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規律、技術創新與共產主義

在我眼裡，寶鋼退休的老領導劉國勝先生是個很特殊的人。他的身份是領導，骨子裡卻是個學者；但從學者角度看，卻有點「異類」：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信徒、魯迅的擁躉。他看問題很透徹，卻又是個充滿困惑、「滿肚子不合時宜」的人；他是共產黨的書記，卻又能與我們這些非黨人士推心置腹。

想到劉書記，是因為我最近也常常發現：馬克思和魯迅的許多觀點確實有遠見卓識。剛才上班開車的路上，又想到了一個問題：社會發展為什麼是有規律的？其實，世界運行原本就是有規律的，關鍵是人們能不能發現規律。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改為「人們為什麼有能力發現社會發展規律？」而要回答這個問題，想可以從反面來問：「什麼阻礙了人們發現規律？」

我搞了20多年的數據分析。曾經感嘆道：發現規律就是和干擾做鬥爭——規律難以發現，是我們的認識受到各種干擾。比如，牛頓第一定律的發現，是因為摩擦力的存在是一種常態的干擾。干擾來源越多、機制越複雜，發現規律就越麻煩。

再講具體的一個例子。「鋼鐵智能製造的瓶頸是模型」，已經逐漸成為業內有識之士的共識。模型為什麼難建呢？因為影響因素太多：我研究模型的時候，就找到40個左右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因素。影響因素多了，就不容易抓住重點、也就難以發現規律。我甚至見過某材料專家，對某合金作用的認識實在太幼稚，讓我這個學控制的都覺得可笑。

學者們研究「機理」，本質上就是去發現規律。發現規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在我看來，所謂的「機理」本質上就是在做「降維」的工作。比如，成分、工藝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鋼鐵材料的「組織」。而研究則表明：在一定的條件下，不管是什麼原因引發的「組織變化」，只要組織本身是相同的，性能就是一樣的。成分、工藝要用幾十個變數來描述，而組織只要用少數變數來描述，這就是降維啊。愛因斯坦、波普強調科學研究追求「簡單化」，本質上就是降維，而不是計算簡單。

同樣的道理：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太多，規律也就非常難以把握。於是，很多人把社會的變化歸結到某個隨機因素身上，如個人好惡、特殊事件的身上。這樣，也就看不到規律了。很多人迷信，就是因為看不到規律。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的發展進行了「降維處理」:他們找到了一個關鍵要素：生產力。

生產力的提高，能讓人用更少的力氣做更多的事。無論在什麼社會，人類或組織的總體利益總是趨向於發展生產力、傳播先進的生產力。於是，宏觀上看，生產力就是一個從低向高的單向發展過程。

但是，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相關各方並不是「普遍受惠」的。比如，無人化會讓某些人失業等等。於是，相關利益方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時，需要改變生產關係、其實就是利益關係，儘可能地讓生產力的發展「普遍受惠」。如果做不到，就會產生衝突。衝突化解以後，生產力又會極大地發展。

利益衝突怎麼解決的？生產力水平低的時候，「分配問題」可以導致生死的差別——所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解決的辦法就是階級鬥爭、你死我活。到了現代社會，生存問題基本沒有了，人們不至於為了吃飯不要命了，解決的方法就變的柔和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和企業的競爭就變成了主要方式：你的生產關係調整不好，你的國家就落後、你的企業就會破產。這樣，各方就開始妥協、談判、改革，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在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個人要什麼有什麼了，利益衝突就少了，生產力發展的阻力就少了。

於是，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生產力」這個關鍵的維度，解釋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這個規律在今天仍然有效。最近我發現：中國的科技界為什麼搞不好？本質上就是人與人的利益關係沒有搞好啊！ 中國有13億人、一億多大學生，要是人和人的關係搞得好，科技界還愁什麼？ 最近搞智能製造，也深刻地發現：智能製造搞不好，就是因為利益關係沒有擺平啊！

為什麼呢？請聽我解釋。

我曾經把龍頭企業的科技「短板」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特別難的、一類是沒有價值的。「特別難」的搞不好，往往首先是利益關係沒梳理好：官本位、科技人員不安心搞科研、難的問題就解決不了；短期考評、導致項目選擇急功近利、難的問題沒人做。對於「沒有價值的」，也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有價值卻被隱藏了。隱藏的原因是：整體利益與個人和部門利益衝突。第二類是低端產業不需要高大上的技術。對於這一類，需要在企業轉型升級的基礎上，才會變得有用——所謂轉型升級，一個主要推動力是高質量要求。然而，如果市場機制搞不好、企業逆淘汰（像我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那樣縱容奸商），企業為了節約成本，寧可生產偽劣產品。轉型升級也就沒有動力。

所以，要解決技術創新問題，重點也是對利益關係進行調整和改革。利益關係理不清，生產力的發展就會被壓縮。這就是我國的現狀。

有人可能會問：這些問題難道只有你清楚？我想起一個說法：「哲學往往是社會黑暗的時候發達」。社會黑暗時，會迫使人思考得很深。類似地，人經歷的痛苦多了，思考得就會比較深。我在科技一線做了20年科研，想做事的時候，遇到了太多的困惑。我的這些體會，自然是那些仕途上順暢的人不能體會到的。

最後給大家編個笑話：「春運期間，有個記者跑到火車上調研：大家是不是都買到票了？ 最後，他的結論是：旅客們都買到票了、旅客們的意見是：不應該賣站票。」 在中國科技界，這個笑話是有現實意義的：有話語權的人，往往是成為學霸的「成功人士」，他們是春運期間「買到票的人」。而長期在科技一線工作的人，是買不到票、站在站台上瑟瑟發抖的人。兩種人觀點不一樣，也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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