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醫療事故，這個醫生完了！

健康 07-29

在30年的神經外科生涯中，我的確有所耳聞，但並未目睹這種重大失誤。

著| 【英】亨利·馬什

譯 | 龔振林遲墨涵

來源 |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醫生的抉擇》

編輯 | 《醫學界》Z小編

今天白天只有一台手術。

此刻，患者躺在手術車上，在麻醉室內等待，簡單的椎間盤突出導致了嚴重的坐骨神經痛。半年前我就見過他，他是個電腦程序員，又是一個爭強好勝的山地車手。左腿出現鑽心的坐骨神經痛時，他正在為某一次國家級別的錦標賽訓練。

核磁共振掃描顯示病因是椎間盤突出，用醫學術語描述就是「一個突出的椎間盤導致骶神經根受壓迫」。椎間盤突出使他無法再繼續訓練，他只能退出山地車錦標賽，這令他備感失望與痛苦。他很擔心手術的後果，希望通過保守治療以恢復正常。我告訴他，要等待足夠長的時間才有可能自愈，況且這種事並沒有先例，他這才極不情願地決定接受手術。

「早晨好！」我的語氣中帶著神經外科醫生的自信，這是真正的自信，因為既定的手術非常簡單。大多數患者手術前見到我都很高興，但是他看起來卻很害怕。

我向前探身輕輕拍了拍他的手，告訴他手術非常簡單。我向他解釋，醫生也是被迫告知患者手術的各種風險，但我向他承諾出現問題的情況基本不會發生。我告訴他，如果坐骨神經痛超過半年，我就會選擇手術，雖然不太情願，但我還是會接受。與大部分醫生一樣，我也是一個膽小鬼。

我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想方設法打消他的顧慮？我自己也不知道結果如何，但這確實是一例簡單的手術，風險極低。我的註冊醫生在當天早晨讓他簽了手術知情同意書。那些註冊醫生，尤其是那些美國醫生在請患者簽字時，往往做得過分細緻，他們會列出長長一串極不可能出現的併發症，甚至以死亡來恐嚇可憐的患者。我也提到些主要的風險，但還是強調在簡單的椎間盤突出手術中，神經受損和癱瘓這些最嚴重的併發症都是極其罕見的。

不過，我此刻必須離開麻醉室——一位負責初級醫生工時的經理馬上要來和我們討論新擬訂的註冊醫生值勤表，要求必須遵照「歐洲工作時間標準」（EWTD）」。

「我一會兒回來幫你。」我離開手術室時回頭對我的註冊醫生說，雖然我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因為他以前自己也曾獨立做過這種手術。

初級醫生必須「一周內工作時間少於48小時」

我來到會議室，同事們和那位經理都在等著我。她是一個人高馬大、好管閑事的年輕女士，棕紅色的頭髮整齊地打著卷，說起話來滿是傲慢的語氣。

「我們需要你們認可新擬訂的值勤表。」她正在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備選項？」一個同事問道。

「如果遵照『歐洲工時標準』，註冊醫生就不能在住院部值班，值班室就要撤銷。我們已經檢查過他們的日記卡，現在他們工作時間已經超時。他們每天晚上必須保證8小時的睡眠，其中有6個小時保證不被打擾。這種制度只有像高級住院醫生那樣倒班才能實現。」

我的同事們都坐不住了，開始抱怨起來。「倒班在其他的地方已經實行過，但是不得人心。」一個同事說，「它破壞了治療的連續性，醫生每天換班兩三次，夜班的初級醫生幾乎不認識患者，患者也不認識他們，大家都說這很危險。較少的工時還意味著他們獲得的臨床經驗也會很少，那樣更危險，甚至連皇家外科醫學院的院長也站出來反對倒班。」「我們必須要按章辦事。」她說。

「還有其他的選擇嗎？」我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做一下協商呢？我們的初級醫生都不想遵照歐洲工時標準，他們希望一周內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協商實現。倫敦市內大部分醫院都決定不引入歐洲工時標準，我們法國和德國同行說他們根本就不予理會。愛爾蘭已經為醫生做了協商。」「我們別無選擇，」她答道，「不管怎樣，協商的截止日期上一周已經結束了。」

我開始言辭激烈地痛斥神經外科實習醫生每周僅僅工作48小時的危險性，但並沒有用，會議就此結束。

完了，神經根被截斷了

之後我去手術室看了一下，我的註冊醫生已經開始了脊柱手術。他以前獨立做過許多同類手術，從手術專業技能來說，他並不是接受培訓的醫生中手術做得最好的一個，但他是很長時間以來我見過的最有良知、最善良的初級醫生，護士們都很崇拜他。手術的前期讓他來做似乎很保險，甚至全部手術都交給他一個人來做也沒有問題。患者極度的焦慮情緒反而令我很緊張。

換好衣服後我來到了手術室，但通常我都會待在外面那個紅皮沙發的屋子裡等著他們叫我，而不是現場監看他的一舉一動。由於是脊柱手術，患者蓋著淺藍色的消毒蓋布，臉朝下趴在手術台上接受麻醉，所以認不出患者是誰。患者脊柱下方的一小塊皮膚擦著碘酊抗菌劑，顯露出一個長方形的黃色區域，在天花板上伸出的鉸臂上懸掛著的巨大碟形手術燈照射下，顯得明亮艷麗。在這個長方形的中間是一個3英寸長的切口，穿透皮膚和暗紅色的脊肌後用鋼質牽開器撐開。

「為什麼切口這麼大？」我生氣地問道，我對於剛才那位經理以及她對我的冷漠態度仍余怒未消，「沒看過我是怎麼做的嗎？為什麼用大號咬骨鉗？這對於腰或者骶神經根本沒有必要。」我很生氣，但是還沒有產生足夠的警覺，因為手術並未真正開始。掃描顯示是簡單的椎間盤突出，患者的病情還沒有到達手術最難的階段，那就是要露出深陷脊柱裡面的神經根。

我消毒後來到了手術台前。

「讓我看看。」我說道，隨即拿用一把手術鉗撐開創口向裡面看。我看到一根閃亮的細白纖維有細繩一般粗細，5～6英寸長，出現在鉗子撐開的創口內。

「哦，我的天吶！」我驚呼，「你把神經根截斷了！」隨後我把鉗子扔在了地上，離開手術台，靠在手術室最裡面的牆邊站著。我極力使自己平靜下來，淚水在眼中閃動。實際上，像這種重大的技術失誤在外科手術中極少發生。手術中大部分失誤都極其細小和微妙，很少被視為失誤。在30年的神經外科生涯中，我的確有所耳聞，但並未目睹這種重大失誤。

我強迫自己回到手術台前，面對鮮血淋漓的創面，我謹慎地搜索著，擔心會發現其他異常情況。很明顯，我的註冊醫生完全誤解了解剖結構，他打開了椎管的外沿而不是內沿，所以立刻就看到了神經根，令人費解的是，他竟然把它切斷了。出現這種狀況非常奇怪，特別是他以前已經做過數十例這樣的手術了，而且還是在無需監督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的。

「你直接把神經截斷了，這是徹底的神經斷裂。」我傷心地對目瞪口呆的助手說，「他的腳踝肯定徹底癱瘓，將終身跛足行走。這不是小殘疾，他再也不能跑步了，不能在崎嶇不平的路面上行走，更別提什麼山地自行車錦標賽了。」

我默不作聲地完成了剩下的手術。我在患者的脊柱上改道切口，不費吹灰之力迅速地移除了突出的椎間盤。今天早晨他一臉驚恐地躺在麻醉室，我曾向他承諾這是一例簡單易行的小手術。

我走出手術室，共事多年的麻醉師朱迪斯在走廊里追上了我。

「真是太糟糕了，」她說，「他還這麼年輕。你怎麼跟他說？」

「實話實說。神經可能並沒有被完全切斷，他有機會康復，不過這會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坦率地說，我也懷疑他是否能夠康復，但我想總還是有些希望……」

我的顧問醫生同事經過我身邊，我告訴了他發生的一切。

「天哪，」他說，「真是倒霉。你認為他會起訴我們嗎？」

「我認為讓我的註冊醫生來做初始階段的手術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以前也做過這種手術。但是我錯了，他沒有我想像中那樣經驗豐富。他的能力確實令人驚訝……我會為他做的手術負責。」

「不管怎麼說，都是信託基金會來應訴，是誰犯的錯並不重要。」「但是我誤判了他的能力，我也有責任。不管怎麼說，患者會責備我的，他把一切託付給了我，而不是什麼該死的信託基金會。實際上，如果他真的無法恢復，我會告訴他去起訴。」

我的同事非常驚訝，畢竟訴訟並不是我們應該鼓勵的解決方式。「但我是對他本人負責，而不是對信託基金會負責，國際企業管理挑戰賽（GMC）不是鼓勵我們醫生那樣做嗎？」我說，「如果他腿瘸了，是別人犯的錯，他應該獲得一定的經濟賠償，是吧？諷刺的是，要是我們沒有參加那個愚蠢的經理召集的會議，我就會早點來到手術室，很可能這次災難就不會發生。真希望那個經理也為此事負責。」我補充說道，「但是我不能這麼做。」

隨後我去寫手術記錄。對於醫生來說，手術中出現了失誤，要撒謊掩蓋錯誤非常容易，因為手術過後誰也不知道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你可以編造貌似合理的借口。另外，患者總是被告誡這種手術可能會出現神經損傷，不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我知道，有一位著名的神經外科醫生（他現在已經退休），在為一名知名的患者手術時就曾經通過手術記錄造假來掩蓋嚴重的失誤。但是，我還是今天把發生的一切完整、真實地記錄了下來。

我離開手術室，30分鐘後看見朱迪斯離開了復甦室。

「他醒了嗎？」我問。

「是的，他的腿能動了……」她滿懷希望地說道。

「關鍵是腳踝，」我鬱悶地答道，「而不是腿。」

我順便去看了看那位患者。他剛剛蘇醒過來，還記不住手術剛完成時我對他說的話，因此，我什麼都沒說，只是難過地證實了我最擔心的一幕：他的左腳完全癱瘓，無法抬起，按業內說法叫作「足下垂」。

我以前跟我的下級提過，這是非常嚴重的。

他回到病房兩個小時後，我再去看他，這時他已經完全清醒。他的妻子焦急地坐在他的身邊。

「手術一點也不輕鬆，」我說，「你左踝的一根神經受損，那就是你現在不能把腳勾起來的原因。這種情況有可能會好轉，我也不太確定，如果真的能痊癒，恐怕那也是一個歷時數月的緩慢過程。」

「但是應該能好吧？」他焦急地問。

我告訴他我也不知道，但保證會告訴他實情。我非常難過。他漠然地點頭表示同意，又震驚又困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離開時照例在附近的牆邊把洗手液擠到手上，默默地想，他的憤怒和淚水過一會兒就會爆發。

我不會再培訓任何人了

我下樓來到辦公室處理堆積如山、毫無意義的文案工作。有一大盒巧克力擺在我的辦公桌上，那是一位患者的妻子送來的。我把它拿到了隔壁蓋爾的辦公室，她比我更喜歡巧克力。她的辦公室跟我的不一樣，有一扇窗戶，我留意到房間對著醫院停車場，外面正下著大雨。雨水打在乾燥泥土上發出的怡人氣味充滿了她的辦公室。

「來點巧克力吧。」我說。之後我惱火地騎車回家了。

我為什麼不放棄培訓初級醫生呢？我一邊氣呼呼地騎著車一邊想。我為什麼不能自己做全部的手術呢？該死的管理層和政客們強制規定要對初級醫生進行培訓，決定他們是否能夠手術時，我為什麼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無論怎樣，我都必須每天到病房親自去看患者，因為現在的初級醫生還沒有經驗，他們實際上在醫院裡的時間非常短暫，那就是癥結所在。是的，我不會再培訓任何人了，一想到這裡，我就如釋重負。培訓其他人很危險。現在許多顧問醫生晚上都要偶爾來醫院一趟，這很辛苦……整個國家都已陷入了深深的債務危機中，為什麼臨床經驗也要欠一筆巨債呢？將來國家會出現全新一代無知的醫生。

這該死的將來，讓它自己照顧自己吧，這不是我的責任；該死的管理層，該死的政府，該死的可悲的政客們，該死的屢遭篡改的財政預算，去他媽的該死的衛生部公務員。這該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