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為什麼依然需要魯迅？

7月初，研究了五十年魯迅的錢理群出版了新書《魯迅與當代中國》，這本書里不僅集結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還解答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對於當今中國，魯迅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魯迅是誰？

課本上寫，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錢理群教授不喜歡：「這樣的魯迅可敬，卻不可親不可愛。我們學生就是被這『三家』嚇到了。」

電影《魯迅》里，濮存昕演的魯迅可親可愛，是好兒子、好父親、好朋友。錢理群不滿足，「花這麼大力氣拍電影，僅僅為了說：魯迅是個『三好』公民？」

他覺得，魯迅「不是神，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但他又是個特別稀有的人。因此我們才需要他」。在北京大學說起錢理群，第一反應是那個「講魯迅的」，第二反應是那個曾經痛批大學正在培養「精緻利己主義者」的教授。

錢理群教授年近八旬，一生研究魯迅，出版8本講魯迅的論著，編纂過魯迅作品全編。7月初，他出版新書《魯迅與當代中國》，集結了十餘年研究成果。五十年里，他對魯迅的研究往「民族脊樑」上一點點添加肌理和血肉：從60年代擁有「硬骨頭」的聖人，到80年代的彷徨矛盾，到現在這個想盡一切讓國人「幸福地生活、合理地做人」的知識分子。

演講時，錢理群總將魯迅與英國的莎士比亞、俄國的托爾斯泰、德國的歌德連起來說，他說每個國家都有一個作家，「應該從小讀他的作品，讀一輩子，精神上就有了底。」 7月8日，他為新書在北大附近的三聯書店做講座，這天講座的題目是：「今天，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和魯迅的兩次相遇

魯迅與妻子許廣平及兒子周海嬰 （IC 圖）

小學四年級，錢理群亂翻哥哥抽屜，找到一本「文選」。裡面有一篇《臘葉》，是一個叫「魯迅」的人寫的。魯迅寫的「臘葉」錢理群沒看懂，但又覺得「非常美，又非常奇，更怪，甚至覺得恐怖」，這種被文字喚起的「莫名的感覺」，他在晚年管這叫「第一次和魯迅相遇」。

第一次和魯迅相遇時，錢理群並不知道生命到了岔路口。那是1949年，父母就去台灣還是留大陸產生分歧。父親是一名國民黨高官，打算帶全家飛往台灣；而母親想先「留下來看一看」，於是派父親先探探路，母子留在了南京武夷路的大宅里。錢理群不記得有什麼送行，大家對離別司空見慣，不覺得此行有什麼特別。

結果是：10歲後，錢理群沒見過父親。父親缺席了，卻一直影響著他的人生——最壞的那種。14歲，他申請入團被拒；21歲，北大畢業後，他被分配去貴州山裡一所衛校教語文，還不許報考研究生，申請當班主任被拒。貴州人事部門告訴他：進了大山，就別想出山了。

錢理群在貴州山裡呆了將近二十年。不許當班主任，他決定當「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抱著被褥住進學生宿舍，跟學生同吃同祝和學生年齡相仿，他們很快打成一片，一起踢球、爬山、辦牆報、搞讀書會。學生睡覺後，他繼續挑燈夜讀。文革時無書可看，手頭只有毛選和魯迅，他就讀魯迅，記了數十萬字《魯迅研究札記》。

那時，這位寫出《臘葉》里奇特文字的作家被稱為「中國脊樑」。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錢理群對魯迅的印象是一個站在山巔的偶像，佩戴著閃閃的紅星。魯迅冷峻，畫像上總是夾著煙，沒有笑容；魯迅無私，「吃的是草，流的是奶」；魯迅是戰士，「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錢理群後來回憶魯迅在當時「幾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給眾生留下鐵人的印象」。

1962年1月1日，錢理群寫了第一篇關於魯迅的論文——《魯迅與毛澤東》。在文中，他把魯迅和毛澤東稱為「代表東方風格的兩位巨人」，用「硬骨頭」、「韌性戰鬥精神」、「清醒的現實主義」形容。這些並非原創，拼湊了毛澤東、瞿秋白、馮雪峰對魯迅的評價。後來，錢理群說這篇論文「少有我自己的思考和獨特的表達，談不上是獨立的屬於我自己的魯迅研究」。

不久，文革爆發。魯迅成了「戰鬥戰士」和「徹底革命」的代言，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到處都在學習魯迅精神。但因父親的關係，錢理群一直是革命的邊緣人，這期間的經歷令他在獲得平反後，毫不猶豫地燒掉了父親的照片。

他只能埋頭讀書，可讀的書只有魯迅，後來他說：「我們這代人差不多是通過文革才體驗到魯迅，經過那場災難，進入絕望的境地，這才找到了魯迅，與他相遇。」

第二次相遇，他發現了一個和「聖人」完全不同的魯迅，這個魯迅可親可愛。魯迅五十歲有了兒子海嬰，高興壞了，照了一張合影，寫著「五十歲與一歲」。在給朋友的信里，魯迅常常提起兒子，「他大約已認識了二百字，曾對男說，你如果字寫不出來了，只要問我就是。」

在《朝花夕拾》里，魯迅寫童年和父親的互不理解。看五猖會，「笑著跳著」，父親突然出現在背後，強迫他背書，「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父親的病》里，父親臨死前奄奄一息。魯迅悲痛不已，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轉頭又為自己的「罪惡」自責。斷氣前，魯迅按吩咐大呼「父親」，成年後，魯迅懺悔自己的叫喊驚擾了父親安息，是「對於父親的最大錯處」。

這些 「既隔膜又糾纏的父子關係」讓錢理群感同身受。晚年在書中，錢理群也總是回憶起燒掉父親照片的場景，字裡行間有懺悔：「眼前永遠晃動著那地獄般的圖景：我親手點燃的火，一點一點地吞噬了我的父親——他的沉思、微笑，連同他對我全部的愛和期待。」

1976年，在寫下《魯迅與毛澤東》論文十四年後，錢理群寫了第二篇關於魯迅的文章——《讀、隨筆》，這裡的魯迅不再高大全，也經歷著彷徨、懷疑和失望。那時，錢理群已經有了新目標：回北大講魯迅。

兩年後，40歲的錢理群考上北大中文系。中文系前系主任溫儒敏在一篇文章里戲稱他是「老童生」：「老錢的魯迅讀得多，有比較充分的學業準備。」1985年，錢理群的魯迅課正式開課，多年後，面對那些據說學不進、讀不懂魯迅的學生，他的第一課都是聊聊魯迅筆下的「父親和兒子」。

魯迅式思維方式

1985年，錢理群給81級到84級的北大學生開課，講授《我之魯迅觀》。他對學生只有一個要求：「盡量把魯迅全集看下來。」

至於學生記不記筆記、來不來聽課，他無所謂。第一堂課他就告訴學生：「考試絕不會考我講的內容」，考試是一篇論文《我之魯迅觀》，要求很魯迅：「第一，說真話；第二，要言之有理。」

長期以來，魯迅被當作供仰視的標杆。1979年，錢理群剛入北大讀研，那時，「與革命價值體系相連的魯迅和獨立思考發現的魯迅纏繞內心」，他害怕「思考的不成熟歪曲了魯迅」，於是決定暫時放下魯迅，轉向周作人研究。

周作人是典型的個人主義作家，人生觀和魯迅大不相同。他選擇「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亂世里聽談鬼、學畫蛇、玩古董、吃苦茶。研究周作人幫錢理群「打開了另外一個視野」，讓他發現人作為人的意義，也讓他能夠從「人」的角度重新閱讀魯迅。

他發現，魯迅其實從來不想當「導師」。在《導師》一文中，魯迅敬告各位青年，要小心自命導師的知識分子，那是騙子。他說我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人們指路？不過「隨便談談，是可以的」。錢理群希望學生去跟魯迅「隨便談談」，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和魯迅這個個體去相遇、對撞」。

相比於一往直前的「戰士」，魯迅更像是總在尋路的矛盾體，對科學、平等、民主、自由、愛國，這些不可懷疑的普世價值「抱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態度」。

魯迅臨死前，託人給二弟周作人帶了一封信，這幾乎是周氏兄弟最後一次對話。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前夕，魯迅在信中說，注意到很多教授在愛國宣言上籤了名，你沒有簽。魯迅同意救國應該是政府的事，過分宣揚愛國主義，指望靠打民意牌救國，是不行的。但他正告二弟，知識分子在民族生存問題上，不該含糊。

魯迅對所謂真理的態度總是矛盾的，類似「既愛國，又反對過分宣揚愛國」。錢理群非常讚賞這種「矛盾」：對肯定提出質疑，再對質疑提出質疑，錢理群稱之為「魯迅式的思維方式」。

1932年冬，魯迅應邀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 （@視覺中國）

他曾經研究過魯迅和胡適演講，兩人當年都是北大最受歡迎的教授。根據當事人回憶，聽眾在聽兩人演講時，反應截然不同。胡適自信，似乎總是真理在握，「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痛快簡潔，學生「目光閃閃地走出講堂，好像只要跟著胡先生走就行了」。

魯迅不一樣，聽他演講是個「緊張吃力」的過程，他總在提出一個命題後，又提出一連串問題。他給學生講婦女解放「出走的娜拉」，接著又反問：娜拉走出家庭就解決一切問題了嗎？他說，如果沒有獲得經濟獨立，娜拉出走後，遲早還會回到家庭。

錢理群覺得，魯迅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永遠是個「現在進行時」的作家，他的話拿到任何年代都適用，且鞭辟入裡。1996年，《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文章《魯迅「論」九十年代文化》，魯迅寫道：「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裡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自然是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這是魯迅在30年代的批評，錢理群覺得，這話放到九十年代，甚至今天，都像是針對時事寫出來的。

錢理群將魯迅提出的「中國問題」總結成兩句話：始終保留著東方的專制主義，始終受到資本主義浸染。他補充：「這兩句話仍然適用於今天的中國。」魯迅的解決方法寫在《拿來主義》里，看見外國精華，「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對一些不合時宜的傳統引以為戒，但「也不當眾摔在茅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

1988年，錢理群在課堂講稿里整理出著作《心靈的探尋》，在學術界，這本書標誌其魯迅研究的成熟。這本書闡述了魯迅的「思維」、「心境」和「情感」，把魯迅當作「人」理解。寫完《心靈的探尋》，錢理群也完成了自我定位：「充當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心靈的橋樑。」

《我之魯迅觀》一直教到錢理群2002年從北大退休，在退休前，他在北大做了「最後一次演講」，這次演講被集結成書《與魯迅相遇》。在這本書里，他探討了「北大教授的不同選擇」：胡適想入世，「專家治國」，把知識與政治權力結合；而魯迅選擇做遠離權力中心的批判者。

「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魯迅是錢理群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視覺中國）

從大學退休後，錢理群忙著去中學講魯迅。在2004年、2005年，他在南京北京幾所中學開了「魯迅作品選讀」，之後還去台灣給學生講魯迅。從來沒有被迫背誦過魯迅的台灣學生向他形容魯迅文字之美，大陸中學生寫讀後感，說魯迅文字「最初令人忍俊不禁，之後又驚出一身冷汗」。

近年來，關於中學教材是否刪減魯迅作品總是引發爭論。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一教材中，魯迅的《風箏》被撤下。不少網友死記硬背的痛苦記憶被喚醒，甚至有人提出「魯迅徹底退出義務教育教材」。

事實上，魯迅作品在中小學教材中的數量比重確有下降：從民國時期的25篇，到新中國成立後的30多篇，再到近年來不到15篇。錢理群不吃驚，「有人歡喜，有人罵，有人怕」，從民國到當下，「一直是魯迅的命運」。

他堅持年輕人要和魯迅「隨便談談」，說不定對魯迅刻薄的機智會有共鳴。他發現年輕網民常引用《阿Q正傳》調侃：「你也配姓趙？」覺得很有趣，「現在的年輕人對幽默、調侃的文字有著特殊的興趣和感悟力」，而在課文以外的文字里，年輕人也許會發現一個有趣得多的魯迅。

和所有學生一樣，魯迅也會抱怨學習。去仙台學醫，適應不了，他給朋友寫信，說自己「功課大忙，日不得息」，七點早起上課，沒法睡懶覺，恨得不得了。又批評醫學死記硬背，搞得自己沒空看閑書，「只求記憶，不須思索。四年而後，恐如木偶人矣」。

魯迅最怕解剖，動手前「頗有不安之感」。尤其解剖婦嬰屍體，「常起一種不忍破壞的情緒」。近年發現的魯迅講義，如同《藤野先生》里寫的，魯迅修改了許多人體器官的位置，使之看上去「更美」。

雖然不願當青年導師，魯迅對年輕人卻相當關心。

五四運動後，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他不覺得這是好事，因為「把『熟睡的人們』喚醒，能不能給他們指出出路？」面對年輕人的犧牲，魯迅甚至十分自責。

他反對請願遊行，反對青年無謂的犧牲。但他鼓勵學生走出象牙塔，「到民間去」，他告訴青年，不要逞一時之氣，五分鐘熱度，要鬥爭也要生活：「與其不飲不食履行七日，不如也看書也履行到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就可以十年，或者也講情話就可以履行到一百年。」

同為大學教授，錢理群對待青年的態度和魯迅很像：保護好自己，再盡量無愧於良心；不必追求一蹴而就，「也講情話也履行到一百年」。一名大學生給他寫信，說畢業時學校要求他對某一問題進行表態，不表態不能畢業，問錢理群該怎麼辦。

錢理群很為難，最後他回復學生：第一，盡量講真話；第二，在真話說不了的時候，就盡量不說話；第三，連不說話都不行，必須說假話時，那就說假話。他覺得魯迅也會如此回答。

也許因為抱有太多期待，錢理群對當代青年的批評也更恨鐵不成鋼。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錢理群說現在的大學正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高智商，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儘管拎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對當代青年總體並不悲觀。在他的講座上，八成都是年輕人，在講座結束後將他團團圍住，意猶未盡地接著問諸如「我們這代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活著」、「生活的目標是什麼」等問題。

錢理群總是一句話回答青年們：「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這句話取自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錢理群覺得前半句是對自己說的。

他還記得當年在北大講魯迅時，有學生在聽完課後告訴他，「我開始總坐第一排，後來就覺得不對勁：我被您控制了。既想聽，又要抗拒，於是我就躲到了一個角落裡，遠距離地聽。」錢理群很高興：「這就對了！」他覺得學生終於領悟到魯迅的精髓——成為有獨立思想的人，「這就是魯迅的主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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