料多數之所彙集。金文石刻則其少數脫離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數彙集之資料，而能考釋少數脫離之片段不誤者。」(80)他還說：「必定舊材料很熟，而後才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畫已殘破，必須知道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的地位，以復舊觀。」(81)

陳寅恪對史料有很開闊的看法。一般認為史論無關史學，無史料價值，但他卻認為：「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為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於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於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82)

關於史料的真偽問題，陳寅恪持辯證的看法。他說「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逕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83)他專門寫了《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一文，說明智愷序雖是偽造，而偽序中卻含有一部分真史料。(84)

總之，陳垣、陳寅恪二人使用史料的原則和具體辦法是：官書與私記並重、兼采，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用所當用。他們使用的史料十分豐富，但因他們都不專門研究經濟史，故著作中涉及的經濟史料很少。

三、餘論

西方史學的發展趨勢也證明了史料的擴充確實有助於史學的進步。

德國史學家蘭克在19世紀歐洲史學界享有盛譽，他的著作被認為史料豐富，考證精確，其實並不盡然。蘭克始終關注的是以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為主角的政治史，尤其是外交史，因此他的取材也不出這個範圍。外交人員報告、外交書信，例如16世紀和17世紀威尼斯大使的47冊報告，是他特別重視的史料。社會、經濟因素幾乎被他完全排斥在外，所以他的著作也缺乏這方面的史料。(85)應該說，蘭克在利用歐洲各國檔案館的政治、外交史料方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進展，但他使用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

蘭克看重統治階級上層人物而輕視下層百姓。馬克思稱蘭克為「天生的『歷史的宮廷侍從』」。(86)與蘭克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作用。恩格斯為了說明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除親自調查外，還廣泛使用了各種官方文件和資料，如《皇家委員會關於工人階級的居住條件的報告·英格蘭和威爾士》、《英國戶籍總署署長關於出生、死亡、婚姻的第五號年度報告》等。(87)馬克思寫《資本論》第1卷第8章《工作日》，大量利用了英國《工廠視察員報告》、《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等材料。(88)他們開拓了新的史料來源，大大推動了無產階級歷史的研究。

19世紀末，歷史學界出現了一種廣泛的信念，認為歷史學的選材必須擴大、對社會、經濟文化的作用應給予更多的重視。相應地人們要求歷史學應該更密切地與各類社會科學相聯繫。(89)進入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若干新的學派。新學派為了貫徹它們對歷史的看法，就必須採用新的研究方法，開拓新的史料來源。以1929年成立的年鑒派為例，他們提倡總體地研究歷史，這種歷史包括人類社會的全部層次：從政治、外交、軍事到經濟、社會、文化、心態、人口等等。需要研究的新問題很多，從而要發現新的史料。經濟社會史的研究依賴財政檔案、稅務檔案、法律檔案、土地文書、身份證明記錄等類的資料。人口史的研究離不開中古時期教區用於出生、洗禮、婚姻和喪葬的登記冊和近代的人口普查記錄。這些都是舊日傳統史學所忽略的史料。現代史學擴充史料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

總之，到了21世紀，歷史資料的數量已達到了無法統計的程度。舊史料堆積如山，但尚有許多未被利用，(90)新史料復層出不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檔案數量和檔案館都在增加。(91)儘管如此，史料以後還會繼續擴充，也必須繼續擴充。因為人類社會在發展，發展中必然產生新問題，有了新問題，就必須搜集與新問題有關的新資料。馬克思當年說過：「英國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92)這個道理仍然適用於今天，或者說，更適用於今天，因為人類進入20世紀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進入21世紀後，將會發生更大的變化。從資料方面看，今人研究歷史，有幸有不幸。幸運的是：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史料。不幸的是：史料如汪洋大海，史家有陷溺其中的危險。搜集材料應力求全面，但全面不等於一點不漏，一點不漏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做到全面又談何容易。史家為免滅頂之災的自救之方就有賴於理論的提高和方法的改進。史學理論的提高和史學方法的改進是兩個專門的大問題，已超出本文的範圍，茲不具論。這裡只想提及一點，即史料、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是三個互相關聯的問題，可分別論述，但不可奉其一為至尊，而貶其二為附庸。本文旨在說明運用史料應當官書與私記並重，新史料與舊史料兼采，而絕無意宣揚「史料至上」的觀點。筆者學識淺陋，暮年撰稿，更多失誤，敬希讀者指正。

附記：此稿之得以寫成，多賴江湄、張志強、符靜三君之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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