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與《六韜》的將帥觀比較

一、將帥的地位作用

《孫子》高度重視將帥在戰爭準備與戰爭實施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孫子·計篇》在論述「五事」時把「將」擺在次於「道」、「天」、「地」的第四位；在論述「七計」時，又把「將孰有能」擺在「主孰有道」之後的第二位，說明孫子充分認識到將帥在國家軍事活動和實施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孫子·作戰篇》在強調將帥的主導作用時指出「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謀攻篇》又指出「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他把國家比喻成一輛大車，把將帥比喻成大車上的輔木，認為將帥與國君關係親密無間，國家必定強盛；反之，國家必定衰弱。

與《孫子》一致，《六韜》也高度重視將帥在治國強兵中的重要作用。《六韜·龍韜·論將》指出「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六韜·龍韜·奇兵》中還指出：「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他把將帥與國家興亡聯繫在一起，足見對將帥的重視。

正因為《孫子》與《六韜》都力舉將帥的重要作用，所以都提出了「兵權專一」的思想。然而，由於歷史背景和其它種種原因，兩者又不同。

《孫子》在某些地方過高地強調了將帥的兵權專一，他認為「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這就是說，將帥作為掌握國家軍權的最高指揮者，在是否發動戰爭的決策上，並不根據「主」這個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政治的代言人的需要，而只是單純從「戰道」，即軍事角度去考慮。眾所周知，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否發動戰爭應該而且只應該從政治需要出發去決策，然後才是考慮能否打贏和怎樣打贏的問題，綜合各方面的情況最終做出決策。也正因為如此，我軍從建軍開始就高度強調軍隊一定要掌握在黨的手裡，軍隊要聽黨話、跟黨走。當然，不可否認《孫子》其它各篇中也論述了將帥只是國家的輔助，但以上論述一定程度上說明孫子對將帥地位作用的過高認識，甚至高於「主」，其客觀性、科學性有待商榷。

《六韜》對將帥地位作用的認識比較符合客觀規律。首先通過對君主授命將帥儀式的描述，表明將帥應該服從和服務於君主。《六韜·龍韜·立將》指出「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此論說明，出動軍隊是在國家政治有需求的情況下，將帥根據君主授意而率領軍隊通過戰爭達到國君的政治目的。在此基礎上，《六韜》論述了兵權專一的思想。它認為，將帥必須具有獨立性，不能為外力左右，必須能獨當一面。它把軍事指揮看作是一項複雜嚴謹的工作，認為「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因此「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將帥應處于軍事活動的核心地位，「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此外，《六韜》在論述將帥兵權專一的同時，特彆強調將帥對國家和君主的忠誠，即首先要在政治上合格，認為「二心不可以事君」。

二、將帥的素質結構

《孫子》和《六韜》均對將帥的素質結構提出了明確要求，且內容基本一致。

《孫子·計篇》提出「將帥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五個方面是孫武對將帥的核心要求。「智」，是孫武對將帥的首要要求。他認識到「兵者，詭道也」，將帥要「智」，就是具備較為高超的謀略。軍事鬥爭是激烈的武力拚爭，孫武強調將帥的性格中要有比較突出的「勇」的氣質，能夠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孫武對將帥治軍的要求是「信」、「仁」、「嚴」。「信」就是要賞罰必信。「仁」就是要以寬仁的態度對待部屬，使他們能在戰鬥中出死力。「嚴」就是嚴格約束士卒。可以說，「五德」是《孫子》將帥觀的總綱，其餘關於將帥的論述不外乎是「五德」的具體闡述。

《六韜·論將》提出將要具備「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作為賢將的五條標準。並且指出：考察將帥不能局限在其外在表現，更應看重其實際品質。《六韜·龍韜·選將》還列舉了「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他認為「賢而不肖者」、「溫良而為盜者」、「精精而無情者」為不仁；「貌恭敬而心慢者」、「好謀而不決者」為不智；「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湛湛而無誠者」為不忠；「果敢而不能者」、「外勇而內怯者」為不勇；「悾悾而不信者」為不信。同時提出：「天下所賤，聖人所貴」，認為在選拔任用將帥時應逆向思維，善於發現包括「天下所賤」者在內的每個人的長處，並列舉了「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詭激而有功效者」、 「肅肅而反易人者」、「嗃嗃而反靜愨者」、「勢虛行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認為該五類人可以為我所用。在此基礎上，《六韜·龍韜·選將》提出了「八征」這一選拔將帥的方法。

《六韜》論將與《孫子》論將，有同有不同。二者相同的是，都有智、勇、信、仁。不同的是，孫武以智為首，以嚴為殿，《六韜》以勇為首，以忠為殿；《孫子》多了一個「嚴」字，《六韜》多了一個「忠」字。《孫子》作為孫武向君王覲見的禮物，前提必須是將帥對君王的忠誠，這點無須多費筆墨。《六韜》作為姜尚和君王的對話，在一定程度更加體現了君王的思維立場，那就是將帥必須首先對君王和國家忠誠，在此基礎上考察其能力才有意義，這種思想也體現於其它各個方面。比如，它指出對於將帥「知之有八征」，其中之一就是「與之間諜以觀其誠」。

撇開這點有時空特性的差異不談，《孫子》作為兵學聖典，其高明之處首先體現在認識到了「嚴」的重要性。「嚴」，即執法嚴明。作為軍人，在他們所有的軍事屬性中，最令人讚歎的是勇氣；對於軍隊，在其所有的屬性中最令人讚歎的是嚴正的軍紀。嚴正的軍紀，來源於嚴明的執法。孫子的「嚴」，表面似乎是與另一個要求「仁」對立的，但如將兩者結合起來，嚴就能嚴得有情，仁就可以仁得有理。唐代賈林在《賈林注孫子》中指出「偏施仁則懦，令過嚴則殘。」也就是說，偏重於施行「仁」則可能變得懦弱，過分地執法「嚴」則可能變得殘酷。同時，他還指出「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孫子》把「嚴」作為對將帥的要求之一，不僅是建立在對從嚴治軍重要性認識的基礎上，更在理論層面使得「嚴」和「仁」能夠互相影響，互相制約，而不至於走向極端。只有「五德」俱備，才能成為真正優秀的將領。

而《六韜》論將之特點則在於它從反面指出為將者最不宜有的種種缺陷，《六韜·龍韜·論將篇》中列舉：「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這是對 「五材」說法的辨證補充，勇而輕死非為勇，仁而不忍人非為仁，信而喜信人非為信，智而心緩非為智，唯有智、勇兼備，不苟於小仁、小信者，其品質方稱完美。對於將帥來說，「五材」缺一不可，「十過」則一個也不可沾邊。人不免有情感上的弱點，但是對於將帥來說，任何的感情用事以及氣質方面不健全都可能對其正確決策產生消極影響。

上述缺陷由於往往被良好的一面掩蓋，因此它的危害性也特別大。同時，它還有一層教科書的意義，那就是針對敵方將帥品質上的某種缺陷，提出了可採取的擊敗他的對應措施。《六韜·龍韜·論將》專門列舉了其所以致命的原因：「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亦即，以上任何一種過失都可能授人以可乘之機，從而給自己招來嚴重後果。「十過」中最常見的如「勇而輕死」、「急而心速」、「剛毅自用」等，均為兵家之大忌，軍事史上因此而覆軍殺將者可謂屢見不鮮。如晉、楚城濮之戰的楚方主帥子玉，楚漢成皋之戰的楚方大司馬曹咎，都因本身的這種重大缺陷導致兵敗身亡。其他種種之危害也被歷史事實所證實。因此，《六韜》「十過」之說，具有重要的告誡意義。

《六韜》論將的高明之處更體現在率先提出建立類似現代統帥部的最高指揮機構的設想。為使戰爭機器得以更有效地運轉，《六韜·龍韜·王翼》提出建立一個類似現代統帥部的最高指揮機關，在統帥手下集中各類專門人員72人作為他的「股肱羽翼」。這72人覆蓋了參謀、作戰、後勤、情報、外交等各個方面，換言之，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應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一個局部，同時，建立一個這樣的參謀部，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相應的職務，可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中國古代兵書大都高度重視將帥的決定性作用，但將帥的功能作用應當憑藉和通過組織嚴密、分工科學的指揮機構的運作來實現，或者說，建立一個由各種專門人員分工負責的指揮機構作為將帥行使指揮職能的助手，這種思想則是《六韜》率先提出的，它標誌著中國軍事學術達到了一個新水平。

三、將帥的知兵愛兵

《孫子·地形篇》指出，將帥應「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在「知勝有五」中也提出「上下同欲者勝」。但同時，《孫子·九變篇》在「將有五危」中指出「愛民可煩。」這裡的「民」，也可以理解為包括士卒在內的民。這是將帥「五德」中「仁」的具體體現。它認為將帥的仁，應該是一種大仁，即是從大局出發，以取得戰爭的勝利為最大的仁，最大的愛兵愛民。為此不惜付出必要的犧牲為代價，而不應念念於小的愛兵和不忍。那樣會被敵人的一些暴行所煩擾，以致顧此失彼，忙於應付，甚至被敵所誘，還可能由於不忍犧牲局部而危及整個成局。

《六韜》則更加強調要求將帥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六韜·龍韜·勵軍》中對將帥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要求，生活中，要求「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作戰或行軍中，要求「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工作中，要求「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並且提出了良好的將卒關係與戰鬥力的提高具有必然的內在聯繫，可以直接轉化為戰鬥力。他指出「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眾，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這堪稱中國軍事史上的經典之論。

此外，即使從兩書的語言上，我們也能感覺到明顯的差別。《孫子》一書語言簡潔流暢，而《六韜》則顯得有些細緻以致略顯繁瑣。

通觀兩書，在有關將帥的地位作用和素質要求等認識上基本都是一致的，都要求將帥從嚴治軍和赤膽忠心，以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和保證軍隊的政治合格；都需要將帥智慧非凡、賞罰有信、仁義兼備、勇氣過人。但是，兩書既有共同特點，又有差異。總的來說，《孫子》從宏觀上論將，而《六韜》從微觀層面論將，我們應該積極借鑒二者之精華，為我所用，並用於指導我軍的幹部隊伍建設和其它各項工作。 （文/張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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