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

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復興的深刻蘊涵和底蘊應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實施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也具有直接的意義。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哲學對於文化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文化的內核和靈魂。就精神文化或者觀念形態的文化而言，不論何種文化，除宗教之外，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都是哲學。與宗教相比較而言，黑格爾把宗教稱為「天國的真理」，而把哲學稱為「世俗的真理」。與此相類似，馬克思把宗教稱為「來世的智慧」，而把哲學稱為「現世的智慧」。哲學作為世俗的真理或現世的智慧，凝結和體現整體形態的精神文化，並且引領精神文化從而引領整體文化的發展，這突出體現在它為文化提供根本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定向。

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其主要內容應是傳承和發展「心性」之學和 「為政」之學。《莊子·天下篇》將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的精華概括為「內聖外王之道」。藉此說法，相對來說，「心性」之學關乎主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關乎所謂「內聖」，其功用是安身立命。「為政」之學關乎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關乎所謂「外王」，其功用是治國安邦。

就心性之學傳統而言，與西方哲學較為重視對外在自然或世界的征服、改造和佔有，從而主要以一種外部的方式來尋求、實現人與自然或世界的統一不同，中國傳統哲學更重視內在的反省和心性的澄明，更重視人自身的「內聖」，關注和追求從人自身內部來探究和實現人與自然或世界、人與「道」的統一。這樣，就使它創設和提供了一種人通向所謂整體自然或世界及其統一性的內在的路徑和模式。這無論是在老子的「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孔子的「明明德」，《易經·說卦》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慧能的「識心見性」，還是在程朱理學的「窮理、盡性、至命」、陽明心學的「盡性至命」等都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其中，尤其在陽明心學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弘揚和光大。這使它成為一種心性之學，德性之學，或道德之學。因而，也成為一種安身立命之學。對於這種心性之學，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將其判定為「主觀唯心主義」。其實，這種評判沒有看到，作為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這兩者統一的世界最高統一性，自然也超越了物質和精神兩者本身的對立。從而，對它的理解，也逾越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能指涉的範圍。

就為政之學的傳統而言，老子的「以正治國」「為無為」，孔子的「為政以德」，孟子的「仁政」，荀子的「隆禮至法」等都是應予重視的基本遺產，這些思想構成了為政之學傳統的根基。在此方面，《群書治要》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經典，它在某種程度上彙集了唐代以前相關要典的精華，輯選和收錄經史諸子具有代表性的典籍達66種之多。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它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書目的輯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輯錄者的社會地位、認識水平和價值標準的局限。但總的說來，該書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需要提升方法論的自覺。為了更加有效地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需要探尋傳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的內在機制，加強有關方法論的研究。

在此方面，馮友蘭曾作過有益的探索，提出所謂「抽象繼承法」，即將哲學命題區分為抽象意義與具體意義或一般意義與特殊意義，而取其抽象意義或一般意義（馮友蘭在這裡所說的「意義」，實際上指的是「涵義」）。遺憾的是馮友蘭晚年基本上放棄了這一見解。

實際上，由於事物具有類、種、屬的差異以及具有不同層次的質，作為反映事物類種屬以及不同層次之質的哲學概念和命題，其內涵必然包含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基本的方面。因此，對其加以區分是完全合理的，也是所謂批判繼承的必要前提。據此，有理由認為：所謂哲學概念、命題的繼承或創造性轉化，實際上是在區分一般涵義與特殊涵義的基礎上，在堅持其一般涵義的同時，揚棄其特殊涵義，即根據新的具體實際、歷史條件和境況，對特殊涵義進行創造性的轉換，賦予其新的內涵。

（作者為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