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

楊天石，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37年的淞滬之戰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規模巨大，作戰最烈的一次戰爭，時間長達三個月，日方動員兵力約25萬人，中方動員兵力約75萬人，其後的南京之戰實際上是它的尾聲。兩次戰爭時間相連，地區相連，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戰役的兩個不同階段。

一　蔣介石決定拒和、應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長期對日本採取妥協退讓政策；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細，方針難定，日記云：「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將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軍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戰」，同時電復北平市長秦德純等，「應先具必戰與犧牲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懈，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

當時，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因此，在國民政府內外，都有一部分人積極主和，或者設法推遲大戰時間。在國民政府內部，以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永昌為代表。他認為，中日空軍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戰準備至少尚須六個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16日，徐致電閻錫山，「請為和平運動」。18日，通過魏道明轉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在能容忍的情勢下，總向和平途徑為上計」。何應欽同意徐永昌的意見，建議徐向時在廬山的蔣介石陳述。21日，徐永昌致函蔣介石稱：「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蓋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最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後日本系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 24日，他又向蔣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難挨的事。」

在知識階層中，胡適、蔣孟麟等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為此，胡適兩次面見蔣介石。7月30日，他向蔣提出，「外交路線不可斷」。8月5日，他向蔣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8月6日，胡適要求在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蔣介石的書面建議中提出：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胡適希望經過努力，能在中日間維持50年的和平。

和戰是攸關國家命運、前途的大計，蔣介石不能沒有矛盾。7月10日，蔣介石認為，日軍挑釁，意在奪權盧溝橋，「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12日，蔣介石得知日本關東軍已到天津，內閣宣言動員全國政界與產業界擁護閣議，感到「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當日下午，與汪精衛商談時局。同日晚，蔣介石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作持久戰，嚴令制止與日方的妥協行為。16日，蔣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應戰宣言》。該《宣言》空前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但是，對於這份宣言應否發表，何時發表，眾議不一，蔣介石自己也猶豫不定。16日日記云：「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 17日日記云：「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戰禍乎？」「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 19日，蔣介石決定排除阻力，公開發表《應戰宣言》，「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日記云：「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當日決定核發戰鬥序列。為了減少這份《宣言》的衝擊力，他將之改稱為「談話」。

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宣言

廬山談話的措辭空前激烈，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下決心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所以同時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此後，隨著日本軍事行動的擴展，蔣介石的抗戰決心逐漸堅決。27日，日軍全面進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蔣介石日記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願由一身負之。」 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長江沿岸近三萬日本僑民撤離，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跡象。同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淪陷。蔣介石感覺到，再不抗戰，必將遭致全國反對。其日記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蔣介石認為：中國方面可謂完全沒有組織與準備，弱點很多，「以此應戰，危險實大」，但日本「橫暴」，「虛弱」，「以理度之，不難制勝」，「為民族之人格與振興民之族精神，自有轉危為安，因禍得福之機」。7日，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會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準備情形，提出第一期擬動員100萬人投入作戰，其中，冀、魯、豫方面約60萬人，熱、察、綏方面約15萬人，閩粵方面約15萬人，江浙方面約10萬人，可見，當時尚未將上海地區視為主戰場。何陳述的困難有財政開支擴大，槍械、子彈勉強可供六個月之需，防禦工事未完成，空軍機械不足等。蔣介石在談話中對胡適主張頗有譏刺，參謀總長程潛甚至指責胡適為「漢奸」。會議決定「積極抗戰與備戰」。通過此次會議，抗戰遂被正式確定為國策。

當時，蔣介石估計中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戰期大約一年，而且估計「對外戰爭易於內戰」。

二　中國軍隊力圖「先發制人」，但攻堅戰未能取勝

上海處於東海之濱，距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不過300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隊」維持秩序，而日軍則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吳淞、江灣、閘北等地駐兵，建立據點。為防止日軍自上海入侵，南京國民政府於1934年起密令修築上海周邊工事，在吳縣、常熟等地，利用陽澄湖、澱山湖構築主陣地——吳福（蘇州—福山）線，在江陰、無錫之間構筑後方陣地——錫澄線，同時在乍浦與嘉興之間興建乍嘉線，以與吳福線相連。其後，又在龍華、徐家匯、江灣、大場等地構築包圍攻擊陣地，並且擬有《掃蕩上海日軍據點計劃》。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介石為加強上海防務，接受何應欽推薦，任命張治中為京滬警備司令。張受命後，即命所部化裝為保安隊入駐上海虹橋機場等處。7月30日，張治中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況異常，「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蔣介石同意張治中的設想，複電稱：「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

日本海軍積極主張向華中地區擴張。7月16日，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向日本海軍軍令部報告：局限戰將有利於中國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戰困難，「為制中國於死命，須以控制上海、南京為要著」。8月7日，米內海軍大臣建議杉山元陸軍大臣向內閣提出，為保護青島和上海日僑，應迅速準備派遣陸軍赴華。次日，長谷川清得到指示，為因應事態擴大，實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攜帶士兵齋藤要藏，以汽車沖入虹橋機場，開槍射擊中國保安部隊，中國保安隊當即還擊，將大山等二人擊斃。日軍乘機在上海集中兵艦，以陸戰隊登陸，要求中國方面撤退保安隊，拆除防禦工事。海軍中央部通知第三艦隊稱，除武力外，別無解決辦法，將在陸軍動員之後20天開始攻擊。10日，日本內閣會議同意派遣陸軍。長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艦隊開赴上海。12日，陸軍省決定動員30萬兵力分赴上海與青島。

保安隊是上海地區僅有的中國部隊。蔣介石認為，撤退保安隊，上海將與北平一樣為日軍佔領，決定拒絕日方要求，同時下令準備作戰。11日，蔣介石得悉日艦集中滬濱，決定封鎖吳淞口。同日，命張治中將所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八十八師孫元良兩師自蘇州等地推進至上海圍攻線，準備掃蕩在吳淞和上海的日軍，拔除其據點。當時，日本在上海的海軍特別陸戰隊總兵力不超過5000人。12日，國民黨中常會秘密決定，自本日起，全國進入戰時狀態。何應欽在會上表示：「和平已經絕望」，「如果他稍有動作，就要打他，否則，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難了」。

張治中原定於13日拂曉前開始攻擊，但蔣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國駐華使節等方面正在調停，要張「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同日上午9時15分，日本陸戰隊水兵衝出租界，射擊守衛橫浜路東寶興路段的中國保安隊，中國軍隊還擊。10點半，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中國軍隊與日軍發生小衝突。同日黃昏，八字橋附近日軍炮擊中國軍隊，中國軍隊以迫擊炮還擊。日軍並以坦克掩護步兵攻擊八十七師陣地，日艦連續炮擊上海市中心。14日拂曉，張治中奉蔣介石令，發起總攻。同日，中國空軍出動，轟炸日第三艦隊旗艦及在虹口的海軍陸戰隊本部。淞滬之戰爆發，意味著中國在華北之外，又開闢了第二戰場，名副其實地進入「全面抗戰」。很快，淞滬戰場就成了中國對日作戰的主戰場。

淞滬會戰紀念碑

戰爭初起，中國方面以優勢兵力進攻日軍在滬各據點，雙方在上海虹口、楊樹浦等處進行巷戰。15日至18日之間，中國軍隊進展至閘北、虹口、楊樹浦之線。20日夜，推進至匯山碼頭，將日軍壓迫至黃埔江左岸狹隘地區，同時包圍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等據點。但是，日軍在上海的據點大都以鋼筋、水泥建成，異常堅固。8月17日，張治中向蔣介石報告說：「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這種攻堅戰要求中國軍隊必須配備相應的重武器。張治中報告說：「本日我炮兵射擊甚為進步，命中頗佳，但因目標堅固，未得預期成果。如對日司令部一帶各目標命中甚多，因無燒夷彈，終不能毀壞。」僅有的三門榴彈炮，一門因射擊激烈，膛線受損；一門膛炸；一門不能射擊。這種情況，自然無法克敵制勝。

中國軍隊當時是否完全缺乏攻堅武器呢？並非。關鍵在於何應欽沒有想到，蔣介石也沒有想到。11月20日，蔣介石檢討說：「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部長未將所有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余想到戰車與平射炮，催促使用，則已過其時，敵正式陸軍，已在虯江碼頭與吳淞登陸矣。敬之（指何應欽——筆者）誤事誤國，實非淺尠。」

蔣介石對張治中的指揮不滿意。8月20日，陳誠向蔣介石提出，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蔣介石對陳誠的這一戰略思想沒有表示肯定或否定，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軍事委員會將江蘇南部及浙江劃為第三戰區，蔣介石兼任司令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司令。張治中被任命為淞滬圍攻區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被任命為杭州灣北岸守備區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守衛上海左翼浦東。這些舉措，說明蔣介石開始重視上海戰場，但是，蔣當時還沒有在上海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對這次戰爭的艱難與嚴酷也還缺乏認識。當日日記云：「本日滬戰頗有進展，南口陣地已固，此心略安。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判斷情報，倭寇陸海軍意見紛〔分〕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也。」次日，日本拒絕英國調停，蔣介石感到事態嚴重，「憂心倍增」。22日，蔣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團軍，以陳誠為總司令，守衛上海右翼長江江岸。

三　日本陸、海、空軍協同，中國反登陸戰失利

日軍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續進攻，必須通過海上的遠距離運輸，將軍隊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國戰場。中國海軍的軍力本極有限，艦艇在戰爭開始時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長江，封鎖航道，已經沒有和日艦進行海上作戰的能力；空軍能作戰的飛機不過180餘架，不足以從空中遏制日本運兵艦艇的航行。中國軍隊所能進行的只有反登陸，在海岸及相關縱深據點布置軍隊，阻遏日軍，但是，中國方面又未予以足夠重視，守衛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為討伐中國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之地步。」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率領第三、第十一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協助海軍，掃蕩、殲滅上海附近的中國軍隊，佔領上海。17日，日本閣議決定：「放棄以往所採取之不擴大方針，採取戰時態勢上所需要之各種準備對策」。22日，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師團到達上海東南的馬鞍群島。23日，日軍第十一師團在30餘艘軍艦密集炮火的掩護下，於長江南岸川沙口強行登陸，佔領川沙鎮，第三師團在吳淞鐵路碼頭登陸，進攻上海北部的吳淞、寶山等地。據中國方面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長史說回憶：「在23日拂曉以後，日空軍開始猛烈轟炸，使我援軍不能接近，日海軍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軍登陸。我沿長江岸守備的第五十六師和沿黃埔江口守備的上海市保安總團，兵力薄弱，日陸軍登陸成功。」

日軍登陸後，中國方面力圖阻止敵人向縱深發展。張治中在敵機猛炸下騎自行車趕赴前線，一面任命王敬久為淞滬前敵指揮官，指揮部隊固守原陣地，一面抽調第十一師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陸之敵。雙方在羅店等地激戰。中國軍隊向日軍發動數次猛攻，雖有進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衛羅店的中國軍隊傷亡過半，日軍第十一師團佔領羅店。31日，日軍第三師團攻佔吳淞鎮。9月1日，日軍精銳部隊久留米第12師團等三個師團到達上海，實力大增，向中國軍隊發動全線攻擊。9月5日，日軍以優勢兵力及戰車、炮艦、飛機聯合進攻，中國第十八軍第九十八師姚子青營奮力抗戰，激戰至第二日，全營官兵壯烈犧牲。蘊藻浜沿河之戰，「雙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謂流血成河，顯系實在景況」。據陳誠報告，該部自8月22日參戰，至9月7日，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這五個師即傷亡官兵9039名，第六師吳淞一役，即傷亡過半。「大部受敵飛機、大炮轟炸，人槍並毀。」其三十六團第二連，守衛火藥庫，「死守不退，致全部轟埋土中。」

由於江岸地形有利於日本陸海空軍協同作戰，日軍又源源增援，中國軍隊為減少損失，只能主動退守。史說回憶說：「日軍在長江沿岸及黃埔江沿岸繼續登陸，與我軍一個點一個點地爭奪，往往日軍白晝佔去，夜間我又奪回。」「在日軍艦炮火下，傷亡慘重，往往一個部隊，不到幾天就傷亡殆盡地換下來了。我親眼看見教導總隊那個團，整整齊齊地上去，下來時，只剩下幾付伙食擔子。」 9月10日，第十五集團軍右翼陣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團軍奉命向北站、江灣等地轉移。

反登陸戰爭失利，日軍後續部隊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島調來的日軍天谷支隊進入月浦鎮。12日，由華北方面軍轉調的後備步兵十個大隊陸續抵達上海戰場。14日，自台灣調來的重藤支隊登陸。中國軍隊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

四　為維護中蘇交通線，蔣介石決定吸引日軍改變主戰場

為配合外交鬥爭，蔣介石決定堅守上海。9月11日以後，中國軍隊轉入頑強的守衛戰。

作為淞滬戰場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國軍隊的不利態勢。8月28日，羅店失陷，蔣介石日記云：「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乃動搖矣。」31日，吳淞失守，蔣介石再次在日記中表示：「我軍轉入被動地位矣。」在這一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將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記云：「戰略應盡其全力貫注一點，使敵進退維谷，以達我持久抗戰之目的。」「敵之弱點，以支戰場為主戰場，故其對華戰爭全在消極，且立於被動地位，故我如處置得策，不難曠日持久，使敵愈進愈窮也。」這則記述說明，儘管上海戰場形勢不利，但蔣介石決定「全力貫注一點」，在上海長期拖住日軍。其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作戰組長劉斐等向蔣提出，淞滬會戰應「適可而止」，部隊應及時向吳福線國防工事轉移。蔣介石一度接受這一意見，下令執行，但第二天又決定收回命令。同月14日蔣介石記日云：「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抗戰乎？」兩種方案，前者意味著在上海和日軍決出勝負，後者意味著向吳福線轉移。這則日記，說明蔣對自己的戰略決定有過猶疑。但是，這一時期，蔣從全國各地抽調的部隊正陸續到達淞滬戰場，因此，蔣仍然決定長期堅守上海。其日記云：「各部死傷大半，已覺筋疲力盡，若不支撐到底，何以懾服倭寇，完成使命也？」 16、17日，日軍發動總攻擊，中方陣地動搖，前線指揮官向蔣要求撤退，蔣嚴令死守，並親往崑山督師。21日，蔣介石調整部署，將中國軍隊分為右翼、中央、左翼三個作戰軍。右翼軍以張發奎為總司令，下轄第八、第十兩個集團軍；中央軍以朱紹良代替張治中為總司令，下轄第九集團軍；左翼軍總司令陳誠，下轄第十五、第十九兩個集團軍。

當時，中蘇之間的槍械、彈藥有兩條運輸線。一條是經外蒙古、內蒙古、山西大同至內地，一條經新疆、甘肅、山西，連接隴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蔣介石極為震痛。14日日記云：「閻之罪惡甚於宋之〔失〕平津，其為無膽識，一至於此，實為夢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對於蘇俄之運貨交通更生困難矣。」當日，蔣介石向自己提問道：「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抵抗乎？」 25日，蔣介石得悉平漢線中國軍隊潰退，河北滄州不守，估計日軍將進攻河南鄭州，中俄之間的第二條聯絡線有可能截斷，決定加強上海戰場，吸引日軍主力。27日，蔣介石決定四項抗敵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二、擊其一點；三、持久；四、由晉出擊。」 10月8日，蔣介石決定調驍勇善戰的桂軍加入上海戰場。10月15日日記云：「相持半年，遲至明年三月，倭國若無內亂，必有外患，須忍之。」17日，蔣介石到蘇州督師。次日，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場發動總反攻。

蔣介石之所以決定堅守上海，一是為了減輕華北戰場的壓力，維護中蘇交通線，同時也是為了配合外交鬥爭，爭取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較好的影響。《九國公約》簽署於1922年2月，其簽字國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國。該條約表示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強調各國在華機會均等與中國的門戶開放。盧溝橋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國聯申訴，要求「譴責日本是侵略者」。國聯沒有採納中國的要求，提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10月16日，比利時向有關19國發出邀請，初定同月3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希望通過該次會議，「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並促使英、美允俄參戰」。因此，蔣希望在該會召開之前，上海戰場能有較好的戰績，至少，要能堅守上海。據唐生智回憶，蔣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同月22日，蔣介石通電全軍將士，說明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全體將士「尤當特別努力，加倍奮勵」，「於此時機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國際地位與友邦同情」。為此，蔣介石向全國各地普遍調兵。24日，蔣致電龍雲，詢問滇軍出發各部到達何處，要龍命令該軍「兼程急進，望能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初到滬參戰」，急圖在會前有所表現的企圖躍然欲出。

日本政府採取對應措施，不斷從華北、東北及國內向上海戰場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衛、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相廣田會議，通過《中日戰爭處理綱要》，決定發動十月攻勢，擴大華北和華中戰局，將中國軍隊分別驅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戰協定規定區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議和，結束戰爭。此後，上海戰場日軍參戰兵力超過華北，達九個師團，20萬人以上。17日，日本陸軍省限令上海作戰部隊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前攻克閘北、南翔、嘉定一帶。

雙方既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較量，戰場上的拼殺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廣西增援部隊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率部到滬，向蘊藻浜沿河之敵發起全線反攻。桂軍作戰勇敢，但武器落後，缺乏與現代化武裝的日軍作戰經驗，未能挽救危局。22日蔣介石日記云：「滬局以桂軍挫敗頓形動搖。滿擬以桂軍加入戰線為持久之計，不料竟以此為敗因也。」次日，桂軍因傷亡過大，撤至京滬鐵路以南地區整理。其他部隊也傷亡慘重，第三十三師打到官兵僅剩十分之一，師長負傷，旅長失蹤。25日，中央軍第七十八軍第十八師朱耀華部防地為日軍突破，朱軍放棄位於上海西北的戰略要地大場。至此，蔣介石才覺得「滬戰不能不變換陣地」，決定命中國軍隊作有限度的撤退，轉移至蘇州河南岸。但是為了給世人留下仍在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印象，他決定在閘北「派留一團死守」。27日夜，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奉命率部留守閘北四行倉庫，演出了八百壯士（實只四百人）孤軍抗敵的悲壯一幕。31日，該團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堅持至1941年12月28日。

蔣介石認識到，中國的對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消耗戰，但是，他提出的戰略原則卻是防守戰。8月18日，他發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主張「敵攻我守，待其氣衰力竭，我即乘勝出擊。」「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以深溝高壘厚壁，粉碎敵人進攻。」 9月13日，蔣介石手擬《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文》，再次強調固守，「雖至最後之一兵一彈，亦必在陣中抗戰到底」。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開軍事會議，仍然表示：「要嚴密縱深配備，強固陣地工事」，「要不怕陣地毀滅，不怕犧牲一切」，「我們已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抵死固守，誓與上海共存亡」。

要殺敵衛國，自然需要強調犧牲精神，但敵人擁有海、空優勢，配備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戰必然帶來巨大的傷亡，最終也難以守住陣地。當時，日方有各種飛機1500架，而中國僅有戰鬥機、轟炸機300架。8月24日，張治中致蔣介石、何應欽密電云：「連日敵機甚為活躍，全日在各處轟炸，毫無間斷，我軍日間幾無活動餘地，威脅甚大。」白崇禧也表示：「無制空權，仗無法打。我官兵日間因飛機不能動，夜間因探照燈亦不能動。長期抵抗，須另有打算。」淞滬之戰，中國軍隊士氣旺盛，英勇抗敵，但蔣介石單純防禦，將幾十萬精銳密集於長江南岸狹長地區內，層層設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戰方法。後來，蔣介石回顧淞滬戰役，就曾自我檢討，認為自己沒有在《九國公約》會議之前，及早退兵於吳福線、乍嘉線陣地，「而於精疲力盡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堅強之過也」。

「堅強」是好事，但不顧條件，「堅強」太過，沒有任何靈活性，就是執拗了。

五　蔣介石的大失誤，忽視杭州灣防務

日軍最初制訂的作戰計劃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灣登陸，佔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帶。為此，日軍早就對杭州灣實施偵察，收集地誌資料。金山衛水深，可停艦艇，又有利於登陸的沙灘，明代倭寇擾浙時，即在此登陸。8月20日，蔣介石得報，金山衛有日本水兵登陸偵察，指令「嚴防」。10月18日，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組情報提出，日軍有在杭州灣登陸企圖，但估計登陸部隊最多一個師，不會對上海戰局有什麼影響。倒是張發奎有警覺，親到當地巡察，並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師擔任乍浦、澉浦防務，以第六十二師擔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務。10月26日，中央軍撤到蘇州河南岸後，浦東防務緊張，張發奎遂將第六十二師主力調防浦東，當地僅余該師少數兵員，實力空虛。

11月5日，日軍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個半師團的兵力，在艦炮掩護下，於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登陸。中國軍隊因兵力懸殊，無法阻擋。中國統帥部急令已調浦東第六十二師的主力回兵，會同新到楓涇的第七十九師合力反擊，並令從河南調來、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軍向松江推進。蔣介石希望藉此穩住陣地。6日，蔣介石日記云：「如我軍能站穩現有陣地，三日以後當無危險矣。」但是，由於天雨泥濘，加上日機轟炸，中國部隊行動遲緩，日軍後續部隊源源登陸。第六十七軍從河南調來，尚未集中，即遭敵各個擊破。8日，松江失陷，這樣，退守蘇州河南岸的中國軍隊側背受敵，有被圍殲危險。

日軍在金山衛登陸，上海戰場中國軍隊的側背受到嚴重威脅，有可能陷入包圍，使退卻無路，全軍覆沒。有鑒於此，白崇禧再次向蔣介石提議，中國軍隊向吳福線後撤。11月7日，朱紹良、何應欽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後撤之時會」。蔣介石權衡利害，這才認識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記云：「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相較，當以前者為重也。」同日，蔣下令中國軍隊自上海蘇州河南岸撤退。但是，他仍然擔心此舉會對《九國公約》會議造成不良影響，痛苦地寫道：「蘇州河南岸以兵力用盡不能不令撤退，但並非為金山衛登陸之敵所牽動耳，惟藉此戰略關係退，使敵知我非為力盡而退，不敢窮追與再攻，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必甚大也。」

忽視杭州灣北岸防務是重大的戰略錯誤。後來蔣介石總結說：「由大場撤退至蘇州河南岸以後，易朱紹良，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浦一帶，負責無人，而且不注重側背之重要，只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乘虛直入，此余戰略最大之失敗也。」

一個優秀的軍事家必須既善於組織進攻，又善於組織撤退。蔣介石下令在蘇州河南岸撤退後，中國軍隊爭相奪路，秩序混亂，作戰能力喪失殆盡。郭汝瑰說：「淞滬戰役我始終在第一線，深知三個月硬頂硬拼，傷亡雖大，士氣並不低落，戰鬥紀律良好，只要撤下來稍事整理補充，即可再戰。唯有大潰退，數日之間精銳喪盡，軍紀蕩然。如在敵攻佔大場時，就有計劃地撤退，必不致數十萬大軍一潰千里。」 11月11日，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長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

據日方統計，至11月8日止，日軍在上海戰場陣亡9115名，負傷31 257名，合計406 72名。但是，中國方面損失更大。據何應欽11月5日報告，淞滬戰場中國軍隊死傷187 200人，約為日軍的4倍半。更加嚴重的是，潰退後的軍隊雖然仍有龐大數量，但缺乏武器、彈藥、糧食，士氣低落，喪失鬥志，不經整頓，已經很難再次投入戰鬥了。

六　南京：守乎？棄乎？

日軍攻佔上海後，軍方出現兩種意見，一種認為軍隊已經非常疲勞，必須休整，一種認為，軍隊雖然疲勞，但仍應攻佔南京。11月7日，日軍編組華中方面軍，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規定以蘇州、嘉興連結線為「統制線」，在此以東作戰。但是，第二天，日軍就兵分兩路。一路以上海派遣軍為主力，沿滬寧鐵路線西進，一路以第十軍和國崎支隊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結。13日，日軍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陸，聲勢更盛。15日，第十軍幕僚會議認為，中國軍隊已處於潰散狀態，如果把握戰機，斷然實施追擊，二十天即可佔領南京。華中方面軍贊同佔領南京的意見，認為「現在敵軍的抵抗，各陣地均極微弱」，如不繼續進攻，「不僅錯失戰機，且令敵軍恢復其士氣，造成重整其軍備的結果，恐難於徹底挫折其戰鬥意志」。

日軍自太湖南北同時西進，威脅南京。11月13日，蔣介石決計遷都，長期抗戰，粉碎日寇迫訂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記云：「抗倭最後地區與基本線在粵漢、平漢兩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難，當在最後五分鐘。」「決心遷都於重慶。」但是，南京是戰是守，意見不一。高級將領中普遍反對「固守」。有人明確表示，不應在南京作沒有「軍略價值之犧牲」，白崇禧主張改取游擊戰，劉斐主張適當抵抗之後主動撤退，只作象徵性防守。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他曾經考慮過請美、德兩國出面調停，也曾考慮請英美促進蘇聯參戰，在南京固守或放棄之間「躊躇再四」。不過，蔣介石和唐生智都認為，南京為首都所在，總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犧牲。蔣並表示，願自負死守之責。將領們認為統帥不宜守城，時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動請纓。19日，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劉興為副司令長官，負責守衛南京，時間為三個月至一年。不過，蔣介石也確知南京難守。11月26日，蔣介石拜謁中山陵及將士公墓，嘆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無以為懷矣。」這正是蔣內心矛盾的表現。

淞滬之戰打響後，主和之議一直未歇。9月8日，蔣介石日記云：「主和意見派應竭力制止。」「時至今日，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次日日記云：「除犧牲到底外，再無他路。主和之見，書生誤國之尤者，此時尚能議和乎！」及至淞滬戰敗，主和之議再盛。居正原來堅決反對和議，力主逮捕胡適，此時轉而力主向日方求和，並稱：「如無人敢簽字，彼願為之！」 11月30日，蔣介石處理南京戰守事畢，慨嘆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若輩毫無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時倡言抗戰如斯之易為何所據也。」

為了守衛南京，中國統帥部的第三期作戰計劃規定：京滬線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設工事，節節抵抗，同時抽調兵力，以一部轉入滬杭線，抵禦向太湖南岸進軍的日軍，一部增強南京防禦能力。計劃稱，在後續援軍到達時，將以皖南的廣德為中心，與敵決戰，在錢塘江附近殲滅日軍。當時，中國軍隊已退至第一道國防線——吳福線，但是，這道被譽為「中國興登堡防線」的國防工程卻「無圖可按，無鑰開門，無人指示」。19日，日軍進佔蘇州。俗話云：「兵敗如山倒」，吳福線不守，中國軍隊主力繼續向錫澄線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寧國（安徽）等地潰退，蔣介石原來以為「有良好地形，堅固陣地，可資扼守」的錫澄線同樣沒有發揮作用。11月20日，蔣介石調集第二十三集團軍川軍劉湘部五個師、兩個獨立旅，由四川趕到皖南廣德、浙西北的泗安、長興一線。不過，川軍作戰能力很低，紀律很壞，「聞敵即走」，並未發揮多大作用。11月23日，蔣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將領訓話，局勢也並無改變。11月25日，無錫失守。26日，位於太湖南岸的吳興失陷。蔣介石得悉錫澄線守軍撤退秩序不良，日記云：「不分步驟，全線盡撤，亦未得呈報，痛心盍極！」 29日，日軍侵佔宜興。30日，日軍攻陷廣德，從東南、西南兩個方面對南京形成包圍之勢。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陰失守。同日，日方下達「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應與海軍聯合進攻中國首都南京」的皇命，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

蔣介石反對與日本議和，但不反對國際調停。早在日軍金山衛登陸之際，德國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託，向蔣轉達日方媾和條件，「防共協定為主」，蔣介石「嚴詞拒絕之」。11月24日，蔣介石曾經寄以希望的《九國公約》會議閉會，沒有取得任何積極性成果。12月2日，蔣介石為行「緩兵計」，再次會見陶德曼，表示願以日方所提條件為談判基礎，但要求先停戰後談判。6日，蔣介石得悉句容危急，決定離開南京，他在日記「雪恥」條下寫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年組織，三年準備。」 7日，蔣介石飛離南京。日記云：「人民受戰禍之痛苦，使之流離失所，生死莫卜，而軍隊又不肯稍加體恤愛護，慘目傷心，無逾於此。」又寫道：「對倭政策，惟有抗戰到底，此外並無其他辦法。」到廬山後，蔣介石即研究、制訂全國總動員計劃，準備在「全國被敵佔領」的最壞情況下仍然堅持奮鬥。他勉勵自己：「寧為戰敗而亡，毋為降敵而存。」

南京的防禦工事分「外圍陣地」與以城牆為主要依託的「復廓陣地」兩種。12月5日，日軍進攻「外圍陣地」。8日，湯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國軍隊進入「復廓陣地」。9日，日軍逼近南京城牆，兩軍在光華門、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門等處激戰，光華門幾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堅決拒絕。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總攻。

淞滬戰後，中國軍隊消耗過大，蔣介石百方拼湊，守城兵力僅得12個師，約12萬人，而且士氣極端低落，其中新補士兵約3萬人，未受訓練，匆促上陣，官兵間尚不相識。這種情況，本已不能再用守衛戰、陣地戰一類的作戰形式。蔣介石之所以堅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輕易失守，攸關體面；二是對蘇聯出兵有所期待。

當時在國際列強中，蘇聯是唯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8月21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久議未決的互不侵犯條約，蘇方允諾中國可不以現款購買蘇聯軍火。9月1日，蔣介石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上預言，蘇聯終將加入對日戰爭。28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奉召返國，曾和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談及蘇聯參戰的必要條件。10月22日，蔣致電時在莫斯科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詢問如《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失敗，中國決心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出兵日期。11月10日，伏羅希洛夫在宴別中國代表張沖時，要張歸國轉告：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俄當出兵，決不坐視。30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電稱：「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當時，蔣介石將蘇聯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回電稱，必須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或其中大部分國家同意「共同應付日本侵略時」，蘇聯才可以出兵，同時還必須經過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該會議將在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後舉行。此電與楊傑、張沖的報告不同，蔣介石內心感到，蘇俄「出兵已絕望」，但他仍然再次致電斯大林，表示「尚望貴國蘇維埃能予中國以實力援助」。不僅如此，他還繼續以之鼓舞身邊的高級將領，聲稱「俟之兩個月，必有變動」。12月6日，蔣致電李宗仁、閻錫山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必可轉危為安。」這裡所說的「國際形勢必大變」，仍指蘇聯出兵。12月11日，蔣已經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卻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稱：「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惟我革命轉敗為勝唯一之樞紐。」蔣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來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不難看出，蔣所說所的「內外形勢必一大變」的「外」，仍然包含蘇聯出兵在內。「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這正是蔣介石當時的無奈心理。

蘇聯與中國同受日本侵略威脅，因此支持中國抗戰，但是，蘇聯更擔心德國入侵，日蘇之間的矛盾又尚未發展到必須干戈相見地步，蘇聯自然不可能輕易在遠東有所動作。

12月12日，日軍繼續猛攻，中華門、中山門、雨花門、光華門等多處城門被突破，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決定大部突圍，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於情況混亂，撤退命令無法正常下達。除少數部隊突圍外，大部分軍隊擁至長江邊，形成極度混亂的局面。挹江門外，「被踏死者堆積如山」，「僅有之少數船舶，至此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隊以槍擊毀，沉沒者有之，裝運過重沉沒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

在淞滬戰敗之後，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指揮得當，突圍與撤退時的嚴重混亂及其損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七　在極端困難的狀況下堅持抗戰國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國家淪亡相聯繫，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有的現象。一時間，日軍驕橫氣焰達於極點，中國政府、中國軍隊、蔣介石個人都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怎麼辦？中國的路應該怎樣走下去？

12月15日，蔣介石召集高級幹部會議討論，當時的情況是：「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汪精衛本來對抗戰就信心不足，這時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蔣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顯然，汪企圖拋棄抗戰國策，在國民政府之外另樹一幟。孔祥熙這時也從「傾向和議」發展為「主和至力」。18日，蔣介石日記云：「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當時，陶德曼的調停還在繼續，蔣介石擔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較「和緩」的條件，誘使中國內部發生爭執與動搖。26日，蔣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議和條件，發現較前「苛刻」，認為「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內部不致糾紛，心頭為之一安，決心「置之不理」。27日，蔣介石召集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討論，主和意見仍占多數，于右任等甚至當面批評蔣介石「優柔而非英明」。會上，蔣介石堅持拒和。28日，蔣與汪精衛、孔祥熙、張群談話，聲稱「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次日，再與于右任、居正談話，表示「抗戰方針，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也」。蔣介石認為，與日本議和，外戰可停，而內戰必起，國家定將出現大亂局面。次日日記云：「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 1938年1月2日，蔣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他最終決定，拒絕德國方面的斡旋，堅持既定的抗戰國策。

從8月13日至12月13日，蔣介石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指揮抗戰四個月，戰略、戰術呆板，對國際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時組織戰略撤退，造成中國軍隊空前巨大的損失，但是，滬、南京之戰顯示了中國軍隊、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的堅強不屈的精神，打擊了日本的侵略氣焰和在短時期內速勝的美夢。此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廣大戰場上就愈陷愈深，終致不能自拔。

從戰爭學習戰爭。滬和南京之戰期間，蔣介石和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認識到，中國對日抗戰是持久戰，必須以空間換時間，必須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區拼消耗；必須懂得運用陣地戰、守衛戰以外的其他作戰形式。9月16日，蔣介石日記云：「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後之成敗，不必拘泥於此也。」 11月7日，日記再云：「此時各戰區以發動游擊戰爭，使敵所佔領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勝防也。」 12月1日日記云：「戰敗敵軍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時間上作長期抗戰，以消耗敵力；在空間上謀國際之干涉，與使敵軍在廣大區域駐多數兵力，使之欲罷不能，進退維谷，方能制敵之死命，貫徹我基本主張，此旨萬不可稍有動搖。」同月16日，南京失守後的第三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國民書》稱：「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堡壘，以制敵之死命。這些地方都說明，通過挫折和失敗，蔣介石的戰略思想有了長進。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1》書面

還在淞滬之戰的緊張關頭，蔣介石曾經在日記中寫道：「凡我中國之寸土失地皆灑滿吾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之血跡，使我世世子孫皆踏此血跡而前進，永久不忘倭寇侵佔與慘殺之歷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毀滅絕，期達我民族鬥爭最後勝利之目的。」滬之戰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軍人所表現出來的浴血苦戰、視死如歸的愛國精神與犧牲精神必將長留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歡迎閱讀訂閱康狄的朋友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