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條」，中華民族國恥記憶的源頭

文：戴桃疆

近兩年格鬥競技逐漸引人關注，最近中國拳王鄒市明戰勝日本選手的新聞算是體育界的一大熱點。先是日本選手誇下海口，鄒市明迎戰之後順利取得勝利，最終裹挾著民族主義情緒登上體育新聞頭條。

稍微對格鬥規則有些了解的人不難曉得，職業選手選擇競技對象其實是有規律的，挑戰那些和自己實力相當但排名稍稍高一點的選手有助於自己排名的上升，實力是一方面，營銷和選擇對手的技巧也十分重要。

尤其是體育這樣天然地與愛國主義掛鉤的領域。鄒市明與日本選手的比賽全過程從事前到事後都恰到好處地利用了國人的國恥記憶。

對於看著手撕鬼子長大的一代國人而言，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國恥記憶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然而對於中國而言，國恥記憶遠在二戰之前便已有之。

所謂「國恥記憶」其實是歷史記憶的一種。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的培育往往發生在戰爭期間或國家處於危機的時刻。為了應對戰爭需要和克服國家危機，國家領袖和民族精英此時需要培養強大的國家認同，培育公民的國家身份意識，以推動國民為民族國家的「大我」利益而付出「小我」的犧牲。

「戰爭和關於戰爭的言說可以成為一個社會，包括那些沒有參加實際戰鬥的人界定國家特性和合法化國家存在的手段，並因此發明或復興一種集體身份」。（語出羅伯塔·科爾斯）

中國的國恥記憶與鄰國日本密切相關。1915年1月，日本提出旨在吞併中國的「二十一條」，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日本的敵國身份在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認同：一是強化了中國的民族同一性，促使中國人反思作為「中國人」的本質特徵是什麼？二是讓人們意識到國家的生存危機，意識到中國雖是一戰的戰勝國，卻仍屬於任人宰割的弱國。

二十一條影印本截圖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雖然「二十一條」不是中國人遭受的第一個國恥事件，但其在近代中國人歷史記憶中的重要性卻是其他國恥事件不能比擬的。由於「二十一條」的存在，中國第一次有了法定的國恥紀念日，將國恥教育內容編入學校教科書，把教育對於國家主義啟蒙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當面向總統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並要求袁氏「絕對保守秘密」。「二十一條」成為國恥的第一步是被泄密。在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鼓勵下，袁世凱政府將「二十一條」內容泄露給外國媒體。

當時的外交部參贊顧維鈞認為：「和平時期，一個國家默然接受提出有損國家主權要求的最後通牒，這是很不尋常的。必須給後世的歷史學家留下記錄。」5月13日，陸征祥以中國外交部的名義，全文發表了顧維鈞起草的聲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始末。

外交家顧維鈞

此後北京政府順應輿論趨勢，將國恥教育納入教學計劃。5月14日，上海實業家穆藕初致電正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各省教育會第一次聯合會全體代表，稱：「交涉蒙恥過去，國民教育方亟，請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員，喚起國民自覺，為救亡圖存準備，願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國恥。」

之後全國教育聯合會將每年五月九日（並不是實業家提倡的五月七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以為鞭策國民之一法」。（日本向中方提出的最後通牒日期為5月7日，中國對日通牒截止期限為5月9日）

1915年5月25日，中日兩國全權委員簽署《民四條約》，結束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迫於輿論壓力，負責簽約的外交總長陸征祥和次長曹汝霖不得不通電「自請罷職」。袁世凱北京政府一手創製的國恥記憶此時被孫中山等革命黨當作反對革命黨的主要輿論工具，北京政府為了把控對國恥記憶的解釋權又開始努力消除自己一手炮製的輿論影響。

簽字時中日代表合影

多方鬥爭的結果是這段因二十一條而起的國恥記憶並沒能深刻地烙在國民記憶中，同一時期的恥辱感反而是通過民間藝術創作（影視、文學等）強化下來的，知道日本全面侵華之後才真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國恥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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