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不再是君主的走卒炮灰

——清末民初教科書中的國家敘述（1900—1915）

撰文： 畢苑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世紀初年是中國人結束帝制、建立共和國家的奮鬥時期，革命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建立在中國政治史和社會發展史上意義重大。這個時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關鍵時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開新意義不可低估。1902年後「壬寅-癸卯」學制建立，近代教育體系形成。學堂課程的制定、新式教科書的應用，伴隨近代印刷業和傳媒網路的影響而成長發達，成為深刻改變近代中國人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利器。

教科書的特殊性在於，它作為近代文化的基層建構，是形成近代常識的重要力量。從20世紀初到民國初年的十多年間，發育中的近代教科書註定成為這場政治文化大變革的記錄者和參與者，甚至是第一敘述人。從當時的教科書中，可以看到時人史觀的轉變、對近代國家的理解以及對共和制度的認知，近代「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或「國家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建立過程在其中充分體現。這裡的「認同」或「意識」都帶有「想像的共同體」的意義，但也正如安德森所說，這個名稱指涉的不是什麼「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

通過「閱讀」語言文字來「想像」是造就「想像的共同體」的基本方法之一。具體到教科書中，上述這種「社會事實」可以在政權象徵符號的變化、史事敘述的更迭以及國家知識的輸入等方面得到鮮明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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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皇帝到五色旗：國家象徵的轉變

（一）晚清教科書中的「君」與「國」

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國民萬萬歲，國民愛國呼皇帝，萬歲萬歲聲若雷。

這是1902年無錫三等公學堂編《蒙學讀本全書》二編的第一課。

該讀本產生於「壬寅—癸卯」近代學制頒布之前。戊戌年八月，無錫學者俞復聯合丁寶書、杜嗣程和吳稚暉等幾位同人，仿照日本尋常小學校創辦無錫三等公學堂，隨編隨教，重講字意，每課後根據本課內容設問題數條，令學生筆答，數年後成書，由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鑒定準予發行使用。此時近代學制規範下的教科書尚未出現，此讀本只是新式教科書的萌芽，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筆者經眼民間教科書中殊不多見的頌聖課文。

在這部教本之後，1904年以「癸卯學制」的頒布和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最新教科書」為標誌，中國教育進入了「教科書時代」。民間教科書先拔頭籌，獨步一時。此後的民間教科書筆者尚未發現如上直接頌聖的課文，而是將君臣身份置於「國」之教育中。

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高鳳謙、蔡元培、張元濟的校訂的《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為例，課文中有「愛國」和「死國」兩課，很典型地代表了清末民間教科書中的國家觀念。兩課皆取材於先秦史事：《愛國》一課講兩個故事，一個是齊國伐魯，孔子召諸弟子說：「父母之國，不可不救」，遂率子貢冒險說齊；另一個是楚國攻宋，墨子「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趕回國都率弟子拒楚。《死國》一課講楚國白公作亂，庄善辭別母親，母親問他為何棄母而拚死以戰，他回答說：

為臣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國之祿也。食其祿而不死其事，不可。

毫無疑問，「臣」與「君」相對，這是帝制政體下的政治文化身份確認。不過教科書中更為強調「國」對個人的恩惠，以及個人對「國」的情感道義，「君」隱於「國」之後。這是民間教科書中所傳達的教化觀念。

既然有「民間教科書」，就意味著有「官方教科書」。不錯，稍晚於民間教科書，學部1905年底成立後也重視編輯出版新式教本、讀本，試圖與民間教科書爭奪市場並實現「國定本」的願望。故而晚清教科書可分為官編教科書和民間教科書兩類，官編教科書一般即指學部編纂的新式教本。在學部教本中，忠君意旨得到了突出強調。

「尊君」是清政府教育宗旨在學部教科書中的反映。學部成立次年即上奏清政府，請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教育宗旨，要求「融會其意於小學讀本中，先入為主，少成若性」，以達「君民一體」。學部教本即嚴格貫徹這一宗旨，指出忠君、尊孔為「我國民性所固有」，人人尊君方能實現「君民一體」，教本中凡涉及「朝」、「萬歲」等字樣，均換行頂格，以示尊重。

宣統二年（1910年）學部編纂發行的高等小學用國文教科書第一課：

正月吉日，高等小學堂行開學禮。……龍旗交竿，華彩燦爛。同學皆衣冠肅立。俄而搖鈴預備。未幾，鳴鐘鏗然。……學生魚貫入，分班序列，以次恭向 萬歲牌 至聖位前各行三跪九叩首禮。

開學第一課課文，往往最能體現教科書編者的教育宗旨和意圖。傳統教育開蒙拜師本有行大禮之儀，表達對孔子和師長的敬拜。學部課文將「萬歲牌」置於「至聖位」之前，是對尊君的強調。

由此，我們來看學部教科書中著重闡釋的「君」與「國」的關係。學部第一次編纂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二課「堂長訓辭」，指示學生用功學好各門功課，方「得以盡其忠君愛國之職分」。有一課《忠君愛國》，核心思想在於指出君即是國、忠君才是愛國。課文說：「儒者之言曰：忠君愛國，未有不忠於君而可為愛國者也」，之所以忠君，是因為「吾儕生於盛平之世，耕而食，鑿而飲，安居而樂業者，皆吾君之賜」。人民世代受君恩，理當感恩圖報，否則即是「非人類」。如果以此處學部教科書中的「君之祿」，對比前述商務教科書中的「國之祿」，學部的尊君教育顯然可判。所以說，相對於民間教科書中對「國」的強調，學部教科書的重心在於說明君國一體，尊君才是愛國。

除了上述「國」與「君」關係上的微妙區別，民間教科書中還有一種對「國」的解釋，其所持政治文化立場有別於晚清「主流」觀念。

1897年，南洋公學外院師範生陳懋治等人編成一部《蒙學課本》，學界認為是「中國人自編近代教科書之始」。雖然課本內容尚不具備近代分科意識，也無學制學時設計，但其體裁篇章和傳統「三百千」及「四書五經」等讀物已有很大區別。該課本有生詞有課文，以兒童常見的「燕雀雞鵝」開篇，第二十九課方涉及「國」之概念：

凡無教化之國謂之蠻夷戎狄。我國古時所見他國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國，因名之曰蠻夷戎狄。後人不知此意，見他國人不問其教化如何，皆以蠻夷戎狄呼之，幾若中國外無一非蠻夷戎狄也，不亦誤乎？

課文編者顯然以「文化」論國家，這是傳統儒家以文化別夷狄觀念的體現，也是蕭公權所指出的中國古代種族、文化觀念混合，並不具有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表現。放置晚清背景中，在主流認識仍然充斥文化偏見和文化傲慢之時，課文編者指出視不同文化為「蠻夷戎狄」不僅錯誤、更是誤國，這是平等的文化觀，隱含了應該學習他國之長的觀念，實為珍貴。

誠然如王汎森指出，「國家」作為晚清時期一個全新概念，開啟了一個「以國民的活動為主體的歷史探討空間」。不過從清末教科書中可以發現，建立在「臣民」底色上的「國民」認知才是晚清國家觀念的主流，不論學部還是民間教科書皆如此。正如季家珍（Joan Judge）發現並指出的，清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教授法》將「臣民」和「國民」互換使用，「國民」一詞也含有相當的服從意義。也就是說，清末朝野對「國家」的主流認識偏向身份認同意涵，而不指向個人權利。不過二者還是有所不同。學部教科書中強調君上的「恩賜」，說明「忠君」、「尊君」的合理性和至上性。而民間教科書則強調「愛國」是保衛國家、為國獻身，「死國」而非「死君」。更為重要的是，民間教科書中的「國家」觀念更多繼承了「文化中國」意涵，「國家」成為一種文化寄託和情感寄託，在文化平等和相互開放方面走得更深更遠。

（二）「中華國」與「五色旗」：民初教科書中的國家新象徵

民國建立後，君主不復存在，國家元首換成了大總統，所謂「我國數千年來，國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國成立，人民公舉賢能，為全國行政之長，是謂大總統」。這個最明顯的政治現象，在革命功成、現實剛剛成為歷史的民初教科書中就出現了。政治變革後的國家，新象徵符號同步出現在教科書中：

中華，我國之國名也。溯自遠祖以來，居於是，衣於是，食於是。世世相傳，以及於我。我為中華之人，豈可不愛我國哉？

學生，汝觀桿上之五色旗，隨風飄蕩，非吾國之國旗歟？此旗之色，紅居首，黃次之，藍又次之，白與黑更次之。凡我同胞，皆當敬此國旗也。

由上所見，「共和國教科書」之初等小學用國文教本直到第四冊方才有課文講新建立的國家，第四十四課方有一課教給學童國旗知識。課文中的「國家」並非「中華民國」，而是「中華國」，這是一種文化情感熏陶而非政權教育。

至於「中華教科書」初小修身教本在第一課以圖畫形式進行國家教育。第一課「入學」，學童在家長帶領下進入學校大門，校門口斜插兩面旗：國旗和校旗；另一圖是學童列隊向國旗敬禮。其教員用書中對第一課的解釋，只解釋「入學」應「使學生知上課之規則及其儀容」，絲毫未涉及「國旗」或「國家」。「國旗」一課被安排在第六冊：校門懸五色旗。先生曰：此中華國旗也。諸生愛國，當敬國旗。在另一種修身教授書中，第一次出現較為詳細的國旗教育，指出課文要旨在於「啟發學生國家之觀念，藉以誘導其愛國心」，「國旗者，一國之標識也……國中人民遇有大事，則懸掛國旗，以示不忘國家之意。吾人既為中華國人，即當愛中華民國，故即當敬中華國旗。」

不論是「共和國教科書」還是「中華教科書」，在國家符號——國名和國旗等教育中，有兩點相似之處：其一是強調「中華」，這既是民國國名，又是一個歷史概念，文化傳承性十分明顯。其二是從國家符號在教科書中所佔分量和所處位置來看，它並不佔顯要位置，沒有得到特彆強調，教科書仍以學童應該掌握的相關知識為主。國家教育與政權教育稍有分際，但二者都不特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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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敘述的改變

晚清這個歷史時期具有特殊性，一個「外族」王朝所面臨的國家轉型、文化轉型同時進行，其複雜性非同一般。政權更迭期間教科書所反映的歷史認知的變化，十分值得剖析。

（一）晚清教科書中的歷史敘述：以清末立憲為例

一般來說，清史或「國史」敘述中官方教本比民間教本更為強調王朝的神性和開基宏業，對於形勢急轉直下的近世史事，官方民間教本的立場則基本一致。而教科書中如何敘述晚清最後一次、也是近代中國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清末立憲，尤可看出官方和民間對「朝事」和「國事」的不同理解。

商務印書館「最新教科書」之高小國文課本，開篇前五課都是關於預備立憲的時事知識。第一課全文照錄光緒帝上諭，包括慈禧太后冗長的封號都不曾省略。第二、三、四課《君主立憲》，說明現今各國之政體包括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三種，簡略說明君主專制的害處，證明唯「君主立憲，實最宜於今日之世界」。第三課以圖畫標明議會內席位座次狀況，介紹上議院、下議院議員之職分及人民應享有的自由。第四課講立憲原因是由於外患之憂，清帝「知非立憲不足救國」，於是派五大臣考察而確定立憲之策。第五課為《慶祝立憲歌》：

煌煌一詔開群聾，雷動歡呼嵩。四千年史掃而空，堯舜無茲隆。嗚呼神聖哉我 皇，堯舜無茲隆。……莘莘學子 聖所望，大廈須棟樑。匹夫有責當自強，努力翊 皇綱。龍旗飛動燈輝煌，此會無時忘。嗚呼自今億萬年，此會無時忘。

最後一課給人以頌聖達到頂點的印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商務印書館「最新教科書」有四年間再版八次的良好銷售記錄，除了歸功於優秀的編纂外，這部教科書通過了學部的審定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再聯繫清政府立憲詔下紳民擁護、萬民歡騰的場面，那就更可以理解這些課文所表達的社會各界對立憲的擁護、期盼及「自強」和做「棟樑」的責任感。更重要的是，課文借立憲之機講述了不少近代政治常識和國家知識，這一點為學部教科書所遠不及，殊為難得。

再看學部教科書中的立憲敘述：

皇上親任陸、海軍大元帥，未親政以前，暫由 監國攝政王代理。自此國威日振，國勢日強，開國鴻規，可復見於今日矣。

沿往古之隆規，采列邦之成法，疊降 預備立憲明詔……此固上下數千年，環球九萬里，所絕無而僅有之盛世也。

海內臣民復以縮短預備期限為請。我 皇上俯順輿情……吾國之國勢隆隆然如旭日之升天，冠五洲而跨萬國，可計日而待矣。

一個在風雨飄搖中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統治集團，竟還有如此虛驕的盛世心態。這幾篇不像教科書語言、更像上諭口吻的課文，或許正是清廷崩潰前兆的映射。

比較可見，民間教科書在可能的條件下傳布新知，並有較為深刻的政治制度變革認識；而學部教科書的最終目的只是為維護統治，這是二者最明顯的區別。

（二）民國成立後國史敘述的變化

相比帝制時期，改建「共和」後教科書最大變化是「主角」和敘述線索的改變。

晚清的新式學制規定，歷史科目的教學要義為「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聖主賢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成為教科書的主角是必然的。民國成立當年，教育部制定《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規定小學校的「本國歷史」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亞東文化之淵源，民國之建設，與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歷代偉人」的言行事迹取代「聖主賢君」成為兒童尊崇的榜樣，文化變遷和國家制度建設成為主要線索。

在此宗旨引導下，「共和國教科書」之「新歷史」編者宣布，「本書尤注重於國土之統一，種族之調和，而於五大族之豪傑，擇其最有關係者，一律編入本書」。「中華教科書」之歷史教科書的編者「擇述自黃帝以來開化之概略，歷代偉人之言行，與夫最近中外交通之關係」，使兒童「既知文化之由來，復知世界大通之利益」。足見教育出版界同人對教育部教學宗旨的認同。

在這一理念下，「龍興」之類用語不再出現在教科書中，對洪秀全太平軍不再稱「發賊」，立場更為中性。對「預備立憲」的敘述著重說明國事不堪造成民眾反抗。於是，一場革命性變革發生了。

教科書中這樣闡發「革命」概念：「國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以，以武力顛覆政府，謂之革命」，其結果「清帝退位，孫文辭職，公舉袁世凱代之。統一政府移往北京。革命於是成矣。」民初教科書中對民國代清這一「革命」性轉型的評價，傾向於制度深層的反思，指出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清廷不知改良政治為根本上之解決，惟循例嚴飭查拿以防繼起」，而「以專制政體演成此現象，固為不可逃之公例」。民國建立的最大意義就是「千年專制政體，一變而為共和」。

「共和」的本意之一即是多民族共存。「共和」宗旨指導下的民初教科書，不見「反滿」敘述，而強調「中華民國」的本質在於「五族共和」。過去滿清統治製造了種族成見和階級不平等等問題，「今者，合五大民族，建立民國，休戚與共，更無畛域之可言矣」；「前此為一姓專制時代，各私其種，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國建立，凡我民族不問何種何教，權利義務皆屬平等，無所軒輊，利害與共，痛癢相關，同心協力，以肩國家之重任」。更為深刻的是，教科書還闡發了民族團結並非政體變革之結果，而是政體變革的促動因素這樣一個道理：「我國數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專製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這種符合歷史事實又充滿溫情和敬意的敘述，反映了教科書編寫者深刻的歷史認知。這也正反映了學者所探討的國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意義，乃是在於把文化與社會背景互不相屬的集團集合於同一疆土，並建立國家認同感的過程。「五族共和」教育是確立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對照清末革命黨人因對「中國滅亡」的憂慮而闡發的種種以「反滿」為底色的「中國」敘述——在那些敘述中，明末抗清英雄往往成為宣傳主角——正如1903年的《江蘇》雜誌刊載的「中國鄭成功大破清兵圖」和「為民族流血史公可法像」等，讀者一望即知其「中國」含義是以漢民族為共同體的反清革命敘述。相比之下，不論清末還是民初的教科書中，都不曾有「反滿」敘述，「國家」始終為政權而非族群意義上的「國家」，這一點尤為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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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國家知識進入教科書

雖然遲至20世紀初，很多政治學詞語例如「國體」等，還未完全演變成為一個嚴格的近代政治學概念。比如1901年，時任出洋學生總監督的夏偕復在《教育世界》發表文章，談到「中國今日之國體，內治棼亂，外權壓迫，國體隳矣」，幾處「國體」都指國家制度體系和整體境況，並不是與「政體」相對應相關聯的政治學詞語。不過我們發現，作為近代政治學常識的國家知識的精準化、普及化，正是在教科書中得以完成。

（一）晚清教科書中的近代國家知識

在學部教科書中，「主權」在於君上的觀念清晰可見。

學部教科書中已有關於近代國家知識的介紹，比如國家三要素：「西儒之論曰：有民人、有領土、有主權，三者完備而始成為國家，是謂國家三要」——教科書指出孟子早有類似的觀點，指出孟子所言的「政事」即「主權」，「主權」的應用在於「一國之人，當同心協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權，勿使為他人干預」。這是典型的「朕即國家」觀念。

學部教科書把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現之一「選舉」與中國悠遠的歷史文化相聯繫。《選舉》一課指出：「各國選舉議員之法，尚近三代之意。為議員者，與民同其好惡、共其利害。凡民所欲言者，皆代言之。雖不能人人議政，而與議政者無以異。故謂之參政權」。課文以上對下口吻談到國家預備立憲目的是「君民一體、共圖富強」，但能夠指出「立憲政體」的核心是「參政權」，並在下一課中，簡略介紹「各國選舉之制」包括「普通選舉」和「限制選舉」，選舉之法分為「單選舉」和「複選舉」以及「我國咨議局議員，則用限制選舉及複選舉之法也」。

這些初步的近代政治常識教育，無疑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成果。雖然它在知識深度和內容豐富程度及出版先後、發行影響上都不及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影響大，但是畢竟表明，官方認可這些近代政治常識進入了初級教育和普通教育領域。

更重要的是，在民間教科書中，「主權在民」的觀念出現了。

在民間教科書中近代政治知識的介紹比學部官方教本要深刻許多，主要表現對於人民「權利」的介紹。出版較早、影響較大的《蒙學修身教科書》中，強調國民的一項權利：「納稅者皆有監督用此稅項之權，故用此稅項者，稍有情弊，即無顏對此納稅之人」。這是晚清教科書中少有的對個人權利的論述。不過總的來說，晚清教科書中對個人對國家的義務多加強調，個人權利論述則較為不足。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學部往往利用教科書審定權力對教科書相關論述加以查禁。例如1908年何琪編《初等女子小學國文教科書》一冊在浙江出版，「書中取材有平等字樣，學部認為不合，下令查禁」。學部對於他們認為「危險」的思想是絕不姑息的。

除伸張個人權利之外，在清廷還未退位、民國尚在醞釀中時，陸費逵的《修身講義》中就有關於國體、政體知識的介紹。課文說，「國體以主權之所在而分」，「主權在人民之全體，公舉總統以統治國家者，曰民主國體；主權在特定之一人，而其人之位世世傳授者，曰君主國體」；政體則「以主權運用之形式而異」，「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由一機關行之者，曰專制政體；三權各有獨立之機關者，曰立憲政體」。以近代政治學理論來說，「主權在民」是近代國家的標誌。這一知識第一次出現在清末教科書中，意義重大。陸費逵還提出「人之權利，本無等差」，體現了他的眼光和魄力。這些都是民間編纂教科書在觀念和知識上優於官編教本之處。

陸費逵

（二）民初專門系統的國家教育——「法制大意」

民國建立後學部教科書被廢除，1912年教育部訂定小學校教則規定，小學修身「宜授以民國法制大意，俾具有國家觀念」，在高等小學校課程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修身科目中，除了教授「道德之要旨」外，還要求教授「民國法制大意」。晚清學部時期作為立憲附屬品國家知識教育，現在成為國民教育的主要內容。「法制大意」課程承擔了傳布「國家觀念」的責任。

1914年，商務印書館在其「共和國教科書」中推出一部「法制大意」，成為體現這一教育導向的範本。編者說明此書目的是使學生「藉得法政常識，以養成共和國民之資格」。那麼「共和國民」需要具備哪些知識呢？該教科書的目錄使人一目了然：

上冊十六課：國家，國體，政體，國民，國籍，憲法，國民之權利，國民之義務，統治權，國會，選舉，議員，大總統，行政官廳，總統制與內閣制，集權制與分權制。

下冊十六課：審判廳，監察廳，訴訟，行政訴訟，行政訴願，法律，命令，警察，財政，租稅，國有財產及國家營業，國債，預算，決算，審計，自治。

可以看出，《法制大意》是初步政治常識、國家構成和運行知識，以及基本法律知識的綜合融匯。

這部教科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第一次全面宣示了「共和國民」與專制時代「臣民」的不同，表現在新政體下國民所擁有的全部權利。《共和國教科書法制大意》講道，「在君主國國民與君主相對，故稱臣民；在民主國，則通稱曰人民」。「人民」擁有的權利被記載於憲法，包括身體自由、居住、財產、營業、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書信、遷徙、信教、請願陳訴、訴訟受審、選舉被選舉權利等十多種，這是晚清中國人所編教科書中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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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中國走向「近代國家」

如果說，「國家認同」可以化約為三個主要層面——「族群國家」、「文化國家」和「政治國家」，文明古國一般靠文化認同來維持成員共同體的歸屬，而新興國家則靠制度凝聚向心力的話，那麼清末民初新教育、新知識的傳布可以看到中國從傳統國家走向近代國家的清晰痕迹。結尾部分將探討總結清末民初國家知識傳播和國家觀念樹立的成就和特點。

第一，「共和」觀念成為民初教育的堅固遺產。商務和中華兩大民初都曾宣布，教科書編輯的宗旨在於「養成（中華）共和國民」。「共和精神」成為教科書的核心理念，「共和制度」成為教科書著重向學童傳達的新知。文教界對此認識清晰：「欲實行共和政治，必先使人民人人知共和之本旨。欲人民知共和之本旨，必以共和國之制度學理，使國民略知大概」。三權分立、國體、政體、國民之權利義務，以及國家權力機構形式及運作等都在民初教科書中第一次得到完整的介紹。而「共和」的另一個重要理念——族群和平共存共榮，也在「五族共和」的歷史敘述中得到充分強調。至此，中國學童才有機會學習何為「國家」以及怎樣成為一個「共和國民」，「中華」國家觀念初步建立。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國」方告建成。

第二，清末民初的「權利」教育開啟新文化「人權」觀念的先河。教科書中個人權利的論述正是從晚清的零星萌芽到民初的成體系全面論述。由於政體局限，晚清時期「臣民」的「權利」有限，一般教科書中極少涉及「權利」字眼。民國建立對政治的鬆綁提升了國民權利意識，教科書中對「國民權利」得以系統全面論述，《共和國教科書法制大意》是典型例證。同時「愛國」替代了「忠君」，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發生變化：個人不再是君主的走卒炮灰，而是「國民全體，不啻即為國家之主人」，清晰的「主權在民」觀念進入普通教育，這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飛躍。

從知識體系上較為完整地介紹人民的權利是不小的進步。如果說幾年後新文化運動時期「人權」觀念迅速普及的話，那麼這種子在清末民初的普通教育中就已經萌發了。國家觀念和的樹立和法制知識的熏陶培養了學生制度建設的參與意識，開啟了1920年代公民教育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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