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地圖看中國的疆域及其觀念

流傳至今而能夠反映古人在國家規模上認識自己所生活的地理空間的早期地圖，是北宋人製作的。當然，北宋人繪製的地圖也承繼了唐代甚至更早時代對地理空間的認知、經驗和疆域觀念。年代越早，流傳下來的古地圖就越罕有，本論選取由北宋迄清代有代表性的古地圖為討論對象，配合曆代正史中地理志和方域志的記載，討論中國疆域及其觀念的變遷以及由歷史上中國的疆域問題伸延而來的相關問題。筆者以為，歷代古地圖最能夠顯示古人對自己疆域的那種獨特的觀念，它們是理解古人關於國家疆域及其觀念的最重要的資料。古地圖有文字記錄所缺乏的那種直觀性，它凝聚著更直接的空間經驗；從古地圖入手探討古人的疆域觀念，可以避免文書記錄固有的模糊性。

經過研讀和索解歷代古地圖，筆者看到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古地圖的製作顯示有兩個關於「中國疆域」的系統存在。它們相互關聯，又互有區別；它們既是對「中國疆域」的認知和經驗，可是兩者又不一致。這種不一致並不是歷時的王朝控制的地理區域有所變化的那種不一致，而是對「中國疆域」本身存在不同的觀念。在地域上，它們描述的版圖是不一樣的。一個可以稱為「禹跡圖」系統；另一個可以稱為「一統圖」系統或「大一統圖」系統。「禹跡圖」系統所描述的疆域，基本上相當於「九州」、「赤縣神州」等概念所指的版圖，即長城以南，橫斷山以東廣袤的東亞大陸。而「一統圖」系統所描述的疆域，除了包括上述地區之外，還加上長城以北若干游牧民族活動地帶以及包括青藏高原在內的廣義的西域地區。前者是秦漢以來中國疆域的核心區域，為論述方便，姑且稱為「本部中國」，後者核心區域除外的廣闊地帶是中國疆域的周邊區域，姑且稱為「周邊中國」。歷經清朝的統治和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周邊中國」逐漸融入「本部中國」，變成與「本部中國」一樣具有相等主權意義的國家版圖，中國也因此由一個具有「朝貢秩序」的王朝國家演變成現代民族國家，即現今的中國。當然，此是後話。本文的基本論點是提出這樣一個歷史上存在的關於「中國疆域」互有不同的觀念系統，以及嘗試分析這兩個疆域觀念蘊藏的歷史內容及其豐富的文化意味，為學界關於「中國疆域」的討論進一新解。

一

描述「本部中國」疆域而最值得討論的古地圖有如下幾幅：繪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至紹聖元年(1094)的「禹跡圖」；北宋宣和三年(1121)榮州刺史宋昌宗重立石的「九域守令圖」；南宋地理學家黃裳繪製由王致遠於淳祐七年(1247)刻石的「地理圖」；繪製於明正德七至八年(1512-1513)的「楊子器跋與地圖」；以及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刊印後由一不知名的朝鮮繪圖者摹繪增補的「王泮識與地圖」。

單看地圖的取名就很有意思，這些名字顯示了它們與淵源深厚的地理歷史傳統的聯繫，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暫時性，表示了這片地理空間恆久如斯的意味。「禹跡」無疑就是悠久傳說中那位超人英雄大禹，跋山涉川，疏治洪水，劃分州界，確定疆土的人物所走過的地方。歷經千年傳聞，大禹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被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奉若神明，由他的「足跡」代表這片疆土的共同歸屬，除了政治意味之外，更添一層文化的含義，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同樣，「九域守令」也有相近之意。「九域」就是大禹所劃分的「九州」之域，「九域守令」寓含地圖的作用就是更好守牧這片大禹遺產之意。宋代流傳下來的類似地圖，還有稱作「禹貢九州疆界圖」、「聖朝元豐九域圖」、「帝嚳九州之圖」等。用禹跡和九州來表示疆土的含義，說明人們的地理觀念已經把歷史、文化和地理活動三者緊密聯繫在一起，它所指的地理區域的歸屬已經獲得高度的認同。在明代的地圖中，「禹跡」一名已經不用，由南宋「地理圖」取名可以看出，繪製者傾向於用更有地理含義，更客觀的名字來為圖命名。筆者相信，這是由於以國家為代表的人文地理活動已經難以再用「禹域」的傳統概念來規範而造成的，它明顯跨出了「禹域」。

「禹跡圖」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地圖。製圖者使用縱橫的網格線顯示比例來確定任意兩地之間的距離，故圖的上方有刻字：「每方折地百里，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黃河、長江兩大水系和東南沿海海岸線的表示，以那時的製圖水平來說，已經是準確度非常高了。清代之前，許多地圖都不及它水系示意得精確。但這幅圖無山脈標示，地名稀少，亦無長城。李約瑟說它「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恐怕是有道理的。地圖所顯示的地理內容，的確如圖名說的那樣，凡「禹跡」所到之處則較詳，而「禹跡」所未到之處則簡略，甚或不載。圖縱72格，橫68格，北以黃河河套地帶為端；因為《禹貢》提及弱水和黑水，圖的西端遠及瓜州和流沙；西南只標有一條似流向南方的「黑水口」。這些地帶本有豐富的周邊民族活動刻下的地理記印，而製圖者完全沒有涉及，所以圖的北、西和西南端除了河流和極少量地名就完全是空白。這隻能解釋為製圖者刻意為之，因為這些地方缺少「諸夏人」的活動而不屬於「禹域」，為「禹跡」所不及，於是就屏諸不論。儘管繪製者沒有標出邊界，但是，看到那些空白的地方，當然就聯想到無人煙的荒遠絕域，那裡自然就不是「禹域」了。製圖者觀念中的疆域所指是很清楚的，它就是「禹域」。製圖的目的無非要使「禹域」有一個直觀的圖示。

繪成於徽宗宣和年間的「九域守令圖」更為精密，它在製圖技術上與「禹跡圖」沒有聯繫。繪製者不用網格法表示比例，倒是借用山水畫的寫景法表示山脈形狀和用疊加曲線表示海平面的波濤。遼東半島和海南島的形狀比「禹跡圖」更近乎真實，而南海波濤中畫有帆船一艘向西行駛，似反映當時活躍的南洋貿易。圖示最小的行政單位是縣，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個之多，而州有二百四十二個，次府十個，京府四個，是宋代有最多路州府縣治名稱的地圖。不過，它的疆域觀念和「禹跡圖」完全一樣。「九域守令圖」是一幅罕見的有明確邊界的古地圖。圖的北部和西北部上方有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劃分北宋和遼國以及和西夏國的疆界；西部和西南部也有一條明顯的國界線，劃分北宋和吐蕃諸部以及和大理國的界線。疆界以外只有示意的山脈、森林和平原，沒有任何國名與地名。筆者有理由推斷，繪製者這樣處理，是表示疆界之外不屬於大宋王朝管治的異域，而並不表示宋人對周邊異域國家的活動不了解。這條明確的邊界是宋人強烈的民族情緒的折射，它使宋人更明確地認同自己行政控制所及的屬土。宋朝是歷史上弱勢的統一王朝，周邊強鄰環伺，備受欺壓，有「一統」的渴求而缺乏「一統」的自傲。所以，內域與外域的界線也就格外分明。至於「九域守令圖」所示的疆土，是不是完全對應歷史上的「九州」，反而是不重要了。有一點可以指出，北宋控制東北部屬土從未達到過「燕雲十六州」，即河北北部和遼東，那裡是屬於「九州」範圍內的幽燕之地。不過，「九域守令圖」對「本部中國」的這種表示法，只是說明特別歷史情形下的王朝的實際控制疆域狀況，並不說明對「本部中國」的地理認知有任何變化。南宋黃裳的「地理圖」可以對此作補充的證明。

「地理圖」為南宋利州東路隆慶府普成縣(今四川劍閣縣)人黃裳所作，他的家鄉正是當年南宋與金對峙的前線。他在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任秘書郎，後遷嘉王(趙擴，繼位為宋寧宗)府翊善，掌侍從講授。黃裳繪製並進獻此圖的目的，是為了讓未來皇帝披圖而思光復淪陷於異族之手的祖宗疆土。圖下方有王致遠寫的題記，對我們理解所以如此作圖有幫助，特錄其中一段如下：

國朝自藝祖皇帝，櫛風雨，平定海內。取蜀，取江南，取吳越，取廣東，又取河北。獨河東數州之地，與幽薊相接，堅壁不下。王師再駕，迄無成功。群臣欲上一統尊號。藝祖曰「河東未下，幽薊未復，何一統之有？」終謙遜不敢當也。蓋至太宗之世，王師三駕，河東始平。而幽薊之地卒為契丹所有，不能復也。祖宗之所以創造王業混一區宇者，其難如此。乃今自關以東，河以南，綿亘萬里，盡為賊區。追思祖宗創開之勞，可不為之流涕太息哉！此可憤也。

接下去的一段話講天地之數，離離合合，非有一定之規；要之，以德行仁者王。此可以作為中興之龜鑒。作為同時代和有相同志趣的士大夫，王致遠深切體會到黃裳作圖的「苦心」。這不是一張一般的地圖，而是一張為了「創傷記憶」的地圖。南宋與金以淮河為界，而這張地圖既不是南宋王朝的疆域圖，也不是南宋與金國的地圖。它包括了南宋的全部國土，而只包括了一部分金國的國土。兩國之間並無分界線，而圖中所示的那部分金國疆土，正是被認為是屬於宋的淪陷國土。它提示在位者，不可一日忘記祖宗疆土慘遭淪喪的悲憤，不可一日忘記光復故土的奮鬥信念。「地理圖」的繪製不算精緻，山脈的寫景法雖更逼真，但密度過高，水系的表示過於粗糙，海岸的畫法失真度大。如以製圖技術比較，反而不如「禹跡圖」與「九域守令圖」，但它卻是以「中原」、「九州」為中國疆土的意識最強烈的地圖。

明朝繼承元朝的國統而元是一個疆土遼闊的異族主政的王朝，因為民族的關係它將宋代還屬於周邊存在許多部族、政治實體、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或版圖。明朝在這方面雖然有所收縮，由於元的這層關係，它對「本部中國」之外的周邊民族活動、地理知識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元之前人們對黃河源頭可以說是無所見，都遵從《禹貢》「導自積石」說法。唐代薛元鼎使吐蕃，順訪河源，謂得之於「悶磨黎山」，但經歲月磨滅，不過如此。「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79)派都寶為招討使，探訪河源。終於得知河源於「吐蕃朵甘思西鄙」燦若列星的群泉，當地語曰「火敦腦兒」，漢譯「星宿海」。明代地圖均繼承了這一知識，圖上都標明河源地。這樣就把周邊地帶的部族、國家活動包納到版圖的範圍中來。從圖面上看，明圖比宋圖有更傲視環鄰的氣象，但是，「本部中國」的觀念還是一如既往，牢不可破。

「楊子器跋與地圖」乍看之下，似「一統圖」，它把北部、西北部廣闊地理空間都包括到圖示的範圍。學者考證，「楊子器跋與地圖的地理範圍，東至大海，西北至哈烈(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帶，南到南海，北至蘇溫(治所今址未詳)、兀禿(治所今址未詳)一帶。」但是，認真索解，卻不能因此得出楊跋與地圖屬「一統圖」的結論。其一，圖中「本部中國」所用的比例與周邊地區所用的比例懸殊極大。由於地理知識和製圖技術的限制，同一地圖所用比例尺度不一致是正常的。古圖都有這種情況。然而，楊跋與地圖比例尺度懸殊過度，差別大到不可以據此作為可信的地理空間知識的程度。圖中密布四方夷蠻國名，東南和西南方的均在海中，僅有名稱而沒有疆域的圖示；北和西北方的則密集縮在一處或均勻散布，根本失去圖示地理的意義。這隻能解釋為缺乏地理實質意義的一種「四夷來朝」的虛幻滿足。其二，圖中有一條明顯的域內與域外的分界線。東起自山海關，北部沿著長城，西北則環繞整個河西走廊，再由松潘往下，繞過西南地帶出海。凡是界線環繞的域內，即明朝兩京十三司的疆域，山脈、湖泊、河流的標示非常清晰，各省司之間亦有界劃，府司衛所縣治亦很詳細。但一涉及域外就不是這麼回事了，這一詳一略也顯示出製圖者的疆域理念。因此，孤立地以圖所示的地理空間廣闊度來定它的疆土觀念，是沒有意義的。楊跋與地圖當然是屬於「本部中國」系統的地圖。「王泮識與地圖」也是這樣。因為現今看到的「王泮識與地圖」是曾經為一位不知名的朝鮮人摹繪增補過的，故它的正式名稱應該是「王泮識與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圖中的遠東部分，包括主體的朝鮮，還有日本、小大兩琉求，無疑是那位朝鮮摹繪增補者繪製的。撇除圖中遠東部分，王泮題識與地圖原本的明朝部分，像一個正方形，北部沒有長城，有一道近乎直行的山脈作為分界，西北部是一道「大流沙」通到接近西南的大海。大明就在這個為海洋、山脈和流沙包圍的「天下」之內。圖的上部空白處列有奴兒干都司的一百八十四衛和二十所的名稱，圖內也標列了明朝小到衛所縣的所有行政單位名稱，堪稱完備。儘管王泮的題識稱「我國家全撫方域，一統為盛」，「朝貢歸王若朝鮮、安南等五十六國，速溫河等五十八島，奴兒干、烏思藏等都司所轄二百三十八區，靡不口列若星布雲。」但是，一審地圖本身，滿不如此，完全是誇大其詞，名不副實。有的學者比較了圖中各項資料，認為「看來該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映全國各級行政區域及城鎮居民點等政治要素，屬於政區地圖性質」。筆者贊同這種說法。正因為它是政區圖，凡「政」之所及，就詳盡，凡「政」之不及，就極簡略。而圖中顯示「政」之所及的域內，也僅是「本部中國」，並不強調本部與周邊，大明與四夷的地理空間的相互聯繫。

二

在地圖繪製史上，還存在另一系統的中國疆域圖，這一系統的地圖可稱為「一統圖」。它們大氣磅礴，以「大一統」觀念為確定疆域的基礎，注重華夏與四夷在東亞大陸地理空間的相互關係，其版圖所示跨出了「本部中國」而將周邊異族的歷史地理活動囊括進來。在製圖史上，它與「禹跡圖」系統一樣，自有淵源，自成系統，和「禹跡圖」系統並行不悖。這類地圖顯示關於「中國疆土」的另一觀念，即大一統觀念，以歷代王朝大一統所能達到的疆界為中國疆域。代表這種地域理念的地圖，有南宋的「華夷圖」，明代的「大明混一圖」，清代康熙年間的「(滿漢合璧)內府一統與地秘圖」以及乾隆年間的「乾隆十三排銅版地圖」。這些地圖涉及的地理空間遠比「禹跡圖」系統的地圖遼闊，圖所關注的不僅是「本部中國」的狀況，而且還有本部與周邊複雜的地理活動，諸夏與四夷的關係。

南宋紹興六年刻石的「華夷圖」據學者考證，是縮繪自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11)賈耽繪製的原圖，無疑是製圖史上一幅偉大的地圖。據賈耽自述：「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12)可惜賈耽原圖今不復得見，我們只知道它是「按方計里」為比例的，而且原圖巨幅。而今傳的「華夷圖」長約79厘米，寬約78厘米，遠小於賈耽原圖。筆者相信，今圖在縮繪或根據所傳底圖縮繪的時候，將賈耽原圖許多重要的內容和微妙之處略掉了。與原圖相比，今圖縮略太多，省略是避免不了的。不過，最重要的地方倒是保存下來了，這就是關於疆域的觀念。賈耽原圖取名「海內華夷圖」，明顯是以華夏與四夷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海內」。「海內」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由華夏與「四夷」共同構築的。用今天的語言，當年賈耽的「海內」在疆域上，約略相當於清代全盛時的版圖。今所見的南宋「華夷圖」以「本部中國」為中心，四周無疆界；除了周邊政治實體和地名標示之外，還有十七段注文，注文之多，為此圖僅見。注文簡述彼此關係沿革和該部族的來龍去脈，即使在長江上中游和西江上游水系生息的西南諸民族亦不例外。例如，關於西南夷的一段曰：「西南夷古要服。秦取黔中，漢時夜郎之屬悉置郡縣。晉宋以後，僭暴侵擾。及後周平梁益，遂同華人。唐太宗置羈縻州以領之。宋乾德以來，首領皆請內屬。」又如關於羌人及吐蕃的一段：「西羌禹貢析支之地，三代為患。秦漢之興，逐之河塞之外；東漢匈奴少事，惟此屢叛。魏晉時多亂關隴，永嘉以後，土谷渾興焉。隋以其地置郡縣鎮戍。唐初吐蕃並土谷渾、党項諸羌，東接涼松茂邛，南距婆羅門，西陷四鎮，北抵突闕，萬餘里，為強國。今吐蕃族帳党項部落，分處麟府陝西極，內屬者謂之熟戶。」細數「華夷圖」上的注文，與華夏歷史上有民族活動關聯的四周圍諸民族都有述及，「華夷圖」顯然不是以「本部中國」行政區劃為重點的地圖，而是以華夏與周邊四夷關係為中心。筆者有理由推斷，「華夷圖」不能圖示周邊民族的地理活動，或者是由於地理製圖知識的限制，不能熟悉到可以在平面空間展示的程度，因而用文字敘述來代替圖示；或者是由於縮繪賈耽原圖或傳世底圖，空間不夠，因而以文字取代圖示。後一種可能性比前一種可能性更大。雖然詳略不同，但南宋「華夷圖」還是展示了一幅「華夷一體」同屬「海內」的地理圖景。

聯繫到賈耽繪「海內華夷圖」的事實，更能看出「華夷」同屬一個「中國」這種疆域觀念的歷史根據。賈耽生活在唐全盛之後，雖然國勢不若從前，但是，那個四海一家，萬方來儀的強盛往昔，作為集體記憶則不可磨滅。他是朝廷命官，負有重振國威的使命。他給皇帝進獻「海內華夷圖」和四十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上表說自己：「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13)在他這種求問異俗、研考邊疆史地的興趣和使命背後，可以想見到那個時代正在熱烈進行的區域文化、政治的一體化。在東亞大陸不斷演進的區域文化、政治一體化進程基礎上形成「一統」的疆域觀念，當然是毫不奇怪的。賈耽說：「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棋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錯綉。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14)這裡說的中夏九州而百蠻錯繡的「天下」觀念，並不是一種虛幻的想像之詞，而是有東亞大陸獨特的地理政治的經驗背景的說法。正是這種經驗支持「華夷」為「海內」的疆域觀念。賈耽作圖，就是要圖繪這片東亞大陸的「高山大川」，分別這片大陸的「章甫」與「左衽」，讓人們對這華夷共處的「宇宙」一目了然。

繪成於明洪武年間的「大明混一圖」是一幅成圖頗為神秘的地圖，學者對它了解不多。此圖氣勢磅大，絹本彩繪，長347厘米，寬453厘米；東起朝鮮半島及日本，西至中東、南至南亞半島，北部幾乎囊括全蒙古地域。然而，繪圖者無考。這幅地圖描繪的廣闊地理空間顯然超越了明人的地理活動經驗，雖然圖的比例尺照例有差別，但是，全圖非常明顯地表示了兩個密集的民族聚居地帶，一個是「本部中國」，另一個是南亞半島。以明人的知識考量，不可能達到這種了解程度。另外，地圖對黃河的繪製有明顯的錯誤，雖以星宿海為黃河源，但黃河自今蘭州起流向東北，達於河套地帶，再折向往南順陝北黃土高原南下，形成一個大迴環，地圖則完全沒有標示。圖中的黃河似一條與長江平行的河流。以中夏人對黃河知識的積累，這可說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根本不應該犯。筆者根據這兩點推測，「大明混一圖」滲入了相當多蒙古征服亞洲大陸的經驗，它根本超越了「大明混一」的概念。有學者根據圖中的地名與先前地圖地名的相似程度考證它的所本。然而，綜合考慮其他因素，筆者只能在疑信之間。(15)無論這幅圖的來歷如何蒙上神秘的面紗，使我們今天對它的成圖鮮有所知，但它顯示的疆土觀念，與蒙古征服亞洲大陸的經驗，還是吻合的；如果以此來比照「大明混一」還有多少勉強的話，那它與蒙古征服構築的遼闊版圖，還是相稱的。對於我們來說，「大明混一圖」本於什麼先前的底圖，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凝聚了一種集體經驗和記憶：以「一統」為疆域的觀念。儘管具體的疆域落實為版圖的時候，它多少是有彈性的，是依王朝勢力範圍為基礎的。

清朝被認為是一個帝國氣派十足的王朝，它的內部施政與外交雖然基本上還是帝國的風格，但是，在疆域觀念上，已經開始邁向現代民族—國家，對自己疆土的認知和邊界的確立，有許多地方已經非常接近於現代的觀念和做法。筆者相信，這一方面是由於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深化。例如歷史上第一次有對朝貢秩序陌生的大國與清發生邊界問題，於是只能談判協商解決，產生了康熙五十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另一方面是由於測繪技術的進步，使實測疆域和劃定邊界成為了可能。清代以前，歷朝似乎沒有專司輿圖繪製、印刷的做法，流傳下來的輿圖都是由有興趣和專長的官員、士大夫自己主持繪製，用於進獻和教育目的的。輿圖的繪製、印刷雖與政治、教育密切相關，但它們與國家行為還有一段距離。進入清朝，大地測量和輿圖製作，很顯然變成了國家有組織的行為。康雍乾三朝都有前所未有的測量和繪圖活動。(16)清朝地圖繪製的水平最高，印刷精美，當然是得益於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實測技術，除此之外，國家主權意識的形成以及落實到地圖的測繪作業，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正如《清史稿》說的，「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17)。

康熙四十七年，由康熙下旨，命傳教士白晉、雷孝思(J. Regis)、杜德美(P. Jartoux)、費隱(Fridelli)、麥大成(Cordoso)等人，分頭奔赴各省，實測繪製全國地圖。限於條件，新疆、西藏無法實測，只能大致推算。到康熙五十七年，歷十年工夫，地圖告成。傳教士採用三角測量法進行實地測量，並用「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 projection)繪製成圖，第一次採用經緯網圖法。保存在瀋陽故宮的地圖稱做「(滿漢合璧)內府一統輿地秘圖」，而存於北京故宮的叫做「皇輿全覽圖」。它是地圖繪製史上的里程碑，也是關於「中國疆域」觀念演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圖有金息侯的題識：「一統全圖，東西包舉，然專詳邊境，特邊地滿名注列獨詳，尤可寶(原字脫落，恐是『貴』字——筆者)。」輿圖以北京為零度經線分東西，最東到第一排第一號的東二十九，即庫頁島的韃靼海峽，西至六排七號的西四十三，即西藏阿里地區。這幅地圖有兩處最可注意的地方。第一，有清楚的邊境概念。例如，第七排四號雲南與緬甸接壤地，緬甸部分空白，雲南部分標識詳細，邊境用連點虛線表示。若遇河流為界，則以河流表示。第六排六號西藏地區與印度接壤部分雖然沒有連點虛線，但以山為界，印度一側邊地空白。第二，地圖中「本部中國」的地名用漢文，其餘滿蒙新疆青海西藏周邊地區用滿文。我想，這是圖題「滿漢合璧」的原因。例如，第五排四號四川盆地部分用漢文，而四川西部接青海境全用滿文。「滿地」與「漢地」構成一統的「皇輿」，聯繫到賈耽的「華」與「夷」構成一統的「海內」，就可知歷史上「本部中國」和「周邊中國」觀念的傳承和演變。圖中邊地與內地的地名注列文字的不同，不是一個隨意的安排。清人以異族再次入主中原，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的一體化進程。兩地的民族、生活習俗一面深刻地相互影響，另一面還是有所區別。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治理兩地的傳統手法也不一樣。地名的注列文字的區別正好反映了「本部中國」和「周邊中國」的存在以及逐漸推進的一體化過程。到了乾隆平定準噶爾部和回疆，再派人實測當年康熙無法實測的疆藏地區，補繪成「乾隆十三排銅版地圖」，圖中所有地名已是全用漢文。它標誌著至少在地理政治意義上，「本部中國」與「周邊中國」已經完全重合在一起；一個包括滿蒙疆藏環繞中原具有遼闊疆域的國家政治實體已經牢固地樹立起來。清代輿地資料清晰地顯示了東亞大陸區域一體化的進展，雍正年間繪的「雍正十排圖」地名注列文字還是沿用康熙滿漢文雜用的舊法(18)，至乾隆圖則滿文棄置不用了。「乾隆十三排銅版地圖」企圖描繪更廣闊的亞洲地域，但它達到的實際成就，只是在康熙圖的基礎上，實測疆藏地區而已。學者對它的稱讚，筆者覺得過當。(19)

秦漢以前諸夏人的人文活動是在黃河、長江流域為代表的「本部中國」的疆域範圍內展開的。歷經數千年，這種活動的地理政治成果就是「九州」觀念的形成與沉積。秦漢以後，諸夏人不得不在一個更廣闊的地理空間生存，與更廣闊的地理空間的周邊民族發生衝突、融合，由此發育了「周邊中國」的概念。兩千餘年的漫長歲月，隨著漢族與周邊民族相互的征服、同化，再征服、再同化的重複進行，「周邊中國」的概念亦隨之深化和積累，直至完全融合在同一疆域政治實體之內。反映人們地理人文活動的古代地圖，清晰地描繪了東亞大陸進行的這種悲喜交加的歷史展開。「中國」觀念的形成與沉積，就是秦漢以後兩千多年的這種地理政治活動的成果。

三

如果上文從閱讀古地圖中得到的關於中國疆域存在兩個系統，即「本部中國」系統與「周邊中國」系統的看法以及這種疆域的歷史變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話，我們自然還會追問這種獨特的疆域觀念背後蘊藏的歷史內容是什麼？換言之，是什麼穩定的地理、人文和政治因素促使這種疆域觀念的演化？疆域觀念只是人們歷史活動的「果」，那麼，它的「因」是什麼呢？筆者在這裡不是要窮盡這種疆域觀念的因果公案，而是行文至此，意猶未盡，略作推測而已。

為了使歷史圖像更加清晰，不妨將視野推到更遙遠的秦漢大一統以前。中國文明發源於黃河、長江流域，這是一片廣闊的適宜農耕的地帶。文明發育的早期，猶如星羅棋布，沿著黃河、長江中下游，發育著文明程度不等的城市國家、方國和部族聚落。(20)一般來說，自然環境優越的區域，例如，黃河中游平原、渭河平原、膠東半島、四川盆地、湘江流域和環太湖區域，社會進化的程度要高於它們的周邊地區，由此而積聚起來的政治經濟勢力也要比它們周邊地區強大。強大起來的國家勢力免不了要整合周邊相對較弱的勢力，將它們包納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中來。這個整合過程就是民族的融合、政治力量的再造和經濟財富的再積累過程。由文明初曙到秦漢大一統之前的數十個世紀，整合過程雖然時快時慢，但沒有停止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較弱的獨立勢力被更強的勢力合併，歷史舞台一直上演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殘酷戲劇。由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基本的演變趨勢：國家的數目一直在減少。筆者認為，造就民族和政治勢力融合的基本力量是這片土地的生產方式的潛在一致性。土地、河流、溫濕度和降雨量的相互配合，使這片土地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下最高生產率的選擇只能是農耕。農耕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隨著這個整合過程而普及，其實，透過上演於東亞大陸民族融合、國家吞併這幕殘酷戲劇的表層，我們確實看到農耕生產方式、技術和生活方式普及的內核。在生產方式具有潛在一致性的前提下，國家林立的基礎猶如一片沙灘，不可能牢固。秦漢以前，雖然亦有農耕勢力與游牧勢力的衝突，但游牧與農耕勢力的衝突，尚是民族融合和國家吞併基本趨勢中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主流當然是宜農地帶的融合和擴展。這種融合和擴展一直要伸延到它地理許可的極限。秦並六國標誌著宜農地帶的融合和擴展在國家規模上基本告成，而它與游牧勢力的融合和擴展也隨即提上議程。觀察「中國」一辭詞義的變化，當可以從一個側面折射這種融合和擴展。在西周時代，「中國」就是「王畿」(21)，其涵蓋的地理空間僅僅限於京師。春秋時代，「中國」則指諸夏，其地理空間已經擴展到臣屬的諸侯國，整個黃河流域和華北平原都包括在內。戰國之世，「中國」則與「九州」同義，其地理空間已擴展到長江流域。此時「中國」所欠缺的，只是結束七雄分治混戰局面的中央集權式的統一王朝。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建立統一王朝，補足了這個欠缺。

有意思的是，這種東亞區域政治一體化的進程並沒有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而停止下來，相反卻是在一個更大規模的基礎展開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只要我們看一看秦朝的疆域版圖，就可以明白，農耕勢力的擴展在東北、北和西北面已經達到了地理、氣候和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極限，以長城作為分界線，就是這種極限的標誌。塞外是一個地域更為遼闊，民族來源不同，適宜於游牧或小規模綠洲農業的地帶；而塞內則經歷了數十個世紀的融合，已經發展出精緻和高度發達的農耕技術，在此基礎上也已經形成文化的認同，大一統王朝為它們提供持續和可靠的政治保障。相比而言，塞內人煙稠密，經濟發達，生活富足；塞外則地廣人稀，氣候嚴寒，生計艱難，財富積累尤為不易。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無論地理和當時的防衛水平都不能將它們截然分割開來。相互不同的需要使這兩個世界持續發生衝突和聯繫。經濟上，塞內對塞外無甚需求，它本身已經自成一體，除了王公貴族需要的奢侈品，塞外對塞內毫無經濟或財富上的吸引力。可是，反之則不然，塞外需要塞內的糧食、織品、茶葉、陶器、銅鐵製品等必須物品，這種基本需求在當時經濟水平下很難通過發展自由貿易而得到滿足。正是塞內財富的吸引力使塞內感受到來自塞外極大的安全威脅。塞外世界在安全上可以不依賴塞內而存在，因為塞內對它無所求。但是，反之則不然，塞內必須依賴塞外建立一個安全秩序，它必須得到塞外的順從或許諾才有自身的安全保障。在當時幼稚的政治秩序下，完全冀望於理性的和平是不合實際的。經濟和政治上更強大的一方總是使用骨頭和棍棒(bone and stick)雙管齊下的辦法，獲得自己的需要。秦漢以降的歷朝歷代，雖然時進時退，但從總的趨勢看，它還是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內把周邊的民族包容到自己的歷史活動之中。通過征伐、駐軍等強硬手段，或通過朝貢、和親、封爵、貿易等溫和的方式，將周邊民族和勢力納入王朝可以牽制的範圍。因此，王朝強大的政治力量，甚至伸延到遼遠的地帶。就民族融合而言，秦漢大一統之前和之後存在基本的分別。之前是農耕區域內緩慢的推進，當然也夾雜著農耕人和游牧人的衝突；之後則是政治上已經統一的農耕勢力與游牧勢力的衝突，當然也夾雜著農耕區域內緩慢的推進，這主要表現在西南方向。農耕勢力和游牧勢力的衝突，因為有地理和氣候的限制，它不是緩慢推進的，而是拉鋸進行的。大一統實現之後的每一朝代，這種拉鋸式的衝突沒有停止過。

古人對農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區別認識得非常清楚。西漢文帝遺匈奴書說：「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22)「引弓」和「冠帶」是它們的基本區別，「引弓之國」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樣，「冠帶之國」也有自己的文化習慣。文帝以為最好各盡其責，互不相擾。《舊唐書》史臣有一個絕妙的比喻，把夷狄之國比喻為「石田」。說：「夷狄之國，猶石田也。得之無益，失之何傷？」(23)這個比喻具有明顯農耕經驗的背景。「石田」不可耕種，它不是財富。如果夷狄的疆土是可耕之地，取之或有理由。戈壁、沙漠、草原，加上嚴寒少雨，真是比「雞肋」還要不如。「冠帶之國」對「引弓之國」如發生糾纏，只有一個理由，這就是謀求自身的安全利益。「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24)《宋史》史臣的這個說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農耕世界不能從游牧世界獲得經濟的利益，而游牧世界則在生存上仰賴農耕世界。史書把「夷蠻」描述為「貪婪」，亦是出於此種財富的需求。因為周邊「夷蠻」的此種需求，農耕世界也產生了包納游牧世界的更大勢力範圍的安全利益需要。由此而展開雙方和戰斷續，怨恨和歡樂交加的衝突糾纏的歷史。

對農耕世界而言，這是必須面對的無休無止的沒有根本解決辦法的對峙。東漢蔡邕曾將邊陲之患比做「手足之疥」。(25)在無根本治癒之方的意義上，他是正確的；但在關乎國家安全的全局意義上，則不符合東漢之後的實情。由於游牧世界的廣遠遼闊和民族眾多，農耕世界不可能對之完全征服，戰而勝之只是暫時的；等待游牧人強大了，還是要進行侵擾。又由於沒有經濟和宗教利益的支持，對游牧勢力的征伐，更像臨急抱佛腳，解決燃眉之急就算了。征服並不是歷代王朝邊陲方略的首選，比征服更可取的一貫策略是謀求「夷蠻之國」政治的順從和臣屬。實際上軍事征服手段也是服從這個一貫策略的工具。農耕世界對自身之外的疆土缺乏奪而取之的野心，旋取旋棄。不像世界史上其他基於經濟和宗教利益的征服，軍事行動之後繼之以殖民，繼之貿易，繼之以傳教，直到建立殖民地政府。王朝對邊陲游牧勢力用兵，更像大人教訓小孩，以服從為止；對方一旦表示臣服，隨即罷兵，班師回朝。秦漢以來二千多年，邊陲用兵無數，死傷無數，然而，邊界線始終不見推進。如果不是蒙滿南侵，入主中原，則「本部中國」的勢力始終不能越過長城。歷史上與「本部中國」關係最深的西域，歷代多有戍屯，究其根本用意，也不在於殖民征服，而在於順延河西走廊，分割北邊與西北邊的游牧勢力，使之相互孤立，不能連成一體，從而保障自身的安全。(26)古人面對強悍而遼闊的游牧世界，利用自身經濟和政治的優勢，發展出一套將周邊勢力包納到自己勢力範圍的辦法，古人將之稱為「羈縻」，這實在是歷代不易之法。(27)所謂「羈縻」，簡言之就是以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誘惑為主，輔之以軍事征服威脅的交往方略。它既有封建關係那種不平等的色彩，因為它追求交往方的臣屬；但它與封建關係又有不同，雙方並不存在契約下的權利義務關係。它既有骨頭與棍棒策略的兩重性，但又不是簡單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因為隨著臣屬程度的加深，文化的認同作用將會發生，由「生番」而「熟戶」，最後「內」與「外」的界線將會消失，「諸夏」與「四夷」同為一體。古人說的「王者無外」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在「羈縻」方略之下，無論經濟、文化還是軍事手段的運用，終極目標就是內外一體，民族融合。很明顯，它是一種成長於東亞大陸農耕人與游牧人長期衝突基礎上的知識與經驗。

筆者有理由相信，古地圖顯示出來的「本部中國」與「周邊中國」的分別，以及既有聯繫又相互區別的兩種關於中國疆域的觀念，反映的正是農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處東亞大陸而相互衝突和融合的狀況。衝突和融合的漫長歷史塑造了那種有中央屬土和周緣邊陲之分的疆域觀念。它不像現代民族—國家，由於賦稅、駐軍和國際承認的標準，相互之間可以有一條清晰的邊界。游牧世界的存在，給農耕世界造成深刻的安全困擾。它既不能以軍事征服手段一攬子解決，也不能以經濟、文化手段一蹴而就，結果就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勢必長期共存於一個地理區域。中央王朝只能以經濟、財富、文化的交往，換取安全利益，或者以軍事征服為手段，取得安全。這種謀求周緣邊陲部族勢力和國家的政治臣屬的努力，結果就是建立起以農耕世界為核心對周邊世界的朝貢秩序。這樣，中央王朝和臣屬於它的部族勢力乃至國家，形成了複雜的臣屬關係。這種臣屬關係有幾種類型：封任土官、土司實行羈縻州司制度；駐軍監視實行都護制；封爵確立朝貢臣屬關係。這幾種類型都只是以軍事、政治、文化為紐帶發展臣屬關係。它們與中央權力的密切程度，依次遞減。(28)基於這些歷史事實，古人在描述國家疆土版圖的時候，很自然將這種集體經驗帶入繪圖中來。一方面，將禹跡所至的「九州」看成是中國，另一方面，將朝貢秩序之下與中央王朝有緊密政治臣屬關係的周邊區域亦納進來，同屬一統的中國。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疆域觀念之下，這似乎難以理解。但是，如果深入到東亞大陸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風土生活中去，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如果將歷代版圖所及的這片廣袤的東亞大地看成諸民族不斷融合、混血的大熔爐的話，那它的進程可以截然分為兩段。自文明初曙的仰韶時代以迄於秦漢大一統前，黃河、長江中下游崛起的農耕文化內部不斷地相互融合，由小至大，這一進程最終的政治成果便是秦漢王朝的建立；秦漢王朝的建立並沒有中斷這一持續的進程，相反它在更大規模上展開，這便是農耕文化與周邊游牧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混血，古地圖顯示的疆域觀念，既把周邊綠洲、游牧民族看它的「外部」，又把它們看成共處一體的「海內」，反映的正是進行中的民族大融合的現實。產生在前一歷史階段即將終結和後一歷史階段即將開啟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理念、政治思想和交往策略都深刻地打上這個持續進程的歷史經驗的烙印。

注釋：

「禹跡圖」的圖石存陝西省博物館，原圖拓片存北京圖書館。「九域守令圖」本碑存四川博物館，原圖拓片存北京圖書館。「地理圖」本碑存蘇州碑刻博物館。「楊子器跋輿地圖」存旅順博物館。「王泮識輿地圖」或「王泮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存巴黎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有照片複製本。以上古地圖可參見有關朝代之《中國古地圖集》，文物出版社版。可惜印刷本照比原圖尺寸縮小許多，效果遠遜於觀看原圖或摹本。

見《中國古地圖集：戰國一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見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冊《地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第133頁。

見鄭錫煌：《九域守令圖研究》，載《中國古地圖集：戰國一元》。

「地理圖」王致遠題識原文有掉字，今引錢正、姚世英據《江蘇金石志》補足文本。錢正、姚世英：《地理圖碑》，見《中國古地圖集：戰國一元》。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

見鄭錫煌：《楊子器跋與地圖及其圖式符號》，《中國古地圖集：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頁。

見《中國古地圖集：明》，圖之第60。

見任金城、孫果清：《王泮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初探》，《中國古地圖集：明》，第112頁。

「華夷圖」的圖石存陝西博物館，原圖拓片存北京圖書館。「大明混一圖」存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漢合壁)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和「乾隆十三排銅版地圖」印本均存北京圖書館。

(11)見曹婉如：《有關華夷圖問題的探討》，《中國古地圖集：戰國—元》。

(12)《舊唐書·賈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786頁。

(13)《舊唐書·賈耽傳》，第3785頁。

(14)《舊唐書·賈耽傳》，第3785頁。

(15)見汪前進、胡啟松、劉若芳：《絹本彩繪大明混一圖研究》，《中國古地圖集：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該文謂「大明混一圖」中國部分根據朱思本「輿地圖」繪製，然而「輿地圖」黃河流域的失真不若如是之大；又謂圖的非洲、歐洲和東南亞部分依據李澤民「聲教廣被圖」繪成，然李圖又沒有如是之精密。

(16)參閱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中國古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7)《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186頁。

(18)《造辦處活計檔》載雍正五年諭云：「再畫十五省的輿圖一張，府分內亦不用畫山，單畫江河水路，其邊外山河俱要畫出，照例寫滿漢字。」轉引自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中國古地圖集：清代》。

(19)如朱希祖說，「反觀清高宗此圖，包舉亞洲大陸全部適似彌補元代之闕，而新疆土如准部回部特加精測詳繪，其識度超乎世祖上矣。」又如翁文灝說，「乾隆圖則西至西經九十餘度，北至北緯八十度。故圖幅員多至一倍以上，其幅員所暨北盡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及紅海，顯然不僅為中國全圖而且為當時最完全之亞洲大陸全圖。」(引文均見乾隆圖前的序文，藏北京圖書館。)我認為，朱希祖、翁文灝稱讚乾隆圖皆太過。乾隆圖殊不能稱作亞洲全圖。圖所涉及地域雖然廣大，但非常疏略。如中亞、西亞甚為不詳，缺乏地名等人文活動的記寫，印度、東南亞雖然涉及，但圖中幾乎是空白，無河流，無地名，俄羅斯歐洲部分也是如此。除「本部中國」和「周邊中國」分外，其餘的部分可以說是大而無當。製圖風格與乾隆本人崇尚虛文，好大喜功的作風倒是十分相似。

(20)參見許倬雲的看法：「新石器時代的中國本部有好幾個源遠流長的文化體系相激蕩，文化的交換刺激，使文化內涵逐漸融合。」見《西周史》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1—32頁。

(21)《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鄭《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上冊，第548頁。

(22)《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762頁。

(23)《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第5364頁。

(24)《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171頁。

(25)《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第5216頁。

(26)西漢建平四年，楊雄上書曰：「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者計，豈為康居、烏孫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漢書·匈奴傳》卷九十四下，第3816頁。

(27)班固把「羈縻不絕」看成是「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漢書·匈奴傳》卷九十四下，第3843頁。

(28)這幾種不同類型的政治臣屬關係，有點像《禹貢》、《山海經》說的「甸侯綏要荒」五服制度。不過，五服制度是歷史事實還是先儒構想的理念，恐怕還是有爭議。筆者並不贊成把朝貢秩序與五服制度相提並論，尤其不贊成把朝貢秩序看成是沒有邊界的「天下模型」。楊聯升曾批評這種看法是欠缺歷史事實的「神話」。楊聯升：《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見《國史探微》，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