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從城市娛樂行業開始的社會文明史

文| 王笛

20世紀初是中國的改良時代，也是一個國家機器不斷強大，對人們思想和行為不斷施加影響的過程。

現代化對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新式商品的流入不僅豐富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也激發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

成都這個相對閉塞的城市出現了不少新式學校、書局和報紙，進一步推動了對公共空間和街頭文化的改革運動。

當成都的大眾休閑活動越來越豐富的時候，改良者又企圖通過新的休閑、音樂、體育等方面的改革來改變下層民眾的生活習慣。

許多市民在觀看飄蕩在東較場上空的巨型熱氣球，1909年繪

1915年，成都市民第一次看到了飛機表演，聽到空中傳來飛機的聲音時，他們爬到屋頂去觀看。飛機撒下五彩繽紛的紙片，「見者無不拍掌稱快」。這時，成都人還第一次看到了外國表演團的演出，上千人在關帝廟觀看了日本魔術團表演的「電術」和「變術」。

新式學堂帶來了西式的公共演出和體育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學生已成為傳播新型大眾休閑娛樂方式的一個重要群體。例如，幼孩教養工廠就組織了一個行進樂隊，經過幾個月的排練，這支隊伍已能勝任「行奏」和「坐奏」，工廠還對外出租樂隊以「改進文明」，據稱「聲音之道，感人最深，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民國時期的軍樂隊

成都市民經常在大街上看到學生們「排隊前行，大大小小的隊伍，或走單排，或成雙列，舉著旗幟，拿著鼓號，徑直朝操練場走去」。1906年，第一屆學校運動會在北較場舉行，那裡平出了一大塊橢圓型場地，四十多所學校和一支軍樂隊參加了這次比賽活動。

20年代後期，成都引進了一些諸如足球等新運動項目。跳舞補習社也修建了訓練的舞廳，男女分開學習。甚至貝多芬的作品也開始公開演奏。在新式娛樂活動的衝擊下，一些傳統的娛樂形式，如木偶戲和皮影戲，由於缺乏競爭力而逐漸失去了觀眾。

電影至少在1909年已引進成都，也可能是成都的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娛樂。在《成都通覽》中，一幅「電光戲」圖畫的說明稱，傅崇矩從日本帶回了一台可在公共場地放映的電影機。電影吸引了許多人，如在新式茶館戲園啟智園、可園和玉帶橋等地放映外國電影，總是顧客盈門。

1909年的《成都日報》上，便經常刊登「活動電戲」的廣告，從下面的節目廣告，可以看到放映的電影包括了鬼怪故事、倫敦景緻、海軍訓練、日俄戰爭和西方魔術等內容。改良者認為，外國電影在倡導英雄主義、忠誠、信任方面有獨到的效果，因為這些電影總的說來是寫實主義的而且合乎情理。

所有這些變化中最具深遠意義的是，流行的休閑娛樂方式吸取了西方的新元素。這個內陸城市有機會接受到非中國式的娛樂方式。這種文化觀念的轉變反映出了物質生活方面出現的新因素以及整個社會的演化。

由於地方戲仍然是最流行的公共娛樂方式，改良者便首先進行戲曲改良。

改良者怎樣理解地方戲劇與社會的關係？他們明白戲曲會影響甚至培養公眾的品質，也相信改革地方戲是改革社會風俗的最好方法之一。

他們宣稱「時常演些改良的新戲，大概於社會人心上不無小補吧」。

《通俗日報》上有篇文章解釋了人們花錢、花時間看戲劇的原因。

首先，看戲能幫助人們「排除憂悶」，如果讓一個病人或身陷困境的人成天呆在家裡，他極有可能沉湎於苦境而更感不快。但如果他花一點錢，和朋友們一起去看場戲，他也許會想點其它的事，感覺也會好些。

其次，看戲可以「活潑心思」，當學者或學生「腦筋枯窒」時，看戲能使他們茅塞頓開。

第三，看戲能「陶冶道德」，儘管戲劇情節時有荒謬並曲解歷史，但卻能觸動人們的心靈並引導他們明辨是非。

文章總結說，戲曲改良能促進一種新社會環境的形成。

社會精英和政府都擔心舊戲曲會給人們的思想行為帶來負面影響，因而戲劇改革就非常有必要。

1903年，新成立的警察局專門制定了《檢查戲本肅清戲場規則》，要求「各戲班先以其所有戲文呈驗警察局，凡悖逆淫蕩、有害風俗者，應行禁止」。甚至警察還可以規定「禁唱某句或某節」，「其演唱之時或有戲異而詞氣之間不免悖逆淫蕩者」，警察也可隨時令其停演。試圖以此辦法來來「凈化」戲園。

在成都總商會的支持下，以譜寫和排演旨在「感化愚頑」的戲曲改良會成立了。該會以良家女子、處女、和寡婦為最關注的對象。

改良者認為如果讓她們觀看「淫戲」，其影響不可想像。因此，改良者提出，「勸勸認識字、懂得理、顧廉恥、保名譽、管得了家裡的人、作得了女子主的諸君子，千萬別叫婦女聽戲」。

這裡作者對戲劇的社會功能持基本的否定態度，雖然他一方面談改良，另一方面則鼓吹男人對女人的進一步限制。他甚至暗示如果讓自家婦女去看戲的話，便是「作不了女子主」，以利用過去男人普遍具有的大男子主義和自尊心，來到達約束婦女公共活動的目的。

因此，對這些精英來說，當談到戲曲改良時，他們是改良者；但當涉及婦女進戲院時，他們又成為了保守派。這種自我角色的衝突經常體現在他們身上。

改良者把他們的主要矛頭對準「凶戲」和「淫戲」。那麼什麼是他們所定義的「凶戲」和「淫戲」呢？改良者傅崇矩認為，「淫戲」是指那些有男女演員擁抱，或女演員裸露部分身體的戲劇，還有一些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動作和聲音，如 「生旦狎抱也，袒裼露體也，帳中淫聲也，花旦獨自思淫、作諸醜態也」 ，此外若「目成眉語」、「手足勾挑」、「盪人情思」等，都可以是「淫戲」的證據。

而所謂「凶戲」，是那些在舞台上「真軍器比武也，開腔破肚也，分解屍體也，活點人燭也，裝點傷痕、血流被體也」。他們認為這種戲鼓勵「失教之子弟，習於鬥狠」，傳授持刀耍橫的壞招。

這些定義反映出了極強的儒家倫理觀、價值觀及思想體系。精英們相信，「淫戲之關目禁，可使成都姦淫之風漸稀；凶戲之關目禁，可使成都人命案日少」 。

在他們所謂「凶戲」和「淫戲」的定義下，許多傳統的鬼怪、情愛、公案等主題的戲劇都可以成為禁止的對象。因此，在戲曲改良的大旗下，傳統大眾文化面臨精英和正統文化的又一次打擊。

隨著城市改革浪潮的推進，新興的地方戲和其他娛樂形式在成都相繼出現，出現了一些從內容到語言都有明顯變化的劇目，一些以歷史和時事為基礎創作的新戲也應運而生。

總的來說，這些新地方戲劇表達了一個明確的政治動向，那就是支持「新思潮」。改良者在悅來茶館裡建悅來劇場，成為成都最早的新式劇場之一（比下面提到的「可園」稍晚一點），並籌備了一個旨在改良地方戲劇的新戲班。

這種新式戲園為新興知識分子提供了溝通合作的中心，並在地方政治的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儘管精英們全力支持這些新戲劇的發展，然對待藝人的態度則依舊如故，對這些推行新戲的主體——「優伶」仍十分歧視，甚至他們最低的要求也常被無理回絕。

例如，會場入口分男女，但是管理者卻男演員的進入問題傷了腦筋，居然請示，是否應該讓男演員從女性入口進入，當然官方並不支持這個荒唐的提議，但官方的答覆和解決辦法卻清楚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演員的看法：「該優伶雖與普通男人有別，但仍屬男人。未便如照準。令其由大西門繞道入會場。」

其他人也認為演員的「優伶」品質低下：「我們中國向來把優界中人看得最賤，所以文界人，不為出頭提倡。你想既拿優界中人，當著娼優隸卒，並且把唱戲的人，拿在妓女一塊兒比較，這樣一來，那些個高明的人，還肯到大舞台來演戲嗎？」

這個例子以及官方關於演員的規章限制都表明了，社會改良者對演員持有的強烈偏見，他們甚至不把演員當成享有和他人同等權利的正常人看待。改良者認為，正是那些演員，使得戲劇的改革變得愈加困難。因此，他們強調「提倡新戲，須先改良優界之人格」。

在這種趨勢的影響下，茶館和戲園也開始引入新風格和新時尚。1906年，成都的第一家新式大眾劇院可園（前身是詠霓茶社）在會府北街開張。

開張之初，允許婦女進入，但男女座分開。然而婦女進入戲園，人們好奇圍觀，不時引起騷亂，隨後女性即被禁止入內。

民國初期，一些新茶館也試著引入了幾種新的娛樂方式。例如，1912年開辦的陶然亭茶館，其「本亭特色」就有所謂「文明遊戲」，包括「地球」和「盤球」。據稱這些運動「仿自泰西，盛於京滬」，而且「足資消遣，有裨衛生」。這裡所謂「地球」就是保齡球，「盤球」就是撞球。

這個新茶館還提供電話，從而「信息速於置郵」；並準備了報紙，「世界之情形，了如指掌」。一直扮演開拓者角色的悅來茶館，第一個在20年代引入了話劇。新的娛樂設施常常能吸引更多的顧客，所以這些茶館得到的利潤也就更為豐厚。社會改良之風無疑有助於這些茶館的趨新，但毫無疑問推動這些創新的根本動力是追逐利潤。

流行的休閑娛樂方式吸取了西方的新元素。這個內陸城市有機會接受到非中國式的娛樂方式。這種文化觀念的轉變反映出了物質生活方面出現的新因素以及整個社會的演化。

這些對新文化生活的描述雖然不盡完備，但卻清楚地表明了這個年代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人們的消費方式無論是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地方戲劇的改革到新劇場、新茶館、電影、熱氣球、飛行表演、樂隊、舞廳及交響樂隊等等。所有這些新的娛樂方式，都成為改良者試圖改變民眾思想和行為方式的一種工具。

【作者簡介】

王笛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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