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歷史都包含神話，潛藏於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尤其無恥

撰文：施羅默·桑德

翻譯：王崬興、張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民族主義專題

1.講稿｜吳強、任劍濤：全球化時代的新民族主義浪潮

2. 每種歷史都包含神話，潛藏於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尤其無恥

3. 明日推送，敬請期待

毫無疑問，個人經歷對歷史學家選擇研究課題的影響，也許會比對數學家或物理學家的影響更大。但想當然地以為個人經歷會主導歷史作品的研究過程和方法，則是錯誤的。有時，慷慨的資助會引導一位研究者進入某一特殊領域。在其他時候，雖說不那麼經常，研究成果卻會造反並迫使學者選取一個新的方向。與此同時，所有起初使學者注意到他所專註的中心問題的東西，會不斷地吸引著學者的注意力。當然，所有知識分子的努力也都有其他因素在促成。

除了所有上述因素之外，還有一個事實是，像其他社會成員一樣，歷史學家在成為一位研究者之前，都充分地積累了各個方面的集體記憶。我們每一個人都吸收了由過去的意識形態鬥爭所塑造的多種多樣的敘事。歷史課、公民班、教育體系、民族假日、紀念日和周年紀念日、國家儀式——各種領域的記憶匯聚成一種表徵過去的想像的世界，它完全生成在一個人獲得批判性地思考這個想像世界的能力之前。在這種狀態下，歷史學家走上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一步，開始理解時間的展開時，這個巨大的文化建構的「真實」世界在學者心中佔據了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必然要經歷它。這樣說來，歷史學家不僅是個人經歷，而且也是逐步灌輸的記憶之心理和文化的產物。

當筆者還是一個上幼兒園的年幼孩子時，在獻殿節（Hanukkah festivities）上跺著腳，滿懷激情地吟唱「我們伴著火與光來到這裡/要驅除黑暗！」之時，「我們」和「他們」那最初的形象開始在他心中形成。我們，猶太馬加比家族（Maccabees），變得與光明相聯結；他們，希臘人和他們的仿效者則變得與黑暗為伍。後來，在小學階段，《聖經》課程告訴他，《聖經》中的英雄們征服了神已許諾給他們的土地。因為來自無神論的生活背景，他曾懷疑那份許諾，不過他卻以一種自然的方式證明了約書亞（Jushua）的勇士們的正當性，他把他們視作祖先。（對他這一代而言，歷史是直接沿著從《聖經》到民族復興這一道路的發展，這與從流亡到大屠殺的後來歲月中所製造的斷裂不同，）餘下的事情為世人所知——作為古代猶太人的一名後裔的感覺不僅是一種確定的事實，而且成為他自我認同的核心成分。在大學研究歷史和成為一位職業歷史學家都不能消除掉那些定型了的歷史「記憶」。儘管歷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興起於大眾義務教育之前，但只有通過大眾義務教育這一套體系，民族國家才能鞏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構的記憶牢牢地固守在國家教育的上層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學。

在現代，為了構建一個同質的集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個漫長的敘事，它要使人聯想到目前共同體所有成員之長輩和祖先之間在時空中存在著關聯。因為這樣一種據稱在一個民族體內會令人熱血沸騰的緊密關聯，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從未存在過，因此，是記憶代言者們的苦心經營發明了它。在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幫助下，各種發現物被搜集起來。這些都得到了隨筆作家、新聞記者和歷史小說作者們的潤色。從這種經過了外科手術式的改進的過去中，民族之高貴莊嚴和氣魄雄偉的畫像浮現了出來。

每一種歷史都包含著神話，但潛藏於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則尤其無恥。人民的和民族的歷史被設計得像城市廣場的雕像——它們必須莊嚴宏偉、高聳卓絕、英勇雄壯。直到20世紀最後25年，閱讀民族史恰如閱讀地方報紙的體育版：「我們」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幾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個多世紀里，關於「我們」的生產成為民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終生的工作，他們成為官方的記憶祭司。

在歐洲，在民族這種枝條成長起來之前，許多人認為他們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後代。在18世紀末，人們用科學的方法調整了上述神話。受到職業學者們關於過去——希臘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的影響，現代希臘人把自己看作是與蘇格拉底和亞歷山大大帝具有血緣關係的後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國的直系後裔。自19世紀末以來，有影響力的教科書把古羅馬人改造成典型的義大利人。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學校里，在尤里烏斯·愷撒時期反抗羅馬的高盧各部落被描繪為真正的法蘭西人（儘管有著差不多的拉丁氣質）。其他歷史學家則選擇克洛維（Clovis）國王在公元5世紀皈依基督教作為幾近永恆的法蘭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先驅們從達西亞（Dacia）這個古羅馬的駐防人員居留地，推斷出了他們的現代認同；考慮到這一尊貴的起源，他們稱自己的新語言為羅馬尼亞語。在19世紀，許多英國人開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凱爾特人（Celtic）的愛西尼（Iceni）部落的首領，視為第一位英國女性，她曾強烈地反抗羅馬入侵者，她那被頌揚的雕像一直矗立於倫敦。德國作家們則熱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對領導古代切魯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烏斯（Arminius）的描繪，把後者描繪為他們國家的奠基者。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和眾多黑奴的擁有者，他甚至也堅持認為美國的國璽應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薩（Hengist and Horsa）的畫像，他們在克洛維接受洗禮的那個世紀，領導著第一批不列顛的撒克遜入侵者。傑斐遜給出的理由：正是「從他們那裡，我們擁有了世代傳下來的榮光，且擁有了他們的政治原則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紀，大體相同的情形仍在繼續。在奧斯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後，新土耳其的居民認為他們是白種雅利安人，是蘇美爾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後裔。一位懶惰的英國官員武斷地繪製了伊拉克的邊界圖，畫就了一條筆直的死亡線；那些一夜之間變成了伊拉克人的人們，很快從他們官方指定的歷史學家那裡獲悉，他們是古代巴比倫人的後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後裔，是薩拉丁（Saladin）的英勇鬥士們的後裔。許多埃及公民毫不懷疑他們的第一個民族國家是古老的異教的法老王國，但這沒有妨礙他們成為虔誠的穆斯林。印度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度尼西亞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認為他們的民族一直存在著，他們的小學生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記憶漫長的歷史故事。

對於以色列人，特別是有著猶太血統的以色列人來說，上述那類神話荒誕不可靠，而他們自己的歷史則立基於堅實而明確的真相之上。他們確定無疑地認定自從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來，猶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們是猶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後裔（除了十支族外，他們是有待查明的）。他們堅信這個民族「出離」於埃及，征服並定居在「以色列的聖地」上，那是上帝給它的著名的允諾；它締造了宏偉的大衛（David）和所羅門（Solomon）的王國，該王國後來分裂為猶太王國（Judah）和以色列王國（Israel）。他們還堅信這個民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後——公元前6世紀第一聖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後，另外一次則是公元70年第二聖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後。不過，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這個獨特的民族還締造了猶太哈斯蒙王國（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過希臘化的邪惡影響。

他們相信這些人民——他們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兩千年的流亡中顛沛流離，儘管長期寄居於非猶太人之中，但他們設法避免與人融合或同化。這個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們帶往葉門、摩洛哥、西班牙、德國、波蘭和遙遠的俄羅斯，但它始終設法在遙遠的各社區之間維持著緊密的血緣聯繫，保持著它的特性。

後來，在19世紀末，他們認為諸多罕見的境遇結合起來，使這個古代民族從它漫長的睡眠中蘇醒過來，為它恢復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準備。此後，這個民族開始高高興興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殺，許多以色列人還會相信，「猶太人的聖地」會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所充溢，因為他們幾千年來都夢想著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個屬於它自己的疆域；與此同時，一處空曠的處女地也期望一個民族來使其煥發生機。確實，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這片祖地上，但是，因為猶太民族兩千年里「在他們的大流散中堅守對它的信念」，所以，這片土地就只屬於猶太民族，而不屬於少數沒有歷史卻碰巧來到這裡的民族。因此，由一個流浪的民族為征服其故土所發動的戰爭被證明為正當，當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則是犯罪；只是由於猶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聖經》的），這些闖入者才被允許留下和定居在猶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猶太民族則重歸了它的《聖經》語言和它奇妙的家園。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記憶的重負也非自發出現，而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由一些研究過去的天才的重構者們層層累積起來的。他們起初收集了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記憶中的諸多片段，他們富有想像力地從中建構了一個「猶太民族」漫長和連續的譜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組織化的公共「記憶」，自那以後，公共「記憶」幾乎沒有變化。儘管存在著猶太人歷史研究的學術化——隨著在英國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後來在以色列建立大學，且在整個西方都開設猶太人研究的課程——但關於猶太人過去的觀念，直到今天仍大體未變，保持著它單一的種族民族特色。

當然，在數量眾多的關於猶太教和猶太人的歷史編纂學中，人們採用的研究理路不盡相同。在關於「民族過去」的高水平的多產領域中不乏爭辯和不同意見。但是，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人挑戰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所形成的那些基本觀念。深刻改變20世紀末西方世界歷史的重要方法，以及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中的重大範式轉變，都沒有影響到以色列大學中有關「猶太民族史」（又名猶太史）的各個學科。令人吃驚的是，它們同樣沒有在美國或歐洲的大學有關猶太人研究的各學科的豐富作品上留下印記。

每當偶然的發現威脅到那幅連續的和線性的猶太人歷史畫面之時，人們幾乎不會引用它們；每當它們真的為公眾所知的時候，人們也會很快忘掉它們，把它們埋葬於遺忘之中。民族的急迫需要創造出一種意志極為堅強的控制，它防止了對主導性敘事的任何偏離。那些提供了關於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人過去材料的特殊架構——就是那些完全隔離於通史和中東史學科的排他性的猶太史學科——也對新的歷史編纂學做出了很大「貢獻」：以令人驚異的麻木和頑固拒絕展開符合實際的對猶太人起源和身份的調查。「誰是猶太人」這個問題時時會刺激以色列公眾，主要是因為它會伴隨著法律爭端。但它還沒有攪擾到以色列的歷史學家。他們一直知道答案：猶太人是兩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個民族的後裔。

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動搖以色列人記憶架構的「新史家」爭鳴，幾乎沒有「官方」歷史學家涉足。參與公開討論的這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來自於其他學科或非學術界。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東方學家、文獻學家、地理學家、研究文學的學者、考古學家甚至有些獨立的隨筆作家，表達了對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人歷史的新的異議。一些人在以色列之外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但還沒有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猶太史各系本應該是突破性研究的主要源泉，卻只是貢獻了局限於辯解和陳腐言辭的令人不安和保守的反應。

在20世紀90年代，上述的「反面歷史（counterhistory）」主要探討1948年戰爭的階段性及其後果，特別關注其道德內涵。這種爭論對於以色列社會的記憶結構當然具有重要意義。困擾著以色列人良心的東西——人們可以稱之為1948年癥候——對於以色列國家的未來政治是重要的，而且對以色列未來的生存甚至可能是絕對必要的。與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有意義的妥協——如果它在某個時候能夠實現的話——就必須不僅要考慮猶太人的歷史，也要考慮「他者」近來的歷史。

然而，這樣意義重大的爭論在研究領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就，而且它對公眾思想傾向的影響一直極小。年紀較大和地位穩固的那一代人完全拒絕所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評估，不會在所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評估與他們認為指導了他們歷史研究路徑的絕對的道德觀之間進行調和。較為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可能願意承認在通往確立國家地位的征程中犯下的原罪，但這個群體中許多人擁有一種相對的和靈活的道德觀，願意為例外留有餘地：與大屠殺相比，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獨立之戰（Nakba）怎麼會是邪惡的呢？人們怎麼能將巴勒斯坦難民短暫而有限的困境同兩千年流亡的極度痛苦相提並論呢？

那種相比「政治原罪」而言，將關注更多地置於長遠的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社會史研究更少受到人們的關注。即使由以色列人完成的那類研究，也從未以希伯來語的形式出版過。極少的幾部希伯來語著作曾試圖質疑奠定了民族史基礎的範式，卻遭遇了普遍的冷漠。這些著作中包括博阿斯·伊維朗（Boas Evron）的勇敢的《猶太人國家還是以色列民族？》（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烏里·拉姆（Uri Ram）引人入勝的論說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歷史編纂學和現代猶太人民族地位的虛構》（ 「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對於猶太人過去的專業的歷史編纂學，兩者都表現出根本的挑戰傾向。

本書創作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那些突破性的成果之後。如果沒有伊維朗、拉姆和其他以色列學者發人深思的著作， 尤其是沒有像厄內斯特·蓋爾納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這些非以色列學者的貢獻， 那麼，就很難說本書作者會想到去重新質疑他的認同之根，去擺脫自孩童時代就被堆壓在他自己對過去感知之上的多層記憶。

民族史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僅是見樹難見林。匆匆一瞥環繞的林地，就會展現出森林樹蔭令人恐懼的面積。職業的專門化把學者們隔絕在過去的具體部分中。要是沒有成型的旁門左道的元敘事的話，敘事一般都趨向於包容。在一個多元文化中從事歷史研究，有必要免於民族武裝衝突的緊張狀況，免於對民族身份和來源的不間斷的焦慮。

就2008年以色列的現實而言，上述那種說法可以毫無爭議地被稱為悲觀主義。在以色列60年的生存歷程中，它的民族史幾乎從沒有發展過，也沒有理由期待它會很快就在某個時候達致成熟。作者對本書能夠被接受幾乎不抱幻想。不過，他確實渴望一小部分讀者願意冒險對過去做更為根本的重估，從而有助於削弱充斥於所有猶太裔以色列人思想和行為中的本質主義的認同。

儘管目前這部著作是由一位職業歷史學家創作，但在這個研究領域，本書是冒著按慣例不被許可或認可的風險的。學術界公認的規則要求學者應遵循指定的研究路徑，堅守他據稱勝任的領域。不過，瀏覽一下各章標題就會看出，本書所探討問題的範圍超出了單一學科領域的界限。研究《聖經》的教師、古代史專家、考古學家、中世紀問題的研究者，尤其是研究猶太民族的專家們，會斷言作者已經侵入了不屬於他的研究領域。

正如作者所充分意識到的，上述論點包含著某些真實的東西。如果本書由一個團隊的學者而非由一位孤立的歷史學家來寫成會更好。遺憾的是，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作者不可能找到合伙人（accomplice）。在本書中，人們可能會發現一些不精確之處，作者為此而致歉。他也邀請一些批評家儘力糾正那些不精確的地方。他沒有把自己看作以色列的普羅米修斯，為以色列偷來歷史真相之火。因此，他不畏懼猶太歷史編纂學專業團體這樣的全能宙斯。他只是試圖專註於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在某一具體領域之外大膽行事，或遊走於幾個領域的邊界之間——可能偶爾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洞見和揭示出令人驚異的關聯。有時候，思於外而非思於內，能夠促進歷史思想的發展，儘管會有著作為非專業人士和進行高強度推測的缺點。

已獲認可的猶太史領域的專家們沒有直面簡單問題的習慣。簡單問題就是初看上去似乎出人意料，卻是根本的，而且可能值得研究的問題。比如，幾千年間真的存在過一個猶太民族，而其他「民族」都衰落或消失了嗎？《聖經》是一部使人敬畏的神學文庫（儘管沒有人確切知道其各卷創作或編輯的時間），它是如何以及為何會變成一部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的歷史書籍的呢？猶太哈斯蒙王國——其形形色色的臣民不是全說一種語言，而且他們大部分是文盲——在什麼程度上是一個民族國家呢？在第二聖殿陷落後被流放的是朱迪亞（Judea）的全體居民嗎？還是說它是一個基督教傳說，卻並非偶然地最終成為猶太傳統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被流放，那麼，當地人民出了什麼事呢？在那些想像不到和遙遠分散的地區，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都是誰呢？

如果說世界上的猶太人確實屬於一個民族，那麼，除了宗教信仰和那種信仰的一些實踐之外，一個在基輔的猶太人和一個在馬拉喀什（Marrakech）的猶太人，他們人種文化中的共同要素是什麼呢？儘管我們被告知了總體情況，但直到它的競爭對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興起之時，猶太教完全是一種廣泛傳播的吸引人的宗教，其後雖然遭受屈辱和迫害，但它也倖存下來並進入了現代。是否像猶太民族主義過去130年間一直宣稱的那樣，猶太教始終是一種重要的信仰文化而非一種單一的民族文化這樣的論點，貶損了猶太教的尊嚴？

如果在猶太教各團體中沒有共同的文化特性，他們是如何通過血緣紐帶聯結在一起且顯得與眾不同的呢？猶太人是如19世紀以來的反猶主義者想像並且試圖勸服我們的那樣，是一個來自地球之外的「民族—種族」嗎？在眾多的以色列公民完全相信他們種族同質性的情況下，打敗臆斷並宣稱猶太人有著特殊的生物特性（過去是猶太人的血液，現在是猶太人的基因）這種教條的前景會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歷史的反諷是：在歐洲，有一些時期，每個主張所有猶太人都屬於一個源自地球之外的民族的人，都會立刻被歸為反猶主義者。現在，任何膽敢暗示這個世界上通常被稱為猶太人（不同於今天的猶太裔以色列人）的人從來不屬於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人，都會馬上被指責為一個仇猶者。

由於受到猶太復國主義特殊的民族性觀念的支配，以色列國在立國60年之後，仍然拒絕將自身視為服務其公民的一個共和國。1/4的公民沒有被歸為猶太人，而且國家的法律暗示以色列不是他們的國家，他們也不擁有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不但避免將當地居民整合進它所創造的上層文化之中，而且故意地排斥他們。以色列也拒絕成為一個組合民主（像瑞士或比利時）或多元文化民主（像英國或荷蘭）國家，就是說，一個接受其多樣性同時服務其居民的國家。相反，以色列堅持把自身視為屬於世界上所有猶太人的一個猶太人國家，即便他們不再是受迫害的難民，而是自願選擇定居國家的正式公民。這種嚴重侵犯現代民主的基本原則，並對部分公民進行惡劣歧視的種族統治的借口，端賴於最終必然會聚首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一個永恆民族的那個始終發揮著影響的神話。

透過猶太復國主義厚重的稜鏡——穿過它的光線會繼續發出奪目的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會發現，構想一部新的猶太人歷史是困難的。請注意：目前這部著作提出了猶太人始終包括出現並定居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的宗教社團，而不是共享單一起源且在永久流亡中顛沛流離的一個種族，但並不直接論述歷史。考慮到它的主要目標是批判一種廣為傳布的史學話語，它可能難免要提出一種替代敘事。作者以法國歷史學家馬塞爾·德蒂安（Marcel Detinne）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在民族史中去民族化？」——開篇，這個問題在他心中引發了共鳴。我們怎樣才能停止在主要由民族幻想偽造的材料所鋪就的道路上跋涉呢？

確如在現代性的演變過程中一樣，在歷史編纂學的發展歷程中，民族想像是一個重要的階段。自19世紀以降，它吸引了許多歷史學家。但到20世紀末，民族認同之夢開始衰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詳細解析和檢查迄今為止遮蔽著歷史寫作的那些偉大的民族故事，特別是那些關於共同起源的神話。毋庸贅言，歷史學的世俗化發生於文化全球化的錘擊之下。在整個西方世界，這會不斷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來顯現。

昨天的身份噩夢不等於明日的身份理想。正如每個人的人格都是由易變和多樣的身份組成，歷史也是變動中的一種身份。本書試圖從人和社會的角度來闡明內在於時間流逝中的那個維度。儘管這種對猶太人歷史的冗長的嘗試不同於通常的敘事，但它不可能免於主觀性，作者也不聲稱會免於意識形態偏見。他意欲為將來的反歷史提供一些綱要，這種反歷史能夠促進一種不同類型的從文化上建構的記憶，該記憶會意識到它包含著相對的真相，它會有助於興起中的地方認同的形成和一種對過去的批判性與普遍性的意識。

本文節選自《虛構的猶太民族》（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緒論：記憶的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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