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是亡於大清，是亡於流寇農民起義軍，實質大清是為大明報仇

這根本上是出於清朝構建合法性的需要而實施的一系列舉措的結果。

從入關時期的第一代決策者攝政王多爾袞開始，清廷就有意識地證明明朝不是亡於大清，是亡於流寇（農民起義軍），大清是為明報仇的。

清朝又接著進一步通過修《明史》等文化活動，證明明朝天命已盡，己方順天應人。為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修《明史》的時候，把史可法等人列為忠臣，把洪承疇等人列為貳臣。同時各地通過修方誌，表彰忠烈，所有抵抗大清而死的，官員都是忠臣，老百姓都是義民，婦女都是節婦。

（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國處）

這一說法到了雍正帝的《大義覺迷錄》里有了更為簡明而系統的描述：

前明之亡國，亡於流寇李自成之手，與我朝毫無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綱紀廢弛，內則盜賊紛起，李自成等擾亂殘虐，淪陷京師，外則邊警時聞，各處蒙古外藩，皆為勁敵。是蹂躪 中國，消耗明之元氣，非獨本朝也。況我太祖創業以來，並無取明之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勒兵入關徇地，直到山東臨清，周視京城，縱獵南苑，數日乃歸。明朝並不能一矢加遺。彼時若欲取明之天下，豈不易如反掌？蓋我祖宗列聖惟冀息兵安民，解仇釋忿。屢欲與明朝和好，而明之君臣總置之不問。

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國而死，明祚已絕，明位已移，始請兵我朝，來除寇亂。太宗皇帝命將興師，兵至山海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眾，望風逃竄，席捲長驅，是以我世祖皇帝君臨萬邦，廓清群寇，救億萬臣民於水火之中，為明朝報仇雪恥，是我朝深有德於前明，顯然著明可白萬世者也。我朝得國較之湯武征誅，更為名正言順，何明亡之有恨乎？

這是清朝官方文宣和史觀的基本邏輯。

南明福王政權的史可法諸人在一開始也是認同這個邏輯的，這就是「聯虜平寇」政策的理論基礎。

多爾袞等清朝的決策者一開始因為實力不夠，佔領北京和畿輔地區已經出乎意料之外，所望不奢，可能也有和南明聯手共平流寇的想法，但很快由於北方對南方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依賴以及看破南明恢復之志和實力不足，逐漸認定沒有必要承認弘光朝廷，決計乾脆以清代明。

李潔非先生認為：因為滿清驅走李自成，算是與明有恩，此乃「當時倫理上必有之義」。並因此對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對「聯虜平寇」的批評不滿，認為當時人見不及此策的失當，不能苛責。

其實，所謂「聯虜平寇」從一般的政治利益格局看就十分幼稚，「平寇」之後偌大一個清政府哪有可能乖乖和南明「世通盟好，傳之無窮」。這是另一個問題，此處不贅述。

清朝正是通過這樣一種邏輯論證「自古得天下未有如本朝之正者」，在這個體系中崇禎的地位不能十分負面。此為原因一。

另一方面，崇禎也成為抗清人士故國之思所寄託的象徵。

抗清義士和勝朝遺老基本上都對崇禎高度評價。

隨著清軍入關剃髮易服等有違民心的政策出台，導致江南民眾對清廷高度不滿，而原本死於農民軍逼宮自殺的崇禎就幻化為了一個抗清的象徵符號。

例如在浙江崇禎幻化為太陽神，受到追思和祭拜；據傳說在浙江繼監國之位的魯王朱以海按照《太陽經》中的經文——「太陽明明朱光佛」，「太陽三月十九生」。確定甲申殉難的三月十九為「朱天菩薩誕辰」，尊奉在該日殉國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為「朱天菩薩」又稱朱天君或朱天大帝！

朱天大帝的神像模仿崇禎帝殉難時的姿勢，披頭散髮赤足，一首持環（象徵自縊的繩套），一首持木棍（象徵自縊的歪脖子樹）。

朱天大帝的信仰在抗清最激烈的江南地區最盛行，在三月十九當天要舉行盛大的迎神賽會。

到了阿Q正傳的時代，「革命黨」白盔白甲是為崇禎皇帝戴孝，在浙江民間，仍然是鄉民信之不疑的東西。

崇禎，承載了人們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雖然他統治的時代遠非黃金歲月。此為原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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