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社交網路與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許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為例（上）

有清一代，北京作為政治中心，是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聚集地，由此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官員群體——京官。很多京官出身科甲，甚至起家詞館，多有文名，與「士林同好」聲氣相投；他們大多來自外省，往往藉助各種媒介，與在京同鄉發生往來。同時，他們掌握著有關朝廷動向的各類信息，也易於成為外地官員結交的對象。

這種獨特的身份屬性與生活狀態，令京官群體的成員之間在職守之外形成了複雜多樣的社交關係，進而向外擴散，通過官場往來、文化交流、人情世故等渠道，與社會各階層之間形成了基於同僚、同年、師生、同鄉、姻親等關係的複雜的社交網路。藉助社交網路，官員可以互通聲氣、群集而動，積累自己的社會資源，從中獲取經濟和文化生活上的便利，乃至政治利益。

然而，社交網路也存在張力，會給京官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一方面，謹身自守，清白處世，「往來無白丁」，這是歷代政治文化對於士人的道德要求。「士林同儕」的群體身份，令士人在選擇交往對象、展開社交活動時始終處在自己或他人的道德監督之下。另一方面，政治權力也是社交活動的張力的一部分。在皇帝所主導的朝廷的眼中，京官的社交活動不僅是彼此勾結，更是貪腐乃至「結黨」的溫床。

因而，從吏治的角度看，朝廷肯定要防範京官在體制之外通過社交網路形成勢力，尤其要防範其為達到個人目的而干預朝政。利益與風險，在以京城為舞台的清代中央官僚政治中共生而又彼此頡頏。

前賢曾利用官員日記，對晚清京官的社交生活給予深入討論，而對18世紀，也就是盛清時期京官社交生活與政治的關係，由於官員自己的記載較少，史料分散，學界較少涉及。清宮檔案與傳世文獻的互相關照，能夠很好地彌補這一缺憾。事實上，即便是在「乾隆盛世」皇權伸張之時，京官社交活動仍然存在，政治屬性或隱或顯，皇帝的具體舉措亦處於因勢而變之中。

本文即採取檔案與傳世文獻互為證補的方式，以乾隆初年引發官場較大震動的許王猷、仲永檀事件為例，通過還原該案台前幕後錯綜複雜的關係，展現盛清京官社交活動涉及的廣度，以及社交與政治局勢的結合方式，進而對盛清京官社交網路與政治的關係予以討論。

許王猷、仲永檀事件綿延兩年，涉及多位高級官員；《清史稿?仲永檀傳》將其作為仲永檀最主要的事迹，展現其「骨鯁之臣」的形象。賴惠敏在述及乾隆初年政局時，將仲永檀事件列為權臣黨爭的一部分；其他研究提及此事，則多從吏治角度發論。然而，如果深入挖掘有關史料，會發現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並非簡單的貪腐問題，也不僅僅是有目的的「結黨」，而是與清代京官社交生活的複雜性有著密切的聯繫。

對此類社交行為的批評和利用，貫穿了整個案件的始末，並對日後的政治產生了影響。本文的目的，就是重新梳理許王猷、仲永檀事件的經過，探尋官員的社會交往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行為，觀察皇帝如何看待官員之間的交往。對這些問題的闡釋，不僅有助於理解這一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為探究社交網路這一影響官員、士大夫政治行為的因素，提供了一個完整有趣的範本。

一、招搖生事：許王猷之奪官

整個事件起於許王猷奪官，然而有關該事件的始末，《清史稿》中的記載語焉不詳。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上諭對此有清楚的歸納，以下即以此件上諭的內容為線索串接此事。

今聞俞君弼原充工部鑿匠，積有家貲，病故無子。有義女之婿許秉義,欺其嗣孫年幼，圖占家產，竟以婿名主喪。

事件的發端，是石匠俞君弼的遺產糾紛。乾隆五年，工部一名叫俞君弼的石匠去世，此人生前曾秘藏大量金銀。為爭奪遺產，其養子俞長庚、養女婿許秉義各自攀附權貴以為己助，試圖壓服對方。這原本就是一樁民間糾紛。十月十七日，順天府尹張鳴鈞發掘了俞君弼生前埋藏的金銀，並奏明皇帝，但乾隆帝對此事並未留意。然而，十月二十一日，乾隆帝重提此事時，重點則轉向了該案件中的社交行為，直指內閣學士許王猷，並牽出多名官員。

（許秉義）因向與內閣學士許王猷聯宗,托其遍邀漢九卿往吊，欲借聲勢彈壓俞姓族人。九卿中如陳德華、陳世倌、梁詩正、張廷璐等託故不往,其餘往者頗多。

許王猷，字賓穆，號竹君，浙江嘉善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進士，起家翰林。雍正時長期擔任翰、詹官職。雍、乾之際，許王猷數次上折，奏陳禮制、教職官等事務。乾隆三年（1738年），他奉旨參與稽查宗學之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在浙辦事之大學士嵇曾筠臨終前保舉許王猷，稱其「醇謹老成，兼悉吏治」。由於嵇曾筠的保舉，加之稽查宗學漸有結果，乾隆帝逐漸注意到許王猷。乾隆五年四月，用許王猷為內閣學士。至此，許王猷結束了長達25年的翰林生涯，進入內閣。

雖然許王猷仕宦並不顯著，但是久居京城，交遊廣泛。在京期間，他曾與同人品題天津詩人查曦之詩作，稱其「行詣高卓、襟懷爽朗」。同時，他與江浙家鄉也有來往，曾為徐釚、施鵬書寫墓誌。雍正十二年（1734年），京師全浙會館重修，許王猷為其書寫碑額。以上數事，均表明許氏在旅京江浙人士中並非無名之輩。乾隆三年，他擔任江南鄉試副考官，有得人之譽，亦可見其在士林中廣有招徠。

然而，正是這種社交圈子中的顯著地位，令他捲入這一樁發生在京城市井裡的爭端。原來，許秉義為給對方施加壓力，通過同姓「聯宗」的方式托請許王猷，要其利用社交關係，邀集同儕前來弔喪。不料延聘之人過多，招搖太甚，引發物議，乃至有人奏報給皇帝。至此，一件普通的民間糾紛演化為一樁政治事件。乾隆帝在上諭結尾，就這一事件的性質給出判定：

夫身為大臣，而向出身微賤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著傳旨嚴行申飭。許王猷行止卑鄙，有玷官箴，著交部嚴察議奏。

乾隆帝的指責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各位參與者，「向出身微賤之人俯首拜跪」，只是「不自愛」，屬於行為失檢；第二層面才是性質問題，即官員之主持聯絡、招搖生事，事涉官員操守，表明許王猷不具備官員應有的道德素質，亦即「行止卑鄙」。但懲辦措施也只是付之吏部，以官員處分之例相待，並未律以威刑。

郎世寧所作乾隆元年畫像

十一月十日，吏部尚書張廷玉題奏，認為許王猷請託「以遂行秉義借勢彈壓俞姓族人、希圖占產之欲」，應照溺職例革職。十二日，乾隆帝准其所奏，革去許王猷的職務。至此，許王猷在當了25年翰林後，僅進入內閣數月，就從歷史上銷聲匿跡了。

需要說明的是，乾隆五年冬，朝廷對京官社交行為的整飭，並不僅許王猷這一件事。就在十月二十一日當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安國奏稱，巡視中城御史鍾衡「籍本浙江」，所屬地方「開張各項店行多系江浙兩省人」，「頗有言其袒護姻婭、審斷不公者」。鍾衡不像許王猷那樣招搖，故而乾隆帝僅將鍾氏調任巡視西城御史便告結束。史料所見，許、鍾兩案均為聯宗、同鄉請託小事，交往的政治色彩很淡。可見官員社交行為本身並非吏治問題的打擊對象，只有當「希圖占產」等涉及官員道德素質的問題坐實，才會展開整肅。

二、愈演愈烈：仲永檀參劾鄂善及盧秉純參劾趙國麟

隨著許王猷被革職，俞氏遺產一案的政治影響似乎已告結束。然而三個月後，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奏摺，讓事態驟然擴大。

仲永檀，字襄西，山東濟寧人，乾隆元年（1736年）進士。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時任陝西道監察御史的仲永檀就俞氏遺產案上折，奏陳該案中的更多情況。《清史稿?仲永檀傳》提到過該折，但刪削極多。所幸，該折曾發交於外，在軍機處留有錄副且保存至今，令該案的種種細節得以曝光。根據這份檔案，仲永檀的參奏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其一，揭露步軍統領鄂善受賄、協助俞長庚陷害許秉義。

俞廷試無子，押子李宏淦遺孤長庚議隨俞姓,承繼俞廷試物。故其養女婿許秉義圖分家產,與長庚兩相爭執。有長庚妻父孟魯瞻,系范毓馪夥計，知范毓馪素與該提督往來甚密。孟魯瞻遂托范毓馪與該提督說合，送銀一萬兩囑其照拂,而一面使長庚家人宋三計紿許秉義，言俞廷試埋銀若干兩,以致許秉義具控到府。府尹委官掘銀，該提督俱先著番役尾緝，因而拿獲參奏。

其二，根據風聞消息，參劾前來弔唁之人。

前為俞姓請客，除革任內閣學士許王猷外，尚有禮部侍郎吳家騏。該侍郎曾得俞姓銀二千五百兩，內五百兩系該侍郎謝金，其二千兩系以「炭金」為名,原約分送九卿。而該侍郎並自蠶吞,旋即告假南歸。臣又聞前往俞家吊不止九卿，即大學士亦然。張廷玉系差人送帖者。徐本、趙國麟俱系親往、跪奠者。又有詹事府詹事陳浩在彼陪弔，送往迎來，奔走數日，較之一弔而去者更屬可丑……大學士等又皆皇上申飭九卿時將原帖追毀，以泯其跡。

其三，報告關於內廷官員泄露機密的傳聞。

再臣聞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間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為宣洩者，則是權要有耳目。若權要有耳目，而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理合一併奏明。

該折將社交行為與官員的道德素質聯繫起來，表達了對整肅官員社交行為的訴求。折中提到與此事相關之官員，包括軍機大臣中僅有的兩名漢人張廷玉、徐本，以及大學士趙國麟，步軍統領鄂善，禮部侍郎吳家騏，詹事府詹事陳浩等，涉及乾隆帝格外信任的高級官員。

居間聯繫之人，則為晉商范毓馪及其家人。范毓馪在雍正年間承擔過北路軍營運糧事務，曾賞給太僕寺卿銜，在朝中關係複雜。所列情事，有的是交往不慎、有損朝廷體面，屬於道德上「可丑」；有的則更深了一步，如鄂善等協助社交網路中其他成員枉法舞弊，已屬貪瀆之行。

仲永檀這份奏摺，在砌礪風節的道德訴求背後，實有政治目的。張廷玉、吳家騏與之前被革職的許王猷均為實錄館成員，彼此有所往來；陳浩雖然未參與實錄編纂，但許王猷被革職後，張廷玉曾開列10名官員以作為接替許王猷的備選，陳浩居其首。可見這幾人都與張廷玉有聯繫。泄密的指責看似含糊，然而此時主持朝廷機要，而且又有守口如瓶、謹慎稱職之名的，正是大學士張廷玉。因此，無論是玷污官箴還是泄露機密，均於張不利。

而仲永檀，恰恰是張廷玉的政敵、另一名軍機大臣鄂爾泰的「得意門生」。仲永檀升遷頗速，乾隆元年進士，散館授編修，五年即考選御史，宦途較之官場一般人要快得多，極有可能是鄂爾泰推動的結果。仲永檀也表現得頗為激進，甫蒞台諫，就疏請減上元燈火聲樂，乾隆帝稱讚他「胸有所見，直陳無隱，是其可嘉處」，這對仲永檀無疑是很大的鼓勵。他在參劾鄂善時，自稱「恭讀上諭，原許風聞言事」，口含天憲，頗以不顧同儕體面、敢於糾劾不法為榮。可以說，這次參劾既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老師。

值得注意的是，對官員社交大動干戈的仲永檀，其消息來源也是自己的社會關係網。據他事後回奏，關於張廷玉等人參與弔喪的消息，得自翰林院編修於枋。於枋，字小謝，江南金壇人，雍正、乾隆兩朝重臣史貽直之婿，雍正二年（1724年）進士。於枋與史貽直不僅有家族婚姻，社會關係上也有很多相近之處，例如兩人都曾被牽連入湖南衡永郴道許登瀛貪污案，與許有來往。

史貽直是鄂爾泰一黨的重要人物，與張廷玉「素不相合」，作為他的女婿，於枋帶有親鄂反張色彩並不奇怪。雍正二年，鄂爾泰出為江蘇布政使，對江南士子多有招攬，此時於枋尚未中進士，正好處於鄂爾泰影響之下。由此可見，仲永檀與於枋的交往聯絡帶有明顯的政治背景。雖然於枋傳消息，不一定是鄂爾泰有意設計的，但這條訊息讓仲永檀迅速作出政治上的行動，社交行為對官員的政治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仲永檀此折打擊面太大，震動整個朝局，乾隆帝不得不有所顧忌。他後來稱，看到該折後，「初以為必無之事」，認為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誣陷大臣，此風斷不可長」，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勢必要有所交代，否則將有損自己的威信。三月十九日，乾隆帝頒諭，對該折內容進行回應。該諭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命怡親王弘曉等多名貴顯人物一同查審對鄂善的指控。

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訪查，不知應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豈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轉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豈能保其必無恩怨乎……若不明晰辦理，判其黑白，則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國家之事耶！著……秉公查審，使其果實，則鄂善罪不容辭；如系虛捏，則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

所謂「新用小臣」者，仲永檀是也。第二部分是解釋宮中保密甚嚴，暗示仲永檀之指責為子虛。

朕於左右近侍，訓約甚嚴，防閑甚密……其有宣洩於外者，則皆系本人自向人言，以邀名譽，而反謂自內宣洩，以為掩飾之計……至於權要串通左右一語，朕觀此時並無可串通之左右，亦無能串通左右之權要。伊既如此陳奏，必有所見，著一併詢問具奏。

第三部分是對言官濫用「風聞言事」的埋怨。

朕之所以廣開言路者，原欲明目達聰，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謂風聞言事，不問虛實，紛紛瀆陳，徒亂人意，於國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須徹底清查，不便含糊歸結，亦正人心風俗之大端也。

乾隆帝此諭之意，在於回護被參大臣、指責仲永檀不知深淺，語氣頗為切峻。雖然張廷玉、徐本為仲永檀所參，但乾隆帝仍將他們列為「秉公查審」鄂善的主審官員。顯然，乾隆帝對於整肅社交行為所引發的震動已有覺察，試圖加以收攏。

然而幾天之後，案件的調查出現巨變。對鄂善家人的審理，證明鄂善確有收受賄賂之事。而在直接審問鄂善時，更出現戲劇性的一幕：鄂善在皇帝引誘下承認收受銀兩，又在面臨大辟時自食其言，否認受賄。此舉引得乾隆帝盛怒。三月二十五日，乾隆帝頒發一道長諭，將此事始末披露於外，曆數鄂善罪惡。

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誠心悔過，或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尚欲緩其須臾之死。乃鄂善無恥喪心，至於此極。其欺罔之罪，即立時正法亦不為枉。夫朕之所以令彼自處者，欲全國家之體，而賜彼以顏面也。乃彼自不惜顏面，朕將何惜。豈皇考在天之靈，不容此負恩之輩，冒恩苟免，欲使明正典刑，以儆戒大小臣工耶？

相較於交往不慎，「貪贓」事涉法紀，情節嚴重得多，更不必說「欺罔」這一藐視君主的大罪了。正是這些更大的罪名令乾隆帝改變了態度，不僅令鄂善就此被處死，還對仲永檀有了好感。次日，乾隆帝稱仲永檀「身為言官，能發奸擿伏，直陳無隱，甚屬可嘉，應加超擢」。為此，乾隆帝特地將擔任左僉都御史的鄭其儲調任他官，而以仲永檀補授此缺，「以風台諫」。

不過，雖然鄂善案塵埃落定，但仲永檀在另兩項參劾上幾乎是鎩羽而歸。大臣弔喪一事，僅吳家騏、陳浩兩人被證實，倶著革職；至於大學士張廷玉、徐本、趙國麟等人，據仲永檀回奏稱，「全屬子虛」，乾隆帝以「伊得之於枋之口，則非伊捏造可知」為由未加追究。泄密之事，仲永檀「舉出吳士功參奏史貽直一件」，乾隆帝認為「伊亦並無妄言之咎，倶不必向伊置問」。牽連多位官員的重要證言，追查之下竟不能坐實，可見社交網路中獲得的消息並不可靠。若非皇帝回護，仲永檀肯定要為此付出代價。

事情並未就此結束。雖然被處分的僅有吳家騏和陳浩兩人，但仲永檀得到超擢，無疑令其他被參劾者蒙受了壓力。三月二十九日，被仲永檀參劾的大學士趙國麟上書乞休，乾隆帝知其有怨氣，僅命照舊供職。但趙國麟所求並非簡單的撫慰，他再次上折，略云：

好利固真小人，好名亦偽君子。名之與利，相去幾何……九卿中之弔奠者，非必盡無恥而貪利也，特過聽慫恿之言，因循禮俗之陋，而偶一失足，重為天下非笑……以蒙恩坐論之崇班，而被以跪奠細人之丑號，此何如事,而可輕出口乎！

趙國麟之意，在於強調朝廷官員尊卑有別。在趙看來，高級官員的政治身份，決定了他們較之下級官員更應獲得朝廷的重視和優待；僅因下級官員偶一舉發得實，便對高級官員之小錯施加處分，有違「尊尊」之義,不利於官僚體系中上下權威的維繫。這一看法與乾隆帝在面對仲永檀奏摺時的第一反應不謀而合。乾隆帝在硃批中稱該意見「老成持重」，試圖調和矛盾。

然而還未等到反擊奏效，同年六月，趙國麟就被給事中盧秉純參劾。被參緣由為趙國麟庇護解任官員劉藩長，不僅「締結姻親」，泄露劉被參奏的內幕,而且試圖保舉劉藩長，使其復職。乾隆帝抓住這一點，諭稱：「較之仲永檀參奏之事，其過孰為重大？」命將趙國麟降二級調用，事實上宣布了趙的失敗。

需要指出的是，劉藩長雖屬因事勒令休致的「廢員」，但並非猥瑣小人，與許秉義之流不同。雍正帝召見時，曾稱讚他「人著實好」，列入「上下」一級。因而趙的處分，與其說是因為結交不慎,不如說是源於在社交活動中泄露了朝廷機密，又接受請託，幫忙從事政治運作。這又是一件官員因帶有政治屬性的社交行為而被懲處的案件。

不過,與超擢仲永檀時不同，這一次乾隆帝對言官要嚴苛多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審理此案時，命盧秉純與劉藩長對質，結果竟多有錯漏。

趙國麟在朕前回奏往吊俞姓一節，劉藩長曾向盧秉純言之。至佯為不知、略為停頓、告之至戚、自鳴得意之處,乃盧秉純揣摩彼時情狀之詞，劉藩長告知盧秉純者，並不如是……至趙國麟告知劉藩長「王安國並未參爾，乃蔣炳參爾」之語,劉藩長供稱聞之他人，並非聞之趙國麟。而盧秉純則堅供不移。此事有無尚在疑似之間。

可見盧秉純的消息非常不可靠。對質時，盧對劉藩長「揮拳肆毆」,逼其供認,但劉終不承認，盧亦無可奈何。考慮到劉並非人品不堪，盧的舉動無疑令主審官的印象大為惡化。乾隆帝得知後，稱盧秉純為「妄亂無賴」將其革職，並且明確宣諭,趙國麟之得罪，乃其「不知自處」,「並非因盧秉純之參奏」。同時，乾隆帝還小心地將此案與仲永檀進行了切割,稱「其人其事與仲永檀有天淵之別」。

至此，趙國麟與盧秉純的鬥爭以兩敗倶傷結束。這一事件是仲永檀事件的插曲。誠然，趙國麟被懲，仲永檀形象得保；然而,趙國麟降調後，乾隆帝曾專門就兩案作出解釋，抱怨「大小諸臣私心揣度,務為觀望」，認為自己是「於事之當嚴者嚴之,而議事條陳遂相率而趨於嚴之一路」，原因在於言事者「居心並不以國事為重,以為善於迎合，即可以希冀升遷、保全祿位」。

換句話說，皇帝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以澄清官場風氣為標榜、試圖整肅官員社會交際的中下級官員，其實際動機與行事方式都未必真有道德上的優勢。這種道德優勢，本是仲永檀和其他御史們在政治上的立足點，一旦被否認，仲永檀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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