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歧途：魯迅與中國托派

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年7月是以魯迅的名義在幾個刊物同時公開發表的。在信的末尾，說明是魯迅「口授」而「O. V.筆寫」。在1949年後，這封行文頗有幾分惡劣的公開信收入《魯迅全集》時，對「O. V.」做了注釋，讓讀者知道這「筆寫」者即馮雪峰。雖然是他人「筆寫」，但畢竟是魯迅「口授」，因此人們都自然地把這封公開信視作魯迅文章之一，與其他出自魯迅之手的文章無異。由於這封公開信曾長期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因而也成為魯迅的名文。

這封公開信的惡劣，在下面這番話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這番話，先暗示托派拿日本人的錢辦報攻擊中國的抗日運動，意在讓大眾懷疑中國的托派是被日本人收買、受日本人驅使的漢奸。接著又連說「我不相信」、「你們決不會」。先以虛擬的口氣把謠言放出來，緊接著再來闢謠。我們知道，世間只有三樣東西可以抵禦和消解謠言，這就是：無情的時間、鐵一般的事實和明智的頭腦。而以話語的方式闢謠，往往是無用的，有時反而會越抹越黑。由造謠者自己來闢謠，就更是難以讓人信服了。實際上，這裡的「我不相信」、「你們決不會」云云，也並不是要闢謠，而只是要推卸造謠的責任。魯迅畢生痛惡構謠詞污人名節的行徑，自己也幾番被謠言重創。至於既要造謠又不敢負責，因而陰陽怪氣、閃爍其詞，就更為魯迅所不齒了。陳源當年就是以這種方式造出魯迅剽竊之謠而讓魯迅深受傷害。既然如此，魯迅自己怎麼也會以這種卑劣的方式對付他人呢？

中國的托派，對魯迅本來是普遍具有崇敬之心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魯迅的名義公開發表，對托派自然是沉重的打擊，也使得托派中許多人對魯迅由崇敬變為失望和鄙視。曾任托派中央委員的鄭超麟，在國民黨的監獄裡讀到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五十七年後的1993年，鄭超麟仍有如此回憶：「我……對於魯迅這封答信特別反感。魯迅不是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么？他不是一向反對國民黨御用報刊上常常出現的『盧布說』么？他為什麼自己用『日圓說』來辱罵人呢？他有什麼證據呢？信中惟一的證據就是說：托派寄給他的是『很整齊的刊物』。一個地下活動的黨派，難道非接受外國間諜機關收買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齊的』宣傳品么？」「魯迅這封答信貶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國文人對於更強大的敵人用的是一種論調，對於更弱小的敵人用的又是另一種論調。」鄭超麟當年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後的感受，在托派中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由於《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1949年後長期收入高中語文課本，幾代人都是從這封公開信中接觸到「托派」這個詞，並且在接觸「托派」這個詞的同時，就知道「托派」即「漢奸」，甚至「托派漢奸」成了一個習慣性的用語。《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對這封信的講解、注釋，給幾代人傳達這樣的信息：當年的托派，從事的是破壞抗日運動的勾當；他們之所以寫信給魯迅，無非就是要拉魯迅下水，與他們一起賣國。

我是在「文革」期間上中學的。我也是從高中教材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首次接觸「托派」一詞的，我也接受了托派即漢奸並且要拉魯迅下水的信息。在對托派和托派的理論稍稍有所了解後，我對托派仍無多少好感。我一點也不喜歡他們的理論。我認為他們也同樣是一群「教條主義者」，而且比一般的教條主義者要更頑固。然而，說他們當年是漢奸，則無疑是天大的冤枉。當托派陳其昌化名陳仲山給魯迅寫信時，應該不會想到會引出這樣一封公開作答的信，更不會想到這封答信後來竟成為中學生的教材。

那麼，托派陳其昌怎麼會想到給魯迅寫這樣一封意在拉攏的信呢？

二

在列寧生前，蘇共黨內就有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兩大陣營出現。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有嚴重分歧，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上倆人也相差極大。除了這種理論性的對立外，更現實的矛盾則在於列寧逝世後最高權力由誰掌控。1924年1月列寧逝世，斯大林掌握了最高權力，同時也就開始了對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的打壓、清算和滅絕。托洛茨基雖然在政治上失勢，但仍在理論上與斯大林進行頑強的對抗，托洛斯茨派成為蘇共黨內的反對派。托派的一系列理論著作，對其時在蘇聯留學的一部分中國留學生也產生了影響，使他們在蘇聯成為托洛茨基的信徒，成為追隨托洛茨基的托派。所以，中國的托派，產生於莫斯科。

中共黨內一部分人成為托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927年4月國民黨的清黨導致中共的慘受損失。在斯大林及共產國際的要求下，1923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開始「合作」，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托洛茨基則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國共合作，主張中共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1927年4月，蔣介石以嚴厲手段突然清除和捕殺共產黨，給中共以沉重打擊的同時，也給了斯大林當頭一棒。為推卸責任，也為挽回臉面，斯大林必須在中共黨內尋找替罪羊，而扮演這替罪角色者，當然非其時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莫屬。但陳獨秀是何等人物，豈肯替斯大林背這口黑鍋。無論瞿秋白等人如何勸說，陳獨秀就是不肯「配合」，只能與中共分道揚鑣。斯大林的此種行徑，也招致陳獨秀以外的一些中共人士的反感。國共合作的破裂和中共的慘境，無疑也給了托洛茨基派一個批判斯大林的理由。托洛茨基派不失時機地撰文指出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失誤。蘇聯托派的這些文章，首先給一部分中國留學生以強烈的衝擊，並使他們堅定地站在了托洛茨基一邊。被夏衍稱為「中國托派的『老頭子』」的王凡西(王文元)，在20世紀50年代所寫的《雙山回憶錄》中，這樣回憶了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時接觸托派文章後的感受：「我最早讀到的一個文件是齊諾維也夫的《不得已的答覆》，然後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綱》，以及反對派的《政綱》。這些個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為它那無堅不摧的邏輯的力量，也因為它那鋒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於論斷和警告之——為歷史事實所證明，特別關於中國革命部分，那是太顯然了，任誰看了都要驚嘆和贊成的。齊諾維也夫的文章雖然沒有托洛茨基的一貫而有力，但當時也深深地感動了我。看了這幾個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來悶積於胸的、關於中國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問，這時就全部清楚了。原來在根本上與重要的方針上它都受命於斯大林一系的，決非陳獨秀個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原來並非沒有人見到，因而並非不可能預防的。聯共中的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曾預早而及時地提出過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張。只因斯大林—布哈林們固執了自己的錯誤，排拒、壓制並打擊了反對派的批評，所以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才會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終於完全斷送了它。」同王凡西一樣，其他許多人，也是讀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而如夢初醒、而醍醐灌頂、而義無反顧地走到斯大林的對立面，成為堅定的托派。

在蘇聯成為托派的中國學生，陸續被驅逐回國。他們回國後成立了好幾個托派組織。他們當然還帶回了托洛茨基主義。中共黨內原來同情、支持陳獨秀的那些人，接觸到托洛茨基的理論後，幾乎都迅速成為托洛茨基的信奉者，陳獨秀派便整體性地成為中國托派。但陳獨秀本人在成為中國托派領袖前則有過慎重的考慮。鄭超麟晚年回憶說：「我們都很快就接受託洛茨基主義了，大概經過一二個星期的互相討論，互相交換意見之後，基本上都變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陳獨秀抵抗得最長久。……他同彭述之，尹寬，汪澤楷等人辯論，他們說服他。……陳獨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他們同他辯論；但他下次來時，就放棄他上次的不同意見，而以他們所說意見為基礎而提出進一步的不同意見了。他們進一步說服他，當場他沒有接受，可是再一次來時他又以上次他們的意見為基礎而再進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見了。如此類推。說服他時，尹寬用力最多。但最後，到了革命政權問題上(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沒有被說服。劉仁靜回國以後，甚至同其他三派談判期間，陳獨秀也沒有完全接受託洛茨基關於政權性質的意見。」陳獨秀畢竟是陳獨秀。他是經過如此認真的探究後才決定介入托派活動的。但他始終沒有完全認同托洛茨基主義，這也解釋了他為何最終也與托派揮手告別，以無黨無派之身獨立地發表政見。

當陳獨秀決定介入托派活動時，中國國內有四個托派組織。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國托派的「統一大會」在上海召開，四個托派組織統一為「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大會選舉陳獨秀為書記，王文元、鄭超麟等為中央委員。

這些成了托派並另立中央的人，自然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

三

本來，托派與無黨無派的魯迅，不會有什麼瓜葛。他們之所以給魯迅寫去拉攏的信，源於對魯迅的一定程度的誤讀。

1935年7月，共產國際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和解，與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黨派建立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於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這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八一宣言》。這份宣言呼籲「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並向國內各界表示：願意與國民黨「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對於中共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要求下所採取的這種政策，中國托派是堅決反對的。托派認為，這是為了民族鬥爭而放棄階級鬥爭，這才是真正的「右傾投降主義」。1936年春，托派刊物《鬥爭》創刊，在創刊號上，就發表了由王凡西起草的《給中國共產黨的公開信》，對中共的新路線進行尖銳的批評。對此，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回憶道：「《鬥爭》於斯時創刊，可說滿足了一個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現是頗合時宜的。國內外的形勢進入了大動亂中，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突然緊張起來，令人迷惑的現象層出不窮，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動。《鬥爭》在小小範圍內，多少能滿足一些人的要求。……中共在客觀形勢的打擊下，從無以復加的『左』邊跳回來改作民主鬥爭時，卻變成無以復加的右了。他們幾年來替托派的民主政綱惡意描繪的那幅漫畫，現在則放上自己的嘴臉而作為民主的真容了。他們道道地地的將取消主義的實質冒充了民主鬥爭。昨天，他們將任何形式的國民會議要求稱為叛變；今天，他們非但要求國民會議(除去了革命內容的)，甚至，為了要取得國民黨承認的『合作』，竟不惜放棄階級鬥爭，取消紅軍編製，改宗三民主義……這個轉變確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黨外人看了莫明其妙，便是黨內人也都覺得非常奇怪。」

共產國際之所以強令中共放低姿態與國民黨和解，之所以要讓中國的各種政治軍事力量停止相互鬥爭、廝殺從而結成反抗日本的「民族統一戰線」，並不是為中國考慮，而是從蘇聯的根本利益出發的。當時，瘋狂了的日本，並不以侵佔中國為滿足。那些年間，斯大林非常擔心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在中國站穩腳跟後，以東北為跳板進攻蘇聯。斯大林為了避免蘇聯遭受日本的攻擊，採取了多種措施。積極謀求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是措施之一種。蘇方經過數年努力，終於在1941年4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互不侵犯條約》。而讓中國長久地牽制日本、使日本無力抽身侵蘇，也是斯大林的謀略之一。如果國共之間的內戰不停，對日本侵佔中國當然是極有利的。要使中日之間的戰爭長期處於膠著狀態，國共之間的內戰就必須停止。正是基於這種算計，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才要求中共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低首下心地向國民黨求和。中國的托派認為這是犧牲了政治信念。是在拿原則做交易。

中國托派對中共新路線的反對，自然對斯大林的謀略是一種干擾和破壞。為了化解這種干擾和破壞，共產國際決定給中國托派的腦袋上扣上「漢奸」的帽子，並且捏造出托派接受日圓津貼的罪名。所以，「托派漢奸」之說以及接受日元謠言，也是起源於莫斯科。

四

當托派積極反對中共的新路線時，魯迅的思想動態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1930年3月，當「左聯」在上海成立時，魯迅是參加了的。但魯迅與「左聯」的關係，與其說是與一種組織的關係，毋寧說是與瞿秋白、馮雪峰等幾個較談得來的友人的關係。幾年後，瞿、馮離開上海到瑞金，「左聯」由周揚等人領導，魯迅與「左聯」的關係其實名存實亡了。1935年年底，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傳到上海，「左聯」決定解散。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確地下達過解散「左聯」的指示，解散「左聯」的決定，都是符合斯大林為中共設定的新路線的。既然在政治上要與國民黨合作，要與各種力量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在文藝上又豈能不服從這一總路線。對於解散「左聯」，魯迅一開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統一戰線」為何不能與「左聯」並存。繼而要求，在解散時發布一個宣言。在魯迅看來，無聲無息地散夥，那不是「解散」而是「潰散」。但「左聯」忙於「救國會運動」，終於連這點意見也未能接受，「左聯」還是作鳥獸散了。「左聯」是黨領導下的組織，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聽命於黨的指示和服從於黨在當下的方針政策；而魯迅反對解散「左聯」，魯迅要求發布解散「宣言」，近似無理取鬧。當年與周揚一起工作的中共黨員王翰，在1979年回憶往事時，還有這樣的說法：「對於工作的轉變，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總和各個『聯』，建立廣泛的群眾性組織，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當然是正確的。文委籌建救國會是有成績的。魯迅對解散左聯一事指責周揚，這種指責是不對的。一則從全局看，為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政府和紅軍都改名了，那麼，為了適應轉變，左聯等組織改變名稱更無可非議了；二則當時黨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幹部做救國會工作是不可能的。」

「左聯」「解散」後，又有「兩個口號之爭」。周揚等人針對新的形勢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而魯迅、胡風等認為「國防文學」過於模糊，主張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對於周揚等人來說，「口號」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讓步。一時間爭論十分激烈。一些擁護「國防文學」口號者，甚至指責魯迅「破壞統一戰線」。

「左聯」「解散」後，上海灘上各種名目的「救國會」不計其數，周揚等人也在文藝界策划了新的組織，但魯迅拒絕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種。周揚等人張羅新的組織，當然非常需要魯迅的捧場。但魯迅卻一律拒絕。據胡風回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臨時委員會書記的鄧潔，還親自約見魯迅，試圖說服魯迅出馬，但也未能成功。不願意介入新的組織，自然就會被認為是對「統一戰線」的抗拒，因而也就罪大惡極了。

凡此種種，其時也在上海灘上活動的托派，當然看在眼裡，熱在心裡。魯迅與文藝上的新路線的不合作，魯迅與「統一戰線」之間的緊張關係，都讓托派覺得魯迅是自己的「同路人」。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沒有清楚當時發生於上海左翼文人中間的爭論的情形。後來也不曾有機會去閱讀那一爭論的有關文章，不過大體是知道的，它多少牽涉到文學中的階級鬥爭立場和階級合作立場之爭，代表前者的是魯迅，他較執著於左翼作家們的原有立場；代表後者的是徐懋庸、周起應(即周揚)等，他們無條件擁護新政策的文學路線。故若從更大的背景看，這簡直就是斯大林由『第三時期』轉入『人民陣線』時引起的一點新舊之爭。徐周等人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不甚贊同，他認為應該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我們並不以為『第三時期』比『人民陣線』較為正確；但在魯迅和徐懋庸等人的爭論，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轉變的爭論中，卻多少表示了真誠的革命者對於階級鬥爭的堅定，對於無條件投降於國家主義的厭惡。魯迅始終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永遠是一個同情被壓迫與被踐踏者鬥爭的戰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階級鬥爭學說的服膺者。何況，在他思想和行動的逐漸成長中，反對各式各樣國家主義學說的鬥爭，曾起了決定性作用。現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羅文學』，與國民黨御用文學及所謂『第三種人』等作了長期尖銳鬥爭之後，忽而要掉轉槍頭，化敵為友，從事什麼『國防文學』了，在他心裡當然不會舒適安靜的。於是引起了爭論，而且這個『內部』爭論，傳到了我們耳中。陳其昌聽到了這個消息後非常興奮，於是寫了一封信(此信後來附印在魯迅的複信後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鬥爭》及另外幾冊中譯的托洛茨基的小書，由內山書店轉送魯迅。」

五

王凡西指出是對國家主義的厭惡，使得魯迅反對「國防文學」的口號，對新路線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這是相當準確的。不過，這是王凡西的看法，而且是王凡西二十年之後的看法。而陳其昌「拉攏」魯迅，並非托派中央的決定，只是陳其昌個人的心血來潮。何況即使是王凡西，也沒有看到魯迅與托派根本的不同。托派反對中共新路線，是因為民族鬥爭壓倒了階級鬥爭，而魯迅所擔憂的，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托派是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反對中共新路線的，而魯迅是從「立人」的立場拒絕周揚等人的方針政策的。這期間，魯迅發表過這樣一段文字：「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這番話，也會令托派興奮。但托派對此番話的理解，也與魯迅本意相差甚遠。在托派看來，「淪為異族的奴隸」是指民族矛盾，而「做自己人的奴隸」是指階級矛盾，因而魯迅是在強調階級矛盾的不可忽視、階級鬥爭的不可取消。但在魯迅那裡，「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是救亡；將「做自己人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是啟蒙。魯迅所憂慮的，是救亡徹底壓倒了啟蒙。因為在魯迅看來，救亡與啟蒙是並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甚至啟蒙即救亡，而且只有啟蒙才是最徹底、最有效、最可靠的救亡。因為只有完成了「立人」的大業，只有中國這「沙聚之邦」終於「轉成人國」，中國才能真正得救，否則，廣大的民眾只有兩種境遇：要麼淪為異族的奴隸，要麼做自己人的奴隸。

正是對魯迅的這種誤解，使得托派陳其昌執筆給魯迅寫信。

陳其昌，河南洛陽人，本名陳清晨。1922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在校期間加入中共，是王實味加入中共的介紹人。在北大期間，就對魯迅十分崇拜。1928年加入托派組織並成為活躍分子。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殺害。1936年6月3日，陳其昌化名陳仲山致信魯迅，在攻擊了斯大林和中共之後，說：「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以為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陳其昌寫此信，當然有「拉攏」之意，但此意並不明顯。坦率地說，陳之所為，並非匪夷所思之事，實乃極其尋常之舉。給一個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寫信、寄書刊，表明自家的立場、宣傳自家的觀點，以求得理解、同情和支持，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都是很常見的。換句話說，魯迅收到的是一封很普通的信，陳仲山不過是無數慕名而來者之一。對這封信，魯迅最可能也最應該採取的方式，是置之不理。陳氏並沒有將托派觀點強加於魯迅之意，魯迅自身也並非政治人物，以公開信的方式義憤填膺地駁斥陳氏私人來信中的觀點並義正詞嚴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與魯迅的身份和一貫的性格殊不相合。退一步說，實在要以公開信的方式作答，也只須一是一、二是二，表明自己與托派道不同不相與謀即可，吞吞吐吐、陰陽怪氣地說出「日本人出錢」一類的話，亦殊非魯迅作風。

對這封公開信的問世，馮雪峰在寫於1951年的《黨給魯迅以力量》中，有這樣的敘說：「魯迅先生愛我們的黨，是由於對於我黨的認識，所以，他雖不是一個黨員，他的黨性卻實在非常的強……而他就最厭惡那種聽見別人造謠誣衊自己的同志而也坦然處之，或甚至也跟著傳播謠言的人。他的這種表示，我是親眼見過多次的。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當一九三六年六月間，最無恥的托派存心不良地寫一封信給他，在信中對斯大林同志和我黨中央大施攻擊的時候，他對托派的憤怒和憎惡真可謂到了極點了。他那時病在床上，我去看他，他還沒有對我說一句話，我也還沒有來得及坐下，他就忙著伸手向枕頭下面摸出那封信來，沉著臉遞給我，憤恨地說：『你看！可惡不可惡！』我看了後說：『他們自己碰上來，你迎頭給他們一棍罷！』他說：『等我病好一點的時候，我來寫一點。』可是，雖然決定要給以打擊了，而憤怒仍不稍減，又沉著臉說了一句：『可惡不可惡！』兩天之後他仍舊在沉重的病中，我就提議一個辦法，請他說個大意由我筆錄，寫幾句作公開信回答，他同意了。我主張早日答覆，是認為打擊托派固然很重要，而同時也實在為了他可以早日減輕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這番對事情經過的回憶，其實頗有令人生疑之處。這姑且不論。馮雪峰在回憶此事前，先強調魯迅厭惡「造謠」和「傳播謠言」，這是確實的。然而，那封公開信中關於托派收受日本人金錢的話，卻分明是在「造謠」和「傳播謠言」。1951年的馮雪峰，在寫這篇回憶文章時，大概沒有意識到這種矛盾。

六

陳其昌的信來到時，魯迅正病倒在床，以至於連日記亦廢止。查魯迅1936年6月日記，只記到6月5日，從5日至30日均空缺。6月30日這天，魯迅大概勉強可以起坐了，遂在6月5日的日記後面，寫了這番話：「從此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略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熱時志。」這期間，魯迅固然都在重病中，但也有較好一點和更差一些的時候。「頗虞奄忽」的那幾日，是哪幾日呢？《魯迅全集》中收錄的一封信，作了回答。1936年6月19日，魯迅親筆給邵文熔回了一封信，其中說：「弟從三月初罹病後，本未復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涼，終至大病，卧不能興者匝月，其間數日，頗虞奄忽，直至約十日前始脫險境，今則已能暫時危坐，作百餘字矣。」(11)魯迅6月6日開始中斷日記，6月19日這天說「約十日前始脫險境」，那麼，6月6日至6月9日這幾天，正是「頗虞奄忽」的幾日。陳其昌來信寫於6月3日，應該在後一兩日到達魯迅手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寫於6月9日。這樣我們就明白了：收到陳氏來信和寫公開信作答的這幾日，正是魯迅病得最重、病得要死之時。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難以相信馮雪峰關於此事的說法了。馮雪峰說公開信是魯迅「說個大意」，由其「筆錄」。「大意」和「筆錄」是相矛盾的。「筆錄」者，將他人口頭表述轉化為文字，是完全忠實於口頭表述的。如果他人只是說個「大意」，執筆者根據這「大意」寫成文章，就不能稱為「筆錄」。

幸虧胡風沒有瘐死獄中，幸虧胡風在出獄後還能有幾年寫作的時間。胡風出獄後關於魯迅的一些文字，對澄清一些歷史問題起了寶貴的作用。作為見證人，胡風寫於1984年、發表於1993年的長文《魯迅先生》，就對《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及那篇《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的由來，有這樣的回憶：

重要的是發表了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兩文都註明了是他口述，O. V.筆錄。其實都是馮雪峰擬稿的。O. 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黨的領導人，我覺得掩護他是我應盡的責任。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著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謠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消解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著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什麼，簡單地點點頭，表示了同意。

馮雪峰迴去後，覺得對口號問題本身也得提出點理論根據來。於是又擬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約我一道去念給魯迅聽了。魯迅顯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沒有力氣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一道出來後，雪峰馬上對我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

他的聲音驚醒了我，覺得有點意外。並不是蘇聯這種做法使我意外，而是在這種情況下說這種話，而且是用著那樣的腔調。魯迅病得這樣沉重，應該盡一切可能搶救他，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擾他。至於口號的理論問題……不應該用魯迅的名義匆忙做出斷語。……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時候絕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對病情產生不利的影響。但他對魯迅的不耐煩的神色，反而用了那樣冷淡的口氣表示了他自己對魯迅的不滿，不能不使我感到了意外。

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

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胡風寫於1984年的回憶，都遠比馮雪峰寫於1951年的回憶更可信。當時的魯迅，處於生與死的分界線上，不可能進行嚴肅認真的理論思考，不可能進行「口授」，也不可能說什麼「大意」。《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還有那篇《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完全出自馮雪峰之手，只是在寫成後，在病危的魯迅耳邊念了一遍而已。可以想見，魯迅不可能字字句句都聽得清楚明白，充其量聽個「大意」而已。

胡風不能理解馮雪峰為何一再以此類實屬不急之務的理論問題來嚴重打擾病危的魯迅，還是因為他對政治的不敏感。馮雪峰是政治人物，他接近魯迅，與胡風的走近魯迅，一開始就有不同的原因。胡風是被魯迅的思想精神吸引過去的，而馮雪峰則是因為魯迅的巨大影響而被黨派遣過去的。接近魯迅，讓魯迅為黨的政治服務，是黨交給馮雪峰的任務。當收到陳其昌的信時，魯迅也許真的很生氣，但馮雪峰肯定很高興。因為這等於給了馮雪峰一個公開表明自己並非托派的機會。以魯迅的名義痛斥托派，並散布托派乃漢奸的謠言，這作用是黨內人士無法取代的。可以說，這封以魯迅名義發表的公開信對托派的打擊，勝過以中共名義發表的無數篇文章。這胡風認為馮雪峰應該顧慮魯迅的身體，應把魯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這也不過是書生之見。

七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魯迅名義公開發表後，陳其昌悲憤不已，於是又提筆給魯迅寫了第二封信。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所編的《魯迅研究資料》第四輯全文收有這封信。後來，陳漱渝主編的《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也將此信全文收錄。陳其昌第一封信態度是極為友善謙卑的，第二封信則言辭十分激烈，可以想見寫信時的怒火中燒。除了慷慨激昂地申述托派的政治觀點，還對魯迅的個人品德嚴辭譴責：「你躲躲藏藏的造謠，說日本人拿錢叫我們辦報等等，真虧你會誣衊得這樣周到！」「你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與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樣的標題公開發表，並且還不僅發表在一個雜誌上。而你那公開回信的內容，又不談我向你誠懇提出的政治問題，而只是由我而侮辱到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並誣衊到托洛斯基，你是講『道德』的人，你既然這樣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誠懇的請求你把這封信公布在曾登過你的回信的雜誌上。標題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對魯迅先生的答覆》，這裡，我在熱烈的企待著魯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不迴避堂堂正正的論戰，你如願意再答，就請擺開明顯的陣勢，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謠誣衊。你的話在中國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將遺害青年，必損傷你的盛名，並有害革命。」以魯迅的性格，這樣的言辭，是足以令他憤怒的。但魯迅只在7月7日的日記中記道：「得陳仲山信，托羅茨基派也。」此外，便未對這第二封信有任何反應。我想，陳氏第二封雖然對魯迅戟指怒斥，而魯迅卻默然無語，應該是魯迅自己本就對那公開信懷有歉意。換句話說，陳氏的嚴厲斥責，魯迅也許認為是自己應得的「報應」。

1993年胡風的長文《魯迅先生》發表，垂暮之年的鄭超麟讀後興奮異常，寫了《讀胡風〈魯迅先生〉長文有感》，最後說：

讀了胡風這篇《魯迅先生》長文，頓使魯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來，回到了我在國民黨監獄中看到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馮雪峰告訴胡風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簽一個名。」胡風說，他聽後感到「有點意外」。我則認為馮雪峰這些話不是貶低魯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魯迅的地位，知道了我們中國的高爾基畢竟高出於俄國的高爾基。我的殘餘的愛國主義將會引以為自豪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的幾個以罵魯迅為業的人，拿著放大鏡尋找著魯迅的毛病。他們往往把魯迅的某幾句話，從具體的語境和時代背景中抽取出來，然後或聲色俱厲、或痛心疾首地分析和譴責。《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早成為他們攻擊魯迅的口實。前些年，有人提出把《答托洛斯基的信》(還有《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從《魯迅全集》)中剔除出去。剔除出去倒未必有必要。不妨讓它們仍然留在《魯迅全集》中，但應該有詳細、客觀的注釋和說明，讓讀者知道文章產生的經過，尤其要讓讀者知道魯迅對文章的不很認可和不很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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