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一種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和政府

實用實用還是實用

國內第一本

《人文社科項目申報300問》

讀者對象

高校社科類學科的教師

博士生，科研管理人員

社科規劃辦項目管理人員

出版社項目申報和管理人員

一種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和政府

——對官僚風氣和黨派系統的一個政治批評

前言

這篇政論文章是對我1917年夏季發表在……上的五篇文字的一個修改和擴充版。 它沒有任何新內容要對憲政專家宣講，它背後也沒有某種科學權威作為依據，這是因為那些最終被意志（will）所採納的立場根本就不是以科學的方法確定的。對那些不認為日爾曼民族所肩負的歷史責任乃頭等大事，亦即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凌駕於所有對國家應採取何種治理形式（form）的爭論之上，或者對那些在根本態度上就不贊同這些歷史使命的人們來講，我這篇東西中提供的觀點是毫無吸引力的。這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首先從某些既定假設開始推導，並以此為基去攻擊認為民族使命仍然是一個（可用來質疑特別是普選議會、並且支持其他政治權力的）適當之接合點的那些人。然而不幸的是，在過去40年，包括在戰時，上述情況都一直持續著，尤其是在極大範圍內的學術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圈裡，人們常常以十分傲慢和肆意的姿態，帶著盛氣凌人的敵意，而不含有一絲絲善意地願去試圖理解那些——若欲使議會有效發揮作用就必須具備的——必要條件。德國議會一直以來的成績當然是免不了受指摘的。但問題是如果政府應遭批評，那麼這些知識分子總在小心寬宥——其實常常可以說是奉承和諂媚——的其它國家機關就也不應免遭批評。如果這些業餘人士的批評不過是用攻擊議會來開開玩笑的話，那麼現在是時候用不留情面的審慎思考來取代他們的個人政見了。毫無疑問，以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與客觀而有騎士風範的對手論辯，這一定是十分愉悅的——這樣的對手也一定存在。然而，若要對另外一類人也表現出尊重——即他們依恃自己的地位不停地將其他人（包括本文作者在內）毀謗為「政治煽動家」、「非德國人」或「外國的代理人」——則恐與德國人的真誠相悖。這些人之中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大多是以真誠的心態參與其間的，恐怕就是所有這些極端做法中最令人羞恥的部分了。

有人曾說，現在還不到攪起國內政治問題的時候，因為我們還有其它的事情應當做。但是「我們」？——什麼叫我們？設想一下那些呆在國內的人，他們應當做什麼呢？破口大罵敵人嗎？這可打不贏仗啊。前線的戰士可不是這樣做的，而且那些離戰壕越遠的人就罵的越激烈，這可配不上一個驕傲民族的所作所為呀！或者是否應該大搞各種演講和決議呢？來鼓吹：必須佔盡所有疆土，「我們」才能算歸於和平？對此我不得不提醒的是：假如為德國征戰的軍隊認為：「『我們』用鮮血贏回來的東西一定還屬於德國」，那麼呆在國內的「我們」就仍然有權利在此說一句，「當心，你們所作的可能是政治上魯莽的行徑」；但假使他們無論如何都堅持己見的話，「我們」也只能保持緘默。然而，我仍於心難忍（純粹只從一個人的角度來說）而且這也是大挫士氣的，即在國內的「我們」居然毫不遲疑地宣揚：「（正如一再發生的那樣）如果沒能實現「我們」所設定的這個或那個戰爭目標的話，則你們過去所流的血就是白流了。」——以此使戰士們誤識了他們所真正應當慶賀的成就。與其這樣，還不如直接向他們灌輸說，德國人正在為自身的生命而戰，面臨著由黑人、格卡斯人（Ghurkas）和各式各樣從世界各地的藏身地彙集起來的一支野蠻人軍隊的攻擊，而且他們就聚集在德國的邊境線上，待一舉摧毀這個國家——這樣一說人人都懂，而且還有助於我們保持團結一致。可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們卻不這樣，而是通過臆想構造出五花八門的「觀念」作為（在他們看來的）前線將士們拋頭顱、灑熱血的目的。我絕對不相信，這虛妄的舉動減輕了我們的任何一位戰士身上所負擔著的哪怕一絲一毫重擔；而這種舉動對於客觀的政治論辯卻是危害甚巨的。

依我看來，在國內的我們之首要職責，便是確保戰士們歸來後看到他們已有可能選舉自己的代表並且通過這些代表來重構他們所奮力保護下來的這個德國。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清除在目前的安排中仍阻礙著這一目標實現的那些障礙。以便一俟他們歸來，就可投入重建國家，而不必從頭再與這些障礙作無謂之戰鬥。而任憑人們怎麼詭辯，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即唯一能達此目標的手段便是票選制和議會的力量。一些人嚴肅地聲稱，一個「未徵詢士兵們意見」的改革就一定沒有可能（歷史上首次）賦予士兵們以決定性的共同決議權；然而這些人既不誠實而且說的並不中肯。

人們還說，任何對我們國內政治安排的抨擊無異於直接往敵人手上送武器。過去，我們曾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打口水戰打了二十年，直到一切已為時太晚。那麼現在，我們還想以這種爭吵來把什麼東西再拱手讓給外國呢？我們的敵人恐怕會暗自慶幸吧，假如我們的這箇舊的、致命的毛病反覆犯的話。那麼就是在此時此刻，當大戰（the Great War，指一戰）又一次來到了可能訴諸外交解決的階段，也正是到了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不使自己重蹈覆轍的時候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並沒有看到任何這樣發展的跡象。我們的敵人們知道、或即將知道，德國的民主決不會接受不好的條件而議和——除非德國的民主想葬送掉自己的未來。如果有誰是真心認定，任何一種形式的獨裁統治的兀自推行比國家的一切政治利益都更重要的話，我想請他公開出來承認。沒人能證明他是錯的。但誰也不要告訴我們什麼「西歐」的國家觀與「德國的」國家觀乃是截然對立的這種無聊話。在我們眼下正面臨的、關於如何確定「國家意志」這些基本的且技術性的問題上，其實一個大國只有有限（而非無限）的一些形式可以選擇。對於一個做事客觀的政治家而言，在特定時期，他的國家應呈現為何種形式才最有效，這乃是一個應根據國家當時所面臨的政治任務來加以判斷的事實問題。只有那些令人遺憾地對德意志人民 的獨立和堅強缺乏信心的人，才會相信，如果我們也想利用其他民族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治國機制的話，我們就必須對本民族的核心性格進行質疑。事實與此相差甚遠，既不是議會統治與德國的歷史難以融合，也不是說凡是反議會統治的治理系統都是專屬於德國的。客觀大環境的強迫性會確使在議會統治下的德國看上去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儘管如此，也正是知識分子的政治、而不是客觀性的政治才把「議會治理」轉變成了一個不帶有民族性的客體。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一種真正能植根於德國的新型議會秩序是否會出現。它既可能遭到右派的破壞，也有可能被左派所拋棄。是的，這後一種情況也有可能發生。毫無疑問，民族的生存乃優先的利益，甚至優先於民主或者議會之治。但假如說議會制失敗了，並且舊體系的復辟將隨之而來的話，那麼這些後果也的確會是影響深遠的。即便到那時候，人們自然也能找到理由為自己是一個德國人而讚美命運——然而我們最終將不得不棄絕一切對於德國未來的偉大期冀，就算前方有可貴的「和平」在等待著我們。

我本人，約三十年前投過保守黨的票，後來改投民主黨的票；曾斷斷續續為…… 撰寫過一卷文章，目前在為自由派的報紙寫文章 ，我這人不是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活躍的政客（politician）。然而為預防起見，這裡有必要聲明，此人與任何一位德國政治家（statesmen）都不存在任何一種關聯。我有十足的把握認定，沒有一個黨派，包括左翼黨在內，願拿我所必須講出來的這些東西來介紹自己（尤其是後面第四部分要談到的對我個人至關重要的那些東西），因為各個政黨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是全然一致的。而我之所以選擇了這種政治立場，是因為不久前，我在近幾十年的經驗里看到了我們迄今援用的這種政治機制和與確定國家意志的方式將註定使德國政策走向失敗，無論它設定的是哪種目標。我同樣確信，如果我們的政治安排不做改變的話，這種失敗的結果必將在未來不斷重複上演。而且一旦處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為，能夠由輪番崛起的軍事統帥來一次次以武力手段帶我們走出政治危機（用難以想像的民族犧牲作為代價）的可能性也幾乎不存在。改變治國之術本身，並不能為一個民族賦予活力、幸福和地位。進行技術上的變革，只是在為民族的前行之路清除障礙物，因而僅僅是為了達到目的的手段。有人可能會對我們如此強調（在要求刻意進行自我剋制的條件下討論）有關市民生活（ｃｉｖｉｌｌｉｆｅ）的嚴肅問題，卻不討論現在面臨著的偉大的、實質性的文化問題而感到遺憾。但是這就是事實。

概括地講，這就是最近幾十年來的政治教會我們的東西。具體一點說，一位具備世所罕見之素質與能力的官員最近已徹底無法為國家提供領導力了 ，這在我看來正是對那些事件發生前，我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之觀點的佐證。如果誰還沒能被這些經驗證據說服的話，那麼他再不可能被任何證據說服了。在考慮政府治理的技術問題時，政客會根據未來幾代人的立場來思考。而我這篇即興小文的目的，卻完全地、直接地主張「服從於當下」。之所以耽擱了很久，未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的意見以現在的形式將此文公開出版，一是因為其他一些事佔用了我的時間，二是因為自１１月起在印刷上出現的常見的技術困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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