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跡後的杜月笙緣何很少被負面事纏身？

上海青幫三大亨中，素有「黃金榮貪財，杜月笙會做人，張嘯林善打」的說法，杜月笙又被稱為「中國第一幫主」。

民國時期上海灘林林總總的報章雜誌中，刊載很多暴露社會名人醜陋隱私的負面新聞，以及用尖刻言辭揭露批評某些達官貴人、社會名流的時評文章，如果再細心些查找，會發現很難見到有說杜月笙壞話的新聞報道和時評文章，哪怕是他旗下的一家公司或店鋪的負面新聞似乎也尋覓不到，這在當時的上海灘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小的奇蹟！

說杜月笙會做人，從這一點上可窺見一斑。

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源於杜月笙與當時上海新聞文化界人士的超乎尋常的關係！

1929年，草根出身的杜月笙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灘上站穩腳跟之後，便不惜本錢請來一代樸學大師章太炎親筆為他自己改名字和修訂家譜，接著便於1931年在故鄉浦東高橋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學術泰斗和一代巨梟，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想必是杜月笙可能對章太炎下了大功夫，使得杜月笙終於得到了章太炎的傾情敬重，並由此建立起了「平生風義兼師友」的甚篤交情。

除了結交學術泰斗章太炎之外，杜月笙當年還廣泛結交了許多知名的新聞文化界名人。從學者章士釗、名士楊度，到詩人楊千里、才子楊雲史，等等，都是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文化界大名鼎鼎的知名人物。有了這樣一批新聞文化名人朋友環繞杜月笙的左右，人們自然是要把杜月笙這個海上一代巨梟另眼看待了。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灘，確實有很多新聞文化界人士多以拜師杜月笙為榮耀，其中有記者、編輯、作家、戲劇家、詩人、教授、學者，等等，均為通過各種關係和渠道，紛紛投拜在杜月笙的旗下。

據《老上海風情錄》一書記載，按當時滬上幫會的規矩，拜「老頭子」必須開香堂，呈上寫明三代簡歷的門生帖子，並行三磕頭禮；於是杜月笙改革禮儀：「老頭子」改稱「老夫子」，「門徒」改稱「學生子」，開香堂改為點香燭，三代簡歷帖改為「永遵訓誨」一句話，三磕頭改為三鞠躬。這為文化人投入杜門大行方便。經過和文化界的接觸交往，杜月笙對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風雅」溝通起來也已非常得心應手。

杜月笙以眼光長遠的見識，喜歡結交新聞界人士，而且非常捨得花錢，對投入他門下的記者、編輯，不僅不收取他們的孝敬錢，反而每月予以優厚的津貼。據說，那些接受津貼者如將此款存入銀行，一年下來就可購置洋房或買一輛汽車。

上海一家頗有影響的知名大報總編輯薛某，某一次在杜月笙開辦的賭場「消費」，因手氣欠佳，結果連輸掉3000大洋。當薛某悻悻離開時恰好被杜月笙看見，杜月笙在問清薛某身份後，立即將那四千大洋如數奉還，並傳話體貼地說：「當總編輯的靠搖筆桿、用心血為生，沒有多少錢好賺，我杜某不能贏他的錢。」薛某自然十分感激，從此他經常到杜處詢問是否有事需要「幫忙」，後成為杜月笙的一個最忠實的新聞界朋友。

據說，上海《新聞報》資深編輯唐某某一日見一頭條新聞稿，內容是大膽揭露杜月笙在市場上有不法行為的，他立即悄悄抽走稿件，及時阻止了該新聞見報發表。此後，如果其他社會名流有不光彩事將要見報，他們知道杜月笙在新聞界的能耐，便紛紛求到杜月笙處請求遮掩，遂願後必然對杜月笙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

杜月笙發跡後的確與新聞界文化界人士過從甚密，並積極贊助文化事業發展，還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話，比如優待其門徒中的記者、編輯，資助學者、詩人和名士，興辦學校和圖書館，培養子女向學向善，都給人們以很深的印象。

朋友多了路好走，新聞文化界朋友多了亦然如此。一代巨梟杜月笙本人的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他的如此做法卻十分高明。

杜月笙在廣交朋友中學到了不少新鮮東西，既拓寬了個人視野，又增長了學問和見識，還建立起了較為廣泛的人脈關係網，通過各種渠道為自己樹立起良好的社會形象，而這些恰恰正是他所渴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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