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社交網路與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許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為例（下）

三、「敗也蕭何」：仲永檀最終因「漏泄機密」而倒台

雖然乾隆帝一再息事寧人，但仲永檀仍然保持激進。他的下一個目標是刑部尚書張照。張照與鄂爾泰因雍正後期苗疆事務而成為死敵，且「為張（廷玉）所喜」，是張黨的重要人物。關於此案，《嘯亭雜錄》稱：

時張尚書照以文學供奉內庭,嘗預樂部之事。公劾之,有「張照以九卿之尊，親操戲鼓」之語。

查張照履歷，張以刑部尚書管理樂部在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則參劾應在此之後。從參劾的內容看，仲永檀不可能親見張照「親操戲鼓」，應該也是從旁人口中得到的消息。然而這一次，仲永檀卻沒能成功。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帝突然以漏泄朝廷機密為由，將仲永檀及鄂爾泰之子鄂容安一併革職，並命庄親王允祿，大學士張廷玉、徐本等查問仲永檀與鄂容安之間有無泄露機密之事。

《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五卷。（清）昭槤作。內容豐富，保存了大量有關清道光初年以前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文化、典章制度、文武官員的遺聞軼事和社會習俗等方面的寶貴史料。所記大多是明朝和清朝前期之事，也兼及漢唐宋元等朝。

乾隆帝如何忽生此舉，不得而知。但無論是漏泄還是揭發，都與張照一案有關，具有政治鬥爭的背景。《嘯亭雜錄》稱張照對仲永檀「銜之次骨，乃譖公（指仲永檀）泄禁中語」，當近其實。之前仲永檀還曾公開就保密問題上折，如今竟作法自斃，這無疑令乾隆帝感到憤怒。乾隆七年的硃批奏摺檔案中有一份無具奏人和日期的殘件，經檢閱，內容便為允祿等審問仲永檀時的一部分對答記錄。雖然該檔並不完整，但僅就留存部分而言，問話之中已可反映皇帝關注點之所在。

（王大臣問）意則當將參之時，必先告知鄂爾泰；既參之後，必即將所奉諭旨告知鄂爾泰。豈待參後多日，鄂容安始問永檀，永檀始告知鄂容安呢？即永檀平素見鄂爾泰時伊從無道及張照一語，實無授意永檀之處,永檀那日告訴鄂容安時，實不曾見鄂爾泰，豈敢待鄂容安供出，然後才供自蹈欺罔，以致罪上加罪嗎……即如保舉一事，鄂爾泰尚且當面問你你奏過花炮的事，尚且教導你，這就是無事不同他商謀的明證了。

這段問話顯示，乾隆帝對仲永檀不滿的根源，在於仲永檀與鄂爾泰串通，受其指揮介入政治鬥爭。仲永檀對此極力辯白，試圖證明自己並未利用與鄂爾泰父子的關係進行政治活動。

從前永檀與鄂容安訂交之始，原因鄂爾泰叫他出來相陪、留飯。後來鄂容安因永檀是個粗率的人，永檀見鄂容安做人亦爽快，所以與他相好的。鄂爾泰說永檀血氣不好,也只因永檀為人粗率，所以常說要變化氣質的話……鄂容安從不曾將鄂爾泰的話傳說與永檀，只緣永檀與鄂容安相好,所以密陳的事他來問，也就告訴了他。至不告訴他人獨告訴鄂容安，實以鄂容安既與永檀相好,斷不至將永檀告訴他的話宣洩於人。

當然，這已經是困獸猶鬥了。允祿等回奏時，以「泄露機密」擬其罪，乾隆帝猶恨其輕，命允祿等人會同三法司另行嚴審。局面進一步緊張。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十二月十八日，乾隆帝改變了想法，宣布結束此案。

前經王大臣會審時,仲永檀、鄂容安已將平日往來親密、並將具奏事件前後商量情節一一供出。夫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則其黨庇之處，已屬顯然……蓋以鄂爾泰乃皇考遺留之大臣，於政務尚為諳練，朕不忍以此事深究。若以此事深究,不但罪名重大，鄂爾泰承受不起，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為可惜耳。但其不能擇門生之賢否，而奏薦不實，不能訓伊子以謹飭，而葛藤未斷之處，朕亦不能為之屢寬也。鄂爾泰著交部議處，以示薄罰……仲永檀受朕深恩，由御史特授副都御史，乃依附師門，將密奏密參之事，無不豫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甚屬重大……可定擬具奏。

這道上諭闡明了乾隆帝在整肅社交方面的顧慮。鄂爾泰乃雍正帝所留之重臣，一旦傾覆，朝廷「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影響巨大，乾隆帝不得不稍加保守。關於仲永檀與鄂爾泰的關係，乾隆帝歸入「黨援」一類,顯是並未採信仲永檀的辯白。但是在處理上，乾隆帝並未大動干戈，稱仲永檀、鄂容安等「倶系三品大臣」，不可嚴加刑訊。

可見，在事情的最後，乾隆帝終於放棄了對社會交往的追查，將社交網路中的秘密重新鎖上了。至此，這一系列關於官員社交行為的政治事件，以仲永檀的倒台而告一段落。

乾隆七年十二月，仲永檀尚未得悉其處置結果，便在獄中去世。關於他的死亡，《嘯亭雜錄》稱是張照恐其報復，暗施鳩毒；又稱戶部侍郎傅恆對張照此舉極為不滿，欲奏發其事，但由於屍體如常，只得止息。張照於次年去世，《嘯亭雜錄》稱，「蓋見公（即仲永檀）為祟也」，晚清筆記小說《緒南筆談》更誇張為「直臣」仲永檀鬼魂復仇，可見輿論散布，影響深遠。

至民國時纂修《清史稿》，將《仲永檀傳》從原本的次序中抽出，與胡定、柴潮聲等乾隆初年聞名言官並為一卷，是為其人歷史形象的「定格」。仲永檀骨鯁見知、乍起乍落、不得其死，在士林中樹立了一個「抗直敢言」的殉道者形象，而他在整個事件中對社交行為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如何令他趔趄，則被士大夫們遺忘了。然而，乾隆帝的心情與這些士人則大不相同，多年以後，他訓斥科道官員黨同伐異時，仲永檀成了他口中獨一無二的反面角色。

朕臨御之初，側席求言，冀裨上理。無如言官即藉此以行其私者不少。尚憶仲永檀參劾張照一事實由其座師鄂爾泰指使。似此者指不勝屈，究竟曾何益於實政耶？

對仲永檀這樣一個他親手樹立的科道官員的榜樣，乾隆帝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仲永檀對官員社交的指責，在乾隆帝看來，不過是其「黨援」同異的籌碼而已。

與其他人相比，許王猷的後半生則顯得平淡。乾隆十六年（1751年），復恩賞許王猷侍讀學士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七旬萬壽，許王猷曾來京慶祝。次年，乾隆帝賞賜來京舊臣，許王猷得賞緞二匹。與乍起乍落的仲永檀相比，乾隆帝對這位在即位之初提拔起來、又因為突發的參劾而倒台的故識文人要溫和很多。

四、許、仲事件的意義：乾隆初年的京官社交與政治

許王猷、仲永檀事件在乾隆初年爆發並非偶然，與雍正、乾隆之際在京官員社交行為的復甦有著密切的關係。雍正帝對官員之間，特別是科甲出身的京官之間的社交行為非常厭惡，認為無非「相率而趨於植黨營私之習，夤緣請託，朋比袒護，以至顛倒是非，排陷報復，無所不為」。對查嗣庭等官員依靠社交網路互相請託的行為，雍正帝給予了堅決的打擊，使京官社交活動進入低潮。

然而，隨著雍正帝的去世，政治氛圍逐漸緩和，社交活動重又興起。原因在於，京官之間的交際並非僅是一時風尚，已經與盛清北京複雜的城市社會網路結合了。許王猷案被揭出後，浙江道監察御史陸尹耀上折，要求「嚴京官濫交之禁，以維廉恥」，其中便揭示了這種城市社會網路的作用。

富室大戶、巨蠹豪商，性既驕奢，貲尤動眾，操壟斷以居奇，指捐職為名目，專好交結朝紳。而朝紳亦利於接納。歲時、伏臘，則折柬相邀，月夕花晨，則致書敦請。或逢喜慶則稱賀填門，若值凶喪則弔奠委路，甚至契托金蘭，或且戚聯肺腑。富室藉朝紳以顯光榮，朝紳得富室以沾肥潤，彼此相需，勢不可止。

陸尹耀做此描述，本意是為了指出官員交結富人的「濫交之弊」，但無意中透露了另一個側面，即官員與富室的交結是一種社會認同上的需求。在這種交結的過程中，富室得到的不僅是官員的「保護」，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官場，在士林，在一個身份顯榮的社交場合內獲得了承認（「以顯光榮」）。而與他們交結的官員，則獲得了逡巡風月、優遊詩酒的平台，而又不必為此承擔物質上的開銷。

這在講排場、重面子的北京官場，自然是極有吸引力的。許王猷與許秉義的交往、高級官員們應許王猷之邀請來弔唁、鍾衡接受浙江商人請託、趙國麟與劉藩長之間的交往，都是如此。如果再考慮到官員、富室的家人，情況就會更為複雜。例如俞長庚通過岳父的關係聯繫到范毓馪，進而關說鄂善，就是一例。商人、官僚及市井平民，形成了密集複雜的網路；北京城市空間，則是聯繫發生的場所。

官員在社交網路中不僅能獲得物質利益，還能得到政治資源：政治信息的傳遞構成了社交圈的政治基礎。京官中能接觸朝廷機密之人，每每憑藉便利，炫耀見識，互通消息，以此進行社交活動，如仲永檀與於枋、鄂容安來往，便是一例。在這個層面上，信息便是社會交際中的資源。為了彰顯自己的地位，傳遞信息者往往侜張為幻。倘若輕信其言，便易平地生事，釀成政治風波。

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在上諭中講，有人「每揚言於外，以為嘉謨碩畫，惜未見之施行。甚且以朕所用之人冒稱為己之薦引，朕所斥之人冒稱為己之參劾，種種作威作福，搖惑眾聽，以致外間人言藉藉」，正是這種政治活動的體現。在許王猷、仲永檀事件中，於枋、盧秉純等人通過社交活動獲取的信息真偽難辨，卻一再推動事態擴大，亦是社會交際中信息影響政局的反映。

科道官員作為朝廷的耳目，社交網路中流通的信息在他們這裡便是上書言事的來源。清前期科道官員「風聞言事」之例，或因求言孔亟而暫開，或因無中生有而叫停，個中緣由，科道官員進言的基礎便是社交活動中疑信難詳的消息，求言與求實構成了反背。在仲永檀、盧秉純等人身上，亦能看到這一情況：整肅社交行為的依據，其實也是在社交行為中獲得的；這種信息的可靠性不穩定，令科道官員處於高風險之中，亦令朝廷「廣開言路」的努力，每每因對言路諸臣表現的失望而削弱。

在京官的社交活動中，有一類現象格外醒目，即社交圈子往往圍繞若干朝廷重臣而形成，如本文提到的以鄂爾泰為中心構成的社交圈子即屬此類。這類社交圈子往往具有政治性質。乾隆初年，鄂爾泰、張廷玉兩人互相傾軋，晚清旗籍學者楊鍾羲論及此事云：

鄂文端、張文和素不相得。兩家各有私人，互相角斗。時謂鄂黨多君子。張文敏為張所喜，而鄂所惡。常安、張廣泗，即鄂所喜而張所惡者。

楊鍾羲距離乾隆初年已遠，但他採擷詩文菁華，對舊時文壇頗有了解。「鄂黨多君子」的評價，說明鄂爾泰的社交圈子裡文人雅士較多，文化屬性較為明顯。這是鄂、張兩人在社交上的區別。鄂爾泰「好獎勵名節」，善於提攜士人，曾有「春風亭雅集」這種名勝之會。而張廷玉則「門無竿牘」，管翰林院時即便有所擢用，也「終不以語人」，顯然並非招攬名士之人。

至於鄂善、許王猷，所交接者亦多有小人。社會交往取向上的不同，決定了社交圈子在氣質和成員上的差別。故而於枋、仲永檀等「西林門人」打擊涉及「濫交」的官員，在他們自己看來便有激濁揚清的意義。當然，尚有很多名士處於鄂爾泰社交圈子之外。如理學名臣李紱，雖然「愛才若命，累掌文衡，好收羅名士」，是社交圈子的中心，但於「鄂、張兩相國，皆無所附麗」，便是一例。可見「西林門人」的道德優越感，更多的是一種內心的認同，是內部凝聚的手段。

具有一定內部凝聚力的社交圈子，再配合政治信息的流動、政治活動的呼應，所謂「朋黨」便濫觴於此。這是京官社交與政治之間相互作用的一個案例。

對於這種相互作用，皇帝並非毫無察覺。乾隆四年五月，深得乾隆帝信任的「醇儒」大臣方苞泄露機密，乾隆帝即嚴肅處理，命革去職銜，在修書館效力。

上年冬月，因伊（方苞）條奏事件，朕偶爾召見一次，伊出外即私告於人，曾在朕前薦魏廷珍而參任蘭枝，以致外間人言藉藉。經朕訪聞,令大學士等傳旨訓飭，伊奏對支吾，朕復加寬容，未曾深究。近訪聞得伊向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將屋讓還，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又庶吉士散館屆期,伊已將人數奏聞，內閣定期考試矣。伊復於前一日，將新到吳喬齡一名,補請一體考試。朕心即疑之。今訪聞得伊所居之屋,即吳喬齡之產，甚覺華煥。伊受託為之代請。似此數事，則其平日之營私,可以概見。

乾隆帝所反感的，正是官員通過傳遞政治消息相互接納的行為，而如鄂爾泰串通仲永檀等參與政治鬥爭，更為皇帝所厭惡。然而，在處理仲永檀事件時，乾隆帝儘管一度有所噯昧，但整體上仍表現出了謹慎的態度。尤其是在處理了鄂善後，乾隆帝在處置官員上越發小心，即便抓住了仲永檀暗通消息的證據，最後仍然是點到為止，未加其罪。

若真要對官員社交行為大動干戈，很可能會波及相當數量的官員，有損君主乃至整個國家機器的權威。從撫慰趙國麟到放過仲永檀，其思慮正在於此。究其實，官員之間的社交網路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常態。乾隆帝在不斷演進的事態中，發現了繼續追查的後果，便中道而止了。

許王猷、仲永檀事件，從吏治的角度看，只是發生在18世紀中葉中國的一場整肅貪腐的案件而已。但從官員社會交往的角度透視，會發現事件複雜得多。以北京城市生活環境為舞台，京官與商人、平民等群體存在錯綜複雜的聯繫。這種聯繫或深或淺地帶有政治色彩，並在一定情境下可以發揮政治效力，反映出非正式的社交網路在清代中央政局中的重要地位。

它是這次政潮所打擊的對象，但同時又是政潮產生與推進的原因。經過這一輪較量，乾隆帝和有關大臣都意識到官員社交行為的敏感性。在此之後，因濫交非人、漏泄機密而被整肅的官員還有好幾個，但像許王猷、仲永檀事件這樣明顯針對官員社交的政治行動再也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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