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糧食是老百姓的生存根本

明初,經過太祖朱元璋的苦心經營,社會出現了相對均平、簡樸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長,在朱元璋去世半個多世紀後,局面就逐漸發生了變化,小農經濟不斷遭到破壞。明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腐敗,土地兼并、賦役不均、流民日增等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明朝宣宗以後的皇帝,大多昏庸無能,窮奢極欲,致使朝廷綱紀日漸廢弛,宦官專權不時出現。與此同時,社會商品經濟卻不斷發展,土地買賣日益頻繁。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皇室、宦官、勛爵、外戚及官僚等達官貴人憑藉特權大肆兼并土地,興建莊田,庶民之間的土地轉移也空前頻繁。

這些莊田的數量是十分驚人的,比如,在嘉靖(1522年-1565年)初年,北京附近的各類莊田就有20091928畝。萬曆(1573年-1520年)時,神宗一次就賜給福王田地200萬畝。一些官僚的佔地也十分可觀,比如嘉靖朝的首輔(明朝最高的官職,權力接近於以往的宰相)嚴嵩的家鄉袁州,一府四縣的土地,有十分之七都被他家霸佔了。

大量的農民淪為無地的佃農甚至流民。明初由於各項制度執行較為嚴格,賦役負擔相對比較合理。隨著官僚貴族大規模的土地兼并,特別是皇莊、王莊的急劇膨脹,國家稅田大量減少,到16世紀初,稅田比洪武最多時減少了半,但賦稅總額卻只減少了十分之一,這樣普通百姓的賦稅負擔無疑大大加重了。

不僅如此,一些鄉紳和豪強地主還利用各種特權採用種種手段將官府分派下來的賦稅轉嫁到普通民眾身上比如把自己的土地的賦稅分成細數,灑派給其他在籍農(叫做飛灑);或者將自己的土地假託於逃戶、絕戶名下,藉以免去賦稅(叫做詭寄)。

而且,明代的各級官員以及取得生員(即秀才)以上功名的人都有免除徭役的特權,對於民戶,明初雖然規定以丁糧多寡為依據進行征派,但後來,些富戶往往用捐納(用錢買官和功名)、行賄等手段加以逃避,使徭役也基本壓在一般百姓頭上。同時,由於官場奢侈浪費、軍費開支不斷增多等原因,國家財政往往入不敷出,於是朝廷就巧立名目,加征加派。

嘉靖時,以「加派」、「提編」等名義向江浙等地增派賦役銀160多萬兩。萬曆時,加派的「遼餉」多達520萬兩。這些導致了社會貧富懸殊不斷加劇,一些小民承受不起過重的得役負擔,不得不四處逃亡。再加上當時人口增長速度較快,流民問題便自然而然地突出了起來。從15世紀30年代開始,全國各地紛紛出現農民大量逃亡的事件,在此後的幾十年中,流民人數達幾百萬之眾,並逐年增多。

這些流民有的進入山區,屯聚開荒;有的投身礦業開採;有的為作坊主招納,成了手工業工人;有的流入城市,或從事商販、運輸等職業,或淪為乞丐或無賴;也有的佔山為王,成為「盜匪」,甚至揭竿而起,發動武裝起義。流民對社會的穩定造成了危害,但也促進了商業、手工業、服務業等行業的發展這些社會矛盾是在明初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秩序不斷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出現並發展起來的。

它一方面固然與政權的腐敗直接相關,同時也是已有的制度不能適應明中後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的各種變化所造成的,說明傳統的農業社會體制和秩序已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由於明朝政府沒能根據新的形勢,重新制定出一套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成分生長發育需要的制度,致使這些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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