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建立困難重重，蔣介石欲五年內趕上日本

文 ｜ 周渝

1937 年7 月14 日，高志航駕駛IV-1 霍克III型飛機，擊落日本96 式陸上攻擊機。陳應明

在筧橋航校建立之前，張作霖父子經營的東北空軍一度是各派地方勢力中最為強大的。國民黨方面，孫中山對航空事業的發展頗為重視，提出「航空救國」之理念，1924年黃埔建軍之時，也於廣州成立了「廣東軍事飛機學校」（大沙頭航校），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飛行人才。後來隨著陳濟棠控制廣東，廣東空軍遂為粵系所掌握。

20世紀30年代，義大利軍事理論家杜黑提出的「制空權是贏得一切戰爭勝利的前提」之觀點影響甚廣，尤其在一·二八事變後，中國著實嘗到了喪失制空權的苦果，國民政府下定決心打造一支真正意義上的空軍。1933年7月25日，蔣介石召開軍事整理會議，提出《空軍三年建設計劃》，27日的閉幕演講中，蔣介石明言空軍乃當下中國國防最要緊之事，並強調今後發展要陸空軍並重，陸軍軍費當佔3/4，空軍經費當在1/4。1934年5月，航空署更名為「航空委員會」，同時明令以後「航空隊」一律改稱「空軍隊」。 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在黃光銳、鄧華高等粵系空軍將領的號召下，廣東空軍精銳盡數北飛，兩廣事變得到和平解決，也使中央空軍實力得到進一步增強。

抗日戰爭期間，航校學生正使用木製步槍練習刺殺

不過以當時之條件，要建立空軍依舊困難重重。從空軍人員成分上看，主要由老南苑航校、廣東空軍及中央航校學生三部分組成，各自生長環境不同，所受教育不同，語言都難以溝通，更遑論作戰理念。另一方面，1932年至1936年之間，中央航校採用了兩套不同的飛行教育體系，筧橋校本部主要是美國籍教官主導的美式教育，而洛陽（初期在南昌）分校則是義大利教官主導。1935年，美國教官團因合約結束返國，義大利則極力拉攏中國，但到了1936年受其盟友日本的影響，義大利停止軍售，並召回了大部分在華空軍人員，不少洛陽分校的學生只好又轉入筧橋航校接受另一套體系的飛行訓練。這種雙頭教育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亂，也讓不少學生的吐槽。航校三期生張琪畢業後曾在信中談到，中國空軍存在兩種制度，一為美國式，一為義大利式，美國式技術方面要求比較嚴格，淘汰率高，義大利式要求比較鬆散，這樣的背景下，無疑造成空軍人員作戰素質參差不齊。

1936年10月，航委會整編了九個大隊，擔任大隊長的如曹文炳（東北空軍）、張廷孟（大沙頭航校）、高志航（東北空軍）、丁紀徐（廣東空軍）等出身的派系五花八門。空軍主要的作戰飛機也從美、德、意、法等國進口的「萬國牌」，種類也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其中不少還是被別國淘汰的飛機。據第3大隊的隊員高慶辰回憶，第3大隊下轄的7、8、17三個隊中，「十七隊是廣東空軍帶來的九架波音二八一驅逐機。七隊有七架霍克Ⅲ，八隊有七架飛雅特（義大利）。一個大隊就有三種不同的飛機」。更要命的是不少老舊飛機性能極差，倒飛幾分鐘，油就接不上，必須趕快改正飛，否則就會失速。陳納德的報告顯示，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時，中國真正能投入作戰的飛機還不到200架。

中國空軍第5大隊第24隊隊長劉粹剛

機場環境惡劣也是當時空軍建設的一大難題。當時全中國沒有一條水泥跑道，所謂機場不過是一片空曠的大草地，只要一遭遇天災，例如連下幾天雨，必然會「場地濕軟，不能降落」。飛機夜間飛行起落設備也極度緊缺，僅有筧橋機場等幾個一級總站有簡單的照明設備，其他許多機場甚至還在用汽車燈、馬燈來供夜航起降。至於作戰所要用的彈藥，基本為中國自行生產，據1939年的《空軍報告書》顯示，「全面抗戰發動時，空軍僅有炸彈三千噸，機槍彈約一千五百發」。至於通訊裝備，戰爭初期幾乎一片空白，驅逐機沒有通訊設備，上了天只能靠地形地物來辨識方向。

反觀我們的敵人，據日本陸軍省製表統計，1936年日本可用於第一線作戰的飛機大約有1000餘架，其中陸軍航空隊為522架，海軍航空隊為520架。與中國航校每期僅有一百餘人有機會攀上帆布蒙皮的雙翼飛機，學習如何用它們來捍衛遼闊的祖國江山相比，日本僅是海軍預科練制度，每年都能產生不低於500人的飛行員，差距不言而喻。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止，我國空軍擁有飛機305架，儘管其中有不少飛機性能老舊無法作戰，但作為一支從無到有的現代化部隊，短短几年取得如此成果已相當不易。

對於空軍發展，蔣介石持樂觀態度，他在日記中寫道「五年之內，期欲趕上倭國空軍，則可保我國安全矣」。可惜局勢已不再給中國更多的備戰時間，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拉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序幕。與這惡劣的建軍環境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飛行員們求戰抗日，視死如歸之心理，航校生夏振揚畢業後留有《別宴》一詩，末句正是當時航校學子們的心聲寫照——同伴，今夜是「生離」，且來歌，我們期待「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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