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規則、核心組織與神廟網路——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吉隆坡安溪人社群的形塑途徑（一）

自從1857年吉隆坡開埠，以葉亞來為首的惠州客家和以葉觀盛為首的廣府（台山赤溪）客家成為當地主要的華人社群。

1884年，英國在吉隆坡的殖民政府為了吸引更多資本的進入，便改變原來客家人一支獨大的現狀，有意將原來客家人獨享的餉碼承包權轉讓給來自檳城的福建人。在遭到惠州人和廣府人的反對後，即讓福建人、惠州人和廣府人一起承包。福建人隨即大量進入吉隆坡，很快成為第三大華人社群。

時至今日，大馬半島稱閩南話為福建話，操閩南話者則稱之為福建人。而在吉隆坡，不僅有操閩南話者，而且操莆田話、福清話、福州話等福建省方言的群體也為數不少，從而形成了吉隆坡的福建人則專指福建省人，行政區劃在這裡比方言更具有現實意義。

這與早期馬六甲和檳城華人社會的方言認同有很大的不同。形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因素，在於惠州和廣府的客家人在人數上占吉隆坡華人總數的絕大部分，福建省人僅佔19%左右，是處於較為弱勢的華人次生社群。

而以惠、廣兩府的客家人為首的次生社群，通過吉隆坡廣東義山而將潮州人、海南人納入廣東省人社群內，並成功地以此為基礎在1939年形成雪蘭莪廣東會館。

相對於以廣東省為社群界限的廣東人，雪蘭莪福建會館就成為最早成立的省級會館，通過行政區劃的區別，福建省人形成相對於廣東省人和廣西省人的一個省級社群。

自從麥留芳先生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方言群認同」的觀點後，最近三十年來的大馬華人研究基本上是在這個框架下進行的，並且取得很大成績。學者多關注方言群，福建、廣府、客家、潮州、海南五大方言群，形成對新馬華人的基本認知。

但隨著英吉殖民政府對大馬半島腹地的殖民統治不斷深入，華人也大量進入，新的聚居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由於不同聚居點方言群人數的多寡，這些新的地域性的華人社會的形塑過程和模式千差萬別，遠非方言群認同一種模式可以解釋。而這些恰恰是現代新馬華人研究所忽視的薄弱環節。

因此，加強對方言群內部華人次生社群的研究，方能理解為何在進入20世紀後，方言群認同逐漸讓位給行政區劃所代表的籍貫認同。在吉隆坡福建省人中，以縣份籍貫來計，安溪人的人數在20世紀30年代居於福建省各縣份人的首位。

由於1957年馬來亞獨立，對大馬半島華人政治認同產生深刻的影響，故本文以吉隆坡福建省人中人數最多的安溪人社群為例，來透視19世紀末到1957年間吉隆坡縣份籍貫社群的形塑途徑，為大馬華人移民社會建構途徑的研究提供個案經驗。

一

鄉里意識：吉隆坡安溪人的認同規則

一個人到異國他鄉，用什麼方式去尋找群體的力量和保護？一般認為，早期皆以方言群作為認同依據，而形成團體以獲得保護。這已經成為基本共識。

社會學家認為：「共同的風俗和共同的信仰，它們滲透在一族人民的成員之中，對其生活的統一和和平至關重要。」在早期華人人數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同一方言的人群容易有親近感，且易溝通。

相比之下，非同一方言的人群，則往往難以有效交流。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大馬半島不同地域的華人人數逐漸增多，同一方言群內部也因地域不同而有口音的差異，方言認同就逐漸讓位於籍貫認同。

籍貫認同是建立在行政區劃的基礎之上的。面對不同人群，華人所採取的認同標準是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講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指中國社會結構是以人倫為基石，以己為中心，推出與自己產生社會關係的人群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

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關係，每個人在不同時間、地點所動用的圈子也是不同的。「差序格局」超越規則的束縛和一切制度化的秩序，成為人們處理社會關係的根本準則。

南下馬來亞的華人多數單槍匹馬，最容易依據的認同層次就是建立在共同方言基礎上的「同鄉」。由於方言群在語言和風俗上有諸多差異，因此在缺乏了解和無法溝通的情況下，他們自然就以方言群為劃分方式，組成各自的群體。正因如此，籍貫意識成為中國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它因人口流動而加深加固。那些南洋華人，更因遠離故土，而愈加鞏固籍貫意識。

作為重要的地緣因素，建立在不同層次的籍貫觀念上的「同鄉」就成為人際交往和獲取心理歸屬感的重要途徑。籍貫帶有強烈的層次感，不同的層次適用於不同的環境，體現出一種地域上的「差序格局」觀。安溪人的「差序格局」觀如下圖所示。

因籍貫意識的影響，由省府（州）縣行政區劃，再到鄉都（里）村（社）等不同層次的賦役組織，安溪人在不同情境下又可以從鄉里意識出發形成或大或小的次生社群。

從安溪人的立場來看，面對馬來人和印度人的時候，他們所持身份是華人；在面對潮州人、廣府人或海南人的時候，他們的身份是福建人；在面對漳州人、福州人或興化人的時候，他們的身份是泉州人；在面對南安人、晉江人的時候，他們的身份才是安溪人。

這就是上圖所凸顯出來的安溪人面對不同人群時認同的層次性，而這種層次性皆基於由行政區划到賦役組織所形成的鄉里意識。

在福建，山嶺重疊，河流交錯，地形複雜，在古代造成交通不便，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社區，如福建複雜的方言片和民俗中常見的「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的現象。

不僅閩粵之間有很大的文化差別，同為福佬人的泉州府和漳州府，乃至同為泉州府中的晉江、南安、安溪、同安諸縣，以及同為漳州府中的龍溪、南靖、平和、詔安諸縣，都有一定的文化差異。

比如，永春、泉州、漳州雖然都屬於閩南語系，但是各有自己的發音特色。而同屬於泉州內部縣份，閩南語也有差異。甚至在安溪縣內，安溪方言也形成兩大區域。

安溪地域大，境內多山。閩中戴雲山支脈延伸到縣西北部，成為晉江和九龍江的分水嶺。這對安溪縣方言區域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晉江水系區域的方言接近於泉州話；九龍江水系區域的方言則接近於漳州話。據此，安溪縣可分為兩大水系方言區。但各方言區又有所差異，大體可分為八片。

不僅是方言，而且民俗文化也不相同，不同縣份信仰的神靈各有差異，比如安溪縣祭祀清水祖師，這與永春縣祭祀法主公、南安縣多祭祀廣澤尊王是大不相同的，這種差異是和籍貫緊密相連的。馬來半島華人廟宇祭祀的主神也反映出早期建廟信眾的某些籍貫特徵。

在馬來半島泉州社群內部並未有明顯的次生縣份社群的衝突，這主要是由於泉州社群比較抱團。但事實上，這種區域內部的認同差異也是存在的。

王明珂在研究羌族的過程中，發現「一截罵一截」的族群結構。以一個外來者的觀點來看，這每一「截」的村寨人群在經濟生業、聚落形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十分類似，但是在當地人眼中，卻呈現出「漢」與「藏」之間一截一截的連續過渡變化。每一「截」之間的微小不同，都成為區分彼此認同的出發點。

與此類似，安溪人雖然屬於閩南語系的泉州府管轄，但是在泉州府內部，晉江、惠安和南安通稱為「三邑人」，又被稱為「頂郊人」，原因在於三縣都和泉州府城緊密相連。與府城沒有接壤的同安人、安溪人是被排斥的。這種泉州府內部的縣份社群衝突在晚清資源緊張的台北艋舺地區表現出來。

所幸馬來半島各地華人聚居的情況千差萬別，泉州人居主流的地區並不多見，泉州府下轄的晉江人、惠安人等社群在馬來半島又不佔主流，加之安溪人和永春人等在行業上又沒有類似台北艋舺地區那樣的競爭，所以泉州內部社群沒有表現出那麼激烈的械鬥，但「一截罵一截」的內部歧視認同依然存在，這也成為吉隆坡安溪人自我認同的一個方面。

飲食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安溪縣的名產，就是安溪縣人津津樂道的鄉里文化符號。清溪老酒、安溪鐵觀音茶、縣內暗香、尾寮冬瓜仔、後垵柿棵、後刈番薯、虞都白菜、湖頭米糕、內山冬筍、蓮兜尾豆乾等等，是安溪縣境內典型的地方物產。

對於常年僑居南洋的安溪人來說，「邑僑隨時隨地，都會想念『故鄉食物好』的思想，倘僑生們聽父兄講述『食物在祖國』的故事，大可以鼓勵他們對故鄉的觀念，和愛護故鄉的一切」。

安溪的風景，在安溪人心目中，也是最美好的。經過文人之手總結的「清溪八景」，更是第一代吉隆坡安溪人文化記憶中的「地景」符號。時人有云：「鳳麓春陰，葛盤坐釣，南市酒家，蘆瀨行舟，龍津夜月，薛坂曉霞，東臬魚舍，閬岩夕照，為清溪之八景者，猶時時蕩漾我腦海，舒展我眼帘。」

20世紀上半葉僑居雪蘭莪的安溪人，多為在故鄉長大後南下馬來的第一代，安溪縣的方言、物產、景物，塑造了他們的童年記憶，成為形塑吉隆坡安溪人社群鄉里意識的基礎。

二

雪蘭莪安溪會館：吉隆坡安溪人的核心組織

會館是中國傳統的籍貫觀念的體現。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認為，「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場所。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公立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指明了會館的同籍貫特徵。顧名思義，雪蘭莪安溪會館就是雪蘭莪安溪縣籍貫鄉親的同鄉組織。

早期雪蘭莪州安溪人的人數到底有多少，這是無從查考的。原因在於安溪人操閩南語，就是所謂福建話，在英國人的人口數據調查里，安溪人是作為福建人的一部分而被統計的。

據英殖民者統計，1891年雪蘭莪州僅有福建人4524人，但到了1901年則激增為30 507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20年內，雪蘭莪州的福建人的數量急劇增長。到1911年，僅吉隆坡就有福建人（即操閩南話者）12 448人，興化人有3554人，福州人有1383人。安溪人的數量無從查考。

幸運的是，管理吉隆坡福建義山的雪隆福建會館，還保留有20世紀30年代的義山收據，對其中1930—1939年的義山收據加以統計，安溪人佔32.68%，南安人佔16.88%，永春人佔12.34%。這是在吉隆坡福建人占前三位的縣份社群。

人數居于吉隆坡福建人第三位的永春人，由於經商于吉隆坡甘榜峇魯一帶的惹蘭禧、惹蘭甘文丁、惹蘭葉亞沙和惹蘭多拉三美，這四條街道住有一百多戶永春人，當時就有新永春之稱。而雪蘭莪福建會館早期會長皆為永春人，董事也多為永春人，沒有安溪人董事。

筆者推測，這是因為在吉隆坡地區，安溪人多數分布在東北的安邦和東南的加影，各自在當地經營，而未能進入吉隆坡城區發展，這就造成雪蘭莪福建會館早期沒有安溪人董事的現象。

雪蘭莪安溪會館的建立緣起，「發軔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秋，其時我邑僑旅居於馬來亞者，為數眾多，僅就中馬一隅而論，有數萬人；因缺乏組織，致彼此無由聯絡，感情疏遠，偶有相遇，竟同陌路，遑論親愛互助之表現。吉隆坡邑賢許志雄、溫紹耕、官國淼、胡天來、傅侯專……等有鑒及此，乃發起組織本會，設籌備處於吧剎口土產倶樂部。創立規模，僦居館舍，請准立案，遂成告立，命名為雪蘭莪安溪會館」。

在二戰以前，「凡吾邑僑出入境手續，或因婚姻、田產、債務等糾紛，或於同僑間發生爭執，向本館申請協助者，無不樂於接受。仲裁委員會，處事力求公平，毋枉毋縱，在雙方禮讓之下，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維護邑僑情感，消除爭執意見，節省精神物質，服務邑僑，收穫甚大」。

由此可知，雪蘭莪安溪會館成立的宗旨，即團結同鄉，互相扶助，化解糾紛，這是早期海外華人會館所共有的功能。

理論上，只要是居住在雪蘭莪州的安溪人皆可以加入雪蘭莪安溪會館，成為會員，《雪蘭莪安溪會館章程》規定：「入會資格：凡旅居馬來亞之安溪邑僑部分性別年齡在16歲以上者，品行端正，職業正當，贊成本會館章程，均得加入本會館為會員。」

事實上，並非全部安溪人都加入雪蘭莪安溪會館而成為會員。在雪蘭莪安溪會館創建25年後，會員只有兩千多人。不僅雪蘭莪州內的安溪人加入會館，而且遠在馬六甲，柔佛州的麻坡、居鑾，森美蘭州的芙蓉，彭亨州文冬、勞勿、立卑、文德甲、直涼等處，甚至新加坡也有安溪邑僑加入。

從其1954年的會員名錄中的職業來看，不僅各種行業的商人加入，而且教員、農民、司機、工人，甚至做家務的婦女也加入為會員，可見會館會員覆蓋職業之普遍。

會館的重要作用，在於會館領袖的集群作用。這些會館領袖多為事業有成的商人，在當時南洋社會以財富為社會地位標誌的時代，這些商人被日本人稱為「有力者」，也就是說掌握著社會資源和社會權力。

第一、二任會長傅侯專的事迹文獻，筆者無緣見到。第三、六任會長劉治國，據有關文獻敘述，他在國內長大後，與鄰里下南洋來到吉隆坡，先是作店佣，而後自立豐美號于吉隆坡之加影，開錫礦，種樹膠，創建加影育華學校、加影福建公所和義山、吉隆坡實業公所和加影商務公所，皆為總理。但是他始終未進入雪蘭莪福建會館。

第七任會長官光厚，1865年生於安溪縣。有關官光厚的傳記寫道：「時值清末，國家衰敗，民生凋敝。先生3歲喪父，家貧莫能學，相長則事耕耘。曾學藝冶鐵，辨色而興，丙夜方寢。作肩挑小販往來於安泉之間，肩百六十鈞，日走百餘里，博微利以養母。年三十（1904年）南渡至馬來亞吉隆坡為錫礦工，繼當墾殖園園工，因勤奮誠實屢冠儕輩，得主人嘉勉並厚其酬，乃積資市園五畝於加影，事業漸興。遂種蔬果，置牛車、傭工辦礦場，建房屋鐵路，獲利益豐。始植橡樹，啟山林，辟榛莽，露宿星行，極人世艱辛無不嘗，因得橡園千餘畝，得以賃殖雄於馬來半島。」

可見，早期下南洋的安溪人大多階層低下，從底層艱辛奮鬥而致富，但由於吉隆坡附近錫礦多在安邦和加影，這就使早期安溪人多在安邦和加影經營，而無由進入市區，也無實力進入福建會館。

但在1929年安溪會館建立後，安溪會館領袖就逐漸進入吉隆坡的華人社會的中心，成為吉隆坡福建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未完待續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歷史與考古出版中心副編審；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5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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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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