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被廢止，晚清官場拼爹化

我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是隋以後的封建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於分科取士而得名。始於隋文帝開皇七年（公元587），唐、宋（金）、元諸朝不斷演變，至明、清兩朝趨於完善。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始改推行學校教育，廢除科舉制。先後歷時一千三百餘年。

科舉制度被廢止，其積極推動者是體制內的改革派領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基於他們的建議，中央最高層決心從這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此前，庚子事變（1900年）後，在時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建議下，已經廢除了捐納買官制度。四年之內，先停捐納、再廢科舉，延續兩千年的中國官員選拔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科舉制度的作用，是無法忽略的，相比注重血緣的世卿世襲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舉制、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其為平民階級提供了性價比最好的參政議政機制，更為公平、公正和公開。草根階層得以「懷牒自進」，有作為一定能夠有地位，實現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流動的理想。

科舉制度的重要補充，最早始於秦代的捐納制度。歷代捐納，關鍵在於只「鬻爵」、不「賣官」，買主所得僅僅是一種級別、待遇和尊嚴，並非實權。滿清入關後，雖時刻警惕於明朝的政治缺失，但也繼承了捐納制度，第一動力當然是財政困難，需要多方斂財。但是，即使在康乾盛世，捐納也沒有停止，而其中被主流史學者們容易忽視的是，除了斂財的動機外，還有更為深刻的政治考量：羈縻人才。

天下承平日久，而知識分子的出路除了科舉做官外，並無他途，公務員的錄取比例很低。出路影響思路、屁股指揮腦袋，大量的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待業」或「失業」狀態，可能就會成為一種危險的力量，而捐納就可成為一種有效的減壓閥。康熙皇帝曾經高姿態地表示：「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 實政惠民， 不必格於成議而拘迂見。」 而雍正皇帝則毫不掩飾，認為正途人員容易徇私結黨， 因此，保持捐納渠道，就可以「藉以牽制科甲， 庶合先聖立賢用人無方之意。」

盛世賣官，還可算是生財有道及政治羈縻，到了亂世和衰世，就成了飲鴆止渴了。隨著內憂外患的加劇，來自捐納的收入，成為大清財政的支柱之一。大清國的官場日漸成為「將本逐利」的市場，甚至還出現了集資合股買官的雷人故事。捐納本身帶來的官場退化，也反過來影響到了捐納的斂財效率，捐納所得被大量地揣入了那些有著組織人事任免權的官員兜里，公家所得甚少，而且，捐納貶值厲害，朝廷不得不打折降價處理。

傳統的官員選拔路徑，除了科舉、捐納兩條之外，還有第三條通道，即所謂的「保薦」--由領導幹部們推薦。相比之下，科舉講求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納講求金錢面前人人平等，倒是所謂的保薦，最容易產生黑箱操作。

晚清時先後廢除捐納與科舉，雖然新推出了針對留學生的考試錄用，但畢竟人數很少，「保薦」就成為選拔官員的最主流方式，這催生了一個「拼爹」的時代。即便相比原先的捐納，保薦制度下，無非是將「公賣」轉為「私售」， 「官價」變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為混亂與腐敗。

平民子弟基本斷絕了進入公務員隊伍、分享政權的機會，這直接導致了執政基礎的萎縮與弱化。更為弔詭的是，這些失業且失意、甚至心懷憤懣的讀書人，卻得以大舉進入正在進行改革、對兵員素質有著高要求的新軍，意外地得到了比筆杆子更管用的槍杆子，這正是新軍日漸成為不穩定因素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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