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傳：革命時代的民主先知

撰文：休·布羅根

翻譯：盛仁傑 董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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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是19世紀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是歷史與政治學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對法國大革命和美國民主的研究至今在歷史學界仍有巨大影響。這本《托克維爾傳：革命時代的民主先知》（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5月出版）由研究托克維爾和美國史專家布羅根寫作，闡述了托克維爾的寫作生涯和政治經歷。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八章：海外之旅（1831）。

像尤利西斯（Ulysse）一樣，有一場了不起的旅行之人是幸福的。

——喬基姆 · 杜 · 貝萊（Joachim du Bellay）

正如他自己所預料，托克維爾因為暈船而睡了兩天，此時東風將勒阿弗爾號送出了海峽，進入大西洋。第三天，他感到好多了，而第四天，則完全恢復了。他發現同船乘客並非如此，感到很得意：在第六天之前，還沒有一個人熬出來。唯一的例外是博蒙，他完全沒有暈船；「理所當然，」他的朋友嘆道。整體來說，這場他們樂於其中的海上旅行，有著合理預期中的良好開端。首先，按照當時的標準是相當迅速的：他們於5月1日在美國登陸，在海上度過了38天。其他的船隻一般要花整整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勒阿弗爾號—一艘美國船，儘管有著法語名字—既結實又快速：托克維爾慶幸勒阿弗爾號不會發生翻船的危險，西西里之旅的船隻差一點就翻了，儘管他們有時候會遇到同樣糟糕的天氣：有一場風暴整整吹了36個小時。在船上，是談不上隱私的：當托克維爾和博蒙上床睡覺時，其他乘客正在吃晚餐，他們總是在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中和用餐者的眼皮底下入睡。正餐時間相當熱鬧，因為桌上餐盤紛飛，瓶杯俱碎，還始終有肉湯順脖流下的危險。我們的旅行者們樂觀地克服一切不便。他們只有一點嚴肅的抱怨，儘管食物很好，烹飪也很美味，但是航程最後一天的供給相當少，船長顯然錯算了自己的需求。

他們與同伴相處和諧，部分是因為原則（「在海上，如果你們不想打架，你們必須成為好朋友」），部分是因為天生友善和情緒高昂。他們偶爾思念家鄉，而且在剩餘的旅程中時不時會如此；儘管相思之苦很嚴重（托克維爾非常思念瑪麗），卻是斷斷續續的。其所有家信的主旋律就是一種確定無疑的熱情。所以他們很容易就喜歡上其他乘客；事實上，有時候他們似乎已經成為了甲板旅客的生命和靈魂。博蒙是一位熱情洋溢的音樂家，他隨身帶著長笛，有一次為船上的年輕人們（包括托克維爾）演奏了一曲，以便他們能跳方陣舞。另一天，人們發現一個木桶漂浮在海面上，它立刻成為了射擊練習的目標：托克維爾雖然是近視，但成為了射中它的冠軍神槍手。一天晚上，他跨坐在船首桅杆，享受在波光粼粼的浪濤上狂飆、俯衝的感覺，「一種更加美麗、更加宏偉的景象，難以言表」。

愛德華茲小姐（Miss Edwards），是一個魅力十足的年輕美國人，給他們上英語課，因為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英語比想像中要差許多。他們與查爾斯·帕爾默（Charles Palmer）成為了特別親密的朋友，他是一位下院議員（輝格黨［Whig］成員，擁有著名的波爾多［Bordeaux］葡萄園），出自紐約富裕的舍默霍恩家族（Schermerhorn）：這些新認識的朋友對考察監獄的任務很感興趣，他們在紐約將對托克維爾和博蒙大有助益。托克維爾寫下了關於美國的第一份筆記：據舍默霍恩先生說，那裡的人只追求財富，此外概不關心，而且他認為犯罪在增多。他還對美國商船隊做出一些令人驚奇的評論。3毫無疑問，船上生活的極度無聊乃是這種友善的原因之一：據托克維爾說，大多數乘客就像在蒸餾器中，一點一滴地蒸餾自己的百無聊賴。托克維爾和博蒙卻免於這種抱怨。他們有活可干。每天早上五點後，他們就迅速起床，並一直閱讀到吃早飯，就像在凡爾賽那樣。他們翻譯了一本關於美國監獄的英文書，閱讀美國史，研究讓–巴蒂斯特·賽伊（Jean-BaptisteSay）的《政治經濟學概論》（Courd』économiepolitique）。在他們工作時，博蒙對他的這位朋友的評價越來越高：「托克維爾確實是一個出類拔萃之人；他因崇高的思想和高貴的靈魂而偉大。我越是了解他，就越敬愛他。」他們對創作一本有價值的書越來越有信心。

但他們甫一登陸就感到其計劃困難重重，縱然這種感覺還不是那麼明顯。由於逆風和食物短缺，勒阿弗爾號先是在5月9日下午停靠在羅得島州（RhodeIsland）的紐波特（Newport），而不是紐約。第二天，托克維爾和博蒙厭倦了航行的反覆無常，改坐一艘巨大的蒸汽船總統號，將他們沿著長島海灣（LongIsland Sound）送往曼哈頓（Manhattan）。雖然懂得素描的博蒙創作了一幅教堂尖塔的精美小畫，但他們並沒有在紐波特停留很久；但他認為是時候寫信告訴母親，這裡的女人非常醜陋，美國人完全是一個商業民族：「單單在紐波特這座小鎮，就有四五家銀行。聯邦的所有小鎮都一樣。」他尚不懂得不要妄下結論。

托克維爾對總統號的噸位和速度印象深刻，但對當時砍伐一空的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河岸卻印象不深。然而一大早，他們進入東河（East River），雖然那個年代還沒有摩天大樓，但他像所有從海上靠近紐約的人那樣高興：

我們在看到這座小鎮的郊區時，讚賞地歡呼起來。請想像秩序井然的河岸，河岸的斜坡上滿是草坪、鮮花和樹木；除此之外，還有無數的鄉村小屋，不比巧克力盒［雅緻小屋bonbonnieres］大，但是建造精良。如果你可以的話，請進一步想像，海面上滿是船隻，你沿著海峽進入紐約。

他想或許能給他嫂嫂埃米莉弄一份「巧克力盒」的圖紙：她或許想在納克維爾的莊園里建一幢。中午時分，他們到達了曼哈頓南端的巴特里（Battery），有些困難地在百老匯（Broadway）66號找到了一處合適的寄宿公寓：巧合的是，帕爾默先生也住在那裡。下午四點時，他們筋疲力盡地上床睡覺，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隨後，愉快的時光開始了。

紐約人受寵若驚地從早報上得知，法國政府為了改善本國監獄制度，而派遣一個官方代表團來考察他們著名的監獄制度。當時美國人的性格是一種人之常情的自負（托克維爾馬上就發現了這點）和焦慮的混合。美國人對讚揚和批評有著同樣的敏感，而批評一直都是英國人加諸美國人的，英國人一直在暗示（如果能用這個詞的話）前殖民地的居民，唉，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鄉下人：「誰會讀一本美國的書？」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問道。因此，托克維爾和博蒙的到來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舍默霍恩先生及其家人擔保訪問者的良好品德，並儘可能地提供幫助，尤其在邀請晚宴一事上。帕爾默先生也一樣熱情。他們現在很感動，而博蒙預見到他們很快將不得不把熱情的來訪者拒之門外。出乎其意料的是（這是一件他們未曾想過的事），紐約有一個會熱情地接待他們的開明社會；托克維爾試圖勸說自己，這是了解這個國家的一種良好途徑。然而，他還沒有為舞會、晚會和晚間派對做好準備：他寫信給哥哥愛德華，迫切需要長筒絲襪，領結和兩打羔皮手套—這是晚會裝束中必不可少的（美國的東西製作粗糙且太貴了）。

他們試圖保持頭腦清醒，但這是一場可怕的鬥爭。其危險不是他們會變得自負且相信自己的公眾關注度，而是他們的成名會妨礙到嚴肅的觀察與思考。頭兩個星期，他們在寫往家裡的信中傾訴自己的想法，而且筆跡潦草，而在保存下來的信件中，*很明顯地看出他們完全迷失了。其中一個問題是，美國比他們預料中的還不像法國；另一個問題是，這種區別常常出現在意外的地方。比如令人震驚的是，無論公民還是公職官員，似乎都對基於等級的順從一無所知：在紐約的第三天，他們被引見給州長伊諾斯·思魯普（Enos Throop），他跟他們住在同一幢寄宿公寓里，他認為在會客廳接見外國人很正常；他對他們說，他會跟任何一個人握手。（但無人告訴他們，思魯普先生是來市裡參加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的年度宴會，或者他是奧爾巴尼攝政團（Albany Regency）的成員：這些引人遐想的名字此刻對他們毫無意義。）一個波士頓人寫信給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送給他一個美國製造的龜甲梳：報紙發表了這封信，它簡單地以「親愛的先生」開頭，這讓托克維爾很震驚。美國國民的虛榮心同樣令人驚惶。為了盡量使其印象有些意義，他們在信件中寫滿了少有證據且沒有經驗的輕率概括（那是托克維爾從未完全擺脫的特點）。他們說道，美國的新教徒清楚地了解宗教教條的「必要性」。美國的女人都很純潔，部分是因為美國的男人太忙了而沒時間做愛。整體而言，美國人是令人討厭的粗俗，但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很勤勞：這裡沒有懶散的「上流社會」（托克維爾用了這個英語詞）。美國並不知道政黨。美食處於起步階段；精美的藝術也是。

在記錄紐約生活之事時，他們做得好一些。一天晚上，他們發現一個開著的教堂，除了幾個禱告者外，沒什麼人。進入塔樓的門也開著，因此他們爬了上去：

幾經周折，我們最終到達了頂部，領略到一幅美麗的景色：那是一個建築在島上的、有著24萬居民的城鎮，一面朝向大洋，另一面則是巨大的河流，能看到河面上有很多艦船和駁船。港口的規模巨大。公共建築很少，而且不惹人注意。

有一天，市長、市議員以及似乎紐約的每一個公職人員都出現了，駕著五輛馬車帶領他們參觀城市的監獄、濟貧院、聾啞庇護所和瘋人院，路上還提供宴飲。在宴會上，博蒙非常警覺，以免自己被迫為拉法耶特乾杯，拉法耶特是兩個世界的英雄，他年輕的遠親（指博蒙）視之為危險的革命黨人（博蒙沒料到自己有朝一日會跟拉法耶特的孫女結婚）。托克維爾想到要乾杯就覺得極為痛苦，因為在場的每個人（大約有24名官員）都想跟這兩位法國人喝一杯：

我們好像被一群獵狗追趕的野兔……但是喝第三杯時，我決定之後滴酒不沾，而我完全成功地撐到了餐會的最後一刻，但這只是對法國而言，在美國這僅僅是第一幕的結束；大部分餐盤被撤走，擺上點燃的蠟燭，盛著雪茄的乾淨盤子呈送到你面前。我們每個人拿了一根，派對籠罩在煙霧瀰漫之中，乾杯又開始了，肌肉放鬆下來，我們讓自己盡情享樂。

當亞歷克西想到這兩位貴賓（指他們自己）在法國多麼微不足道時，他忍俊不禁。但是名聲有其缺點。甚至連宴會上的女士們都認為，在進行隨意的漫談之前，對窗帘和門鎖做出合適的評價也是他們的責任。

這對他們到美國的目的幫助不大。時間會證明，他們已為解釋美國做了良好的準備（他們的英語進步迅速），但起初他們並不清楚這一點。他們不知道從何處著手，就拚命抓住任何線索—比如，由舍默霍恩先生最早置於其頭腦的概念，即美國人只不過是一個商業民族。托克維爾向其父親抱怨道，報紙上關於棉花價格的報導遠遠多於重大政治問題。他選擇的是最為糟糕的一個例子。雖然他自己並沒有看到，棉花價格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棉花無疑是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支撐其繁榮並為其贏得貸款和硬通貨幣，通過再投資，資助了工業革命，這有朝一日會讓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權。與此同時，棉花維持著種植園奴隸制的統治，就在三十年後，它會讓美國陷入內戰。棉花嘲弄了美國對自由與民主的主張，而紐約的商人之中本就會人對托克維爾堅持這一點，托克維爾也會見了他們：比如塔潘（Tappan）兄弟，是復興的廢奴主義運動中的銀行家。棉花，就關稅問題激發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對兩黨制的建立起到了作用。

托克維爾在美國收到的第一封凱爾戈萊的信件中，凱氏的評論體現出其智慧，即想了解一個地方，你一定要在其中生活至少兩個月。然而，在美國的前兩周半時間裡，托克維爾堅持自己的刻板印象，擺足了架子。他甚至不承認他對法國也有思維定式。也許可以說，他當下所做概括的言外之意是在暗示：在法國，所有人都晚上通姦，白天政治革命，而沒有人關心錢財。如果有人指出這一點，他會很生氣，但是它隱含在他的話語中—他，這個巴爾扎克（Balzac）的同胞！他和博蒙正面臨著屈從某種偏見的危險，即英國作家—特羅洛普夫人（Mrs Trollope）、巴茲爾·霍爾（Basil Hall）、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的美國，這會大大妨礙他們的觀察。

考察監獄的任務讓他們免於膚淺。這項任務要求他們做系統的觀察，對他們更大的考察而言，這是一項非常好的訓練；而且這讓他們始終堅定地關注美國現狀。他們在一個公共圖書館花了好幾個早晨整理各類數據，這對兩種考察都有幫助，165月26日，他們出發去逆哈德孫河（Hudson）而上三十英里的辛–辛（Sing–Sing），參觀那裡的著名監獄。這場旅行持續了十天，事實證明是極為有用的。不僅僅讓他們對美國的一所著名監獄做了徹底的研究，而且逃離了在紐約令其不堪重負的無休無止的社交活動，有時間系統性地思考。他們處於度假般的心情之中。哈得孫灣極其美麗，偏遠而寧靜；雖然可能過於文明開化了：托克維爾多麼希望自己是第一批到達這裡的歐洲人，那時海岸覆還蓋著原始森林。他們寄宿過的美國家庭都如出一轍的友好而好客。他們白天參觀監獄，晚上在河邊休閑，直到天涼才回到屋中（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發現美國夏天的炎熱和潮濕有多麼可怕）。托克維爾藉此機會給博蒙上游泳課：要是古斯塔夫從汽船上掉到一條危險的美國河流，這也完全沒有用，他無法自救。博蒙寫了一張假文憑給托克維爾，祝賀他在禮儀上的進步：他現在對待老嫗跟對待年輕女子一樣有禮貌，而在那些無貌無技又無才的女子演奏鋼琴時，他也願意逢場作戲。博蒙證實了這一切，隨後聽憑其一生中反覆出現的情感衝動而補充道：「既然我是在發放證書，那麼我還要證明已經說過的話，亞歷克西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他現在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心能擁有他。」

他們最為實際的問題是監獄。在閱讀巴茲爾·霍爾的作品和大量的文檔後，他們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他們的發現未出所料：一座可怕的監獄，管理者可以隨意使用皮鞭，把一種艱苦勞作和絕對沉默的管理制度加諸犯人。兩位政府特派員對此實驗印象深刻：900個最頑固的惡棍僅僅由30個人管控；犯人受到信任地使用工具，比如十字鎬，這些很容易變為武器，但他們工作時甚至連鎖鏈都沒有（他們的勞動包括從採石場採集石頭，並用之建造自己的監獄）。但是托克維爾不相信這個實驗現在就已成功了。它只持續了幾年，隨時可能突然爆發，就像同樣很好的一種美國機器—蒸汽船。他注意到護衛們的憂慮感—「他們的眼神從未停止移動。」而且他並不能確信，辛辛監獄對於囚犯的道德改造起到作用，這是到目前為止他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在他們見到「奧本制度」（「the Auburn system」）中的其他例子之前，他和博蒙保留了判斷，它是以紐約州西部的奧本監獄命名的，是該制度最初運用之所在。18他們不久之後就會去那裡。

辛辛監獄給了他們一個做出判斷的最好機會，這是極為必要的：此時他們離開法國已經整整兩個月了。托克維爾在自己的筆記本和寄給父親的信中都抓住了機會；儘管無法證實，但或許正是在他和博蒙的對話中，托克維爾完成了澄清想法的艱苦工作。這對朋友24小時待在一起，著迷於他們看到的一切，分享著同樣的特別興趣，而且（以目前我們所能判斷來看）總是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們記下的僅僅是討論的結果。

以此看來，其論文表明他們正在慢慢地認真處理其任務的範圍。托克維爾寫信給自己的父親：

自從到美國以後，我們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理解這個我們正在出訪的國家。為了這麼做，我們被迫先天地解構社會，研究構成法國社會的內部因素，這樣我們才能詢問有用的問題而不忽視任何東西。這種極困難又很誘人的研究，展示給我們隱藏在雜亂無章中的大量細節（這種分析失敗了），並啟發了大量本不會發現的問題。我們的勞動已經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我們不停地追詢其答案。清楚地了解我們想要發現什麼後，我們最簡單的交談都變得有意義，而且我們確信，任何社會階層的人都能教給我們一些東西。

托克維爾正在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學家，而他在此簡述的方法，將始終運用於美國的餘下旅程。

在他們回紐約的途中，這種方法首次得以運用。他們在哈得孫河岸的別墅中，禮節性地拜訪了利文斯頓家族（研究未能確定是哪個利文斯頓家族）的某一成員，當他們等待順流而下的汽船時，托克維爾問了一個來源於其觀察的問題：「在我看來，美國社會的缺點之一就是學術活動的普遍缺乏。」利文斯頓先生非常同意，並且將此不足歸咎於後革命時代的繼承法，它通過廢除限定繼承權和長子繼承權正毀滅上層階級，尤其是他所屬的哈得孫河流域的鄉紳。托克維爾很熟悉這個想法，他在巴茲爾·霍爾那裡已經聽說過了，後者的想法也許就是從同一位利文斯頓先生處得來；因為托克維爾清楚地知道，長子繼承權對1789年之前的法國貴族有多麼重要，所以這很吸引他，並且有朝一日會寫入《論美國的民主》；但目前更重要的是記錄這個事實，即在他與美國人的全面交談中，這是他首次感到信心十足地予以詳細記錄的對話，第二天他早早起床，把它記錄在案。

他們在紐約城度過了三個多星期，將工作時間主要用於收容所，那是年輕罪犯的一個拘留中心，晚上就拜訪上流社會。這好壞兼有，要是他們知道這點就好了。他們的年輕、魅力、重要任務，尤其是他們的貴族地位，*使得他們受到紐約舊精英—荷蘭裔紐約人（Knicker bocker families）—的熱烈歡迎；因此他們受邀參加宴飲派對，郊遊野餐，以及露天舉行的晚間婚禮，在那裡托克維爾為螢火蟲而高興，而博蒙對蒸汽船發明者羅伯特·富爾頓（Robert Fulton）的美麗女兒殷勤有加。22在充滿趣味的家信中，這些活動為之提供了大量材料（對宴會上他稱之為貓叫般音樂［musique miaulante］的表演，托克維爾用了大量的文字加以譴責：可惜對它是什麼，由誰創作，他未給出任何暗示）23但這些活動正危險地誤導著學習美國的兩位好學生。彼得·舍默霍恩（Peter Schermerhorn）及其朋友們是聯邦黨人，也就是美國第一個保守黨的遺存，聯邦黨在1812年戰爭後已經瓦解並消失。他們已經放棄爭奪原生態的政治權力和19世紀初的喧囂美國；正如D.W.布羅甘（D.W. Brogan）曾經指出，事實上他們是國內流亡者，就像1830年後托克維爾和博蒙在法國的親戚朋友。他們存留下來並激烈地表達反民主的意見，兩位政府特派員急切徵求並仔細記錄這些意見—比如，有觀點認為共和主義是美國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它絕不會在一個偉大的歐洲國家實現，譬如法國。這與托克維爾和博蒙的偏見一致，就像利文斯頓先生關於繼承法的評論一樣，而他們還未能見到偉大的聯邦黨人律師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的觀點，這些觀點作為傑克遜時期美國的指南，其偏頗程度就跟凱爾戈萊伯爵或博蒙父親本會對路易–菲利普時期法國的觀點一樣。

他們的一項失誤完全是自己造成的。當計劃旅行時，他們決定不在性方面跟女人扯上關係（出於禮貌甚或跳舞時的殷勤奉承是另一回事）。這對他倆都不容易，但是他們對自己遵守誓言感到高興：托克維爾寫信給愛德華，「你能相信嗎，我親愛的朋友，自從到達美國，我們已經習慣於清苦的美德。沒有一點兒動搖。僧侶們—我應該說，好僧侶們—最多也就這樣。」他們打算在剩下的旅途中繼續保持這個原則，因為美國的已婚婦女如此堅貞，要是他們犯錯的話，其懲罰乃是徹底的毀滅，而勾引年輕女孩所引起的麻煩則更不值得；無論怎樣，工作的壓力使得兩位政府特派員不像往常那樣容易犯錯。將會看到托克維爾在這裡重申自己的觀點，即美國男人太忙而沒時間談情說愛；而最佳的評論來自雅爾丹和皮爾遜，對於像僧侶般生活的決心，他們評論道「這或許讓他們對美國民情的研究出現一個空白」。確實如此：即便托克維爾和博蒙跟一個美國女人有過認真的對話，這種記錄也沒有存留。雅爾丹和皮爾遜還指出，傑克遜時期的美國，城市中賣淫很普遍，包括紐約，這使得托克維爾對美國婦女之貞潔，以及美國男人之性冷淡的堅定信念都顯得更加奇怪（但托克維爾顯然只考慮自己所屬階層的婦女）。

通讀托克維爾旅行中對此問題的其他觀察並證明其錯誤並非難事，但是其1831年6月的信件和筆記，給人留下更加洞見不凡的印象。或許他得出的特定觀點本身都不是原創的，但是他把它們融合成某種全新的、含義豐富的東西，離開紐約城的那天，他寫信給凱爾戈萊時，他已經發現並且知道自己已經發現，其著作的主題將會是什麼：

我們正在走向無限的民主，我並不是說這是件好事，我在這個國家的所見讓我意見相反，我確信它不會適合法國；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驅策我們。停止這種運動所做的努力，最多只能帶來短暫的停留。

這是宏大的托克維爾式學說；而它的奇特性僅僅在於，托克維爾是在再次思考廢除長子繼承權和限定繼承權的時候發現了它。

6月30日，他跟博蒙離開紐約，他們在那裡度過了將近七個星期（除了去辛辛監獄的短程旅行）。這段經歷是對美國的精彩導論，但甚至連凱爾戈萊或許都覺得時間夠長了；是時候動身了。俗語說紐約不是美國，這從未成真，這從來都是錯誤的，但是這座城市僅僅是國家的一部分，想要了解其在合眾國中的地位，必須要探索內陸。此外，作為監獄研究的一個地點，兩位政府特派員已經窮盡了紐約的資源；現在他們要去奧本，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美國監獄。他們並不匆忙：他們打算欣賞哈得孫的美景，順便看看薩拉托加溫泉療養所（the spa of Saratoga Springs），在那裡他們的一些機靈朋友揚言要加入，他們隨後去奧爾巴尼（Albany）研究州政府。結果這些計劃都未盡如人意。他們完全錯過了薩拉托加，因為他們在揚克斯（Yonkers）度過了愉快的一天（在那裡托克維爾拔槍射鳥，而博蒙素描寫生），而在一個叫做科爾韋爾（Colwells或Colwell』s）的小地方度過了另一天，晚間他們登上了一艘汽船，他們發現它正在追逐另一艘去奧爾巴尼的汽船，中途不會停歇，甚至連他們很想去看看的西點（WestPoint）也不停。他們在奧爾巴尼受到了一如往常的熱烈歡迎，並且受邀為嘉賓，參加一場盛大的國慶遊行；他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官方資料（托克維爾告訴他父親說，他將不得不買一個行李箱將文件帶回家），但是他們在研究中困惑於不可思議之事，即州政府幾乎不存在。他們有幾封給當地國會眾議員丘吉爾·C.康布勒朗（Churchill C.Cambreleng）的介紹信，儘管沒有對話記錄，但他們不可能沒有意識到，在眾議院中他是傑克遜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博蒙發現他「自信而務實」，他把他們介紹給在奧爾巴尼的州務卿阿扎賴亞·C.弗拉格（Azariah C.Flagg）。或許是跟康布勒朗的相遇，讓他們首次意識到在這個奇怪的國家有一個活躍的國家政府；而且他們已經親眼見到了紐約市強有力的市政管理。但儘管弗拉格先生竭盡全力，他們還是沒看到國家和市鎮兩者之間有任何東西。州長思魯普（Governor Throop）的薪酬太低，以至於他不得不花半年時間經營農場；在剩下六個月中，他似乎也不能大有作為，他們很快會得知，有能力之人都不願進入州政府，因為很容易有其他致富手段。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次不幸的訪問。《論美國的民主》的弱點之一就是對政黨重視不足，而如果托克維爾意識到在奧爾巴尼將有一個重大發現，那麼這個弱點本可以避免的。所謂的奧爾巴尼攝政正處於其高潮。攝政的名字是用來嘲笑以馬丁·范布倫（Martin Van Buren）為首的政治派別，它主宰了紐約政治二十多年。不僅僅如此，而且在選舉安德魯·傑克遜為美國總統的計劃中，范布倫成功地運用了其影響力和組織技巧，在此過程中，他與傑克遜合作創立了很快變成民主黨的政黨。幾乎自憲法批准以來，美國社會正在孕育大規模的政黨政治；在政黨政治誕生之初，范布倫是主要締造者之一，而在旅程中托克維爾會見了幾個人—思魯普、康布勒朗、弗拉格，最後是傑克遜本人—要是他碰巧問了正確的問題，這些人本可以告訴他正在發生之事。由於他蒙蔽於法國和精英主義的先入之見，而其紐約朋友之言又強化了這種偏見，使得托克維爾沒有這麼做：政黨政治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庸俗的權力之爭。29因此，他錯過了當時美國正在創造的普遍重要的改革之一。

兩位政府特派員繼續儘力做好美國景象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出乎其意料的是，他們對國慶典禮的印象極為深刻。「我想讓你對此壯觀場面有個準確的概念，」托克維爾寫給沙布羅爾道：

在典禮上，粗俗甚至滑稽的細節與高貴的主題相融合，並成功地觸動人心。軍隊在頭排遊行：是這個國家的國民自衛軍，那是一個對軍事精神完全無知的國家；你可以想像，每個誠實的公民都讓自己看起來像一隻大白鵝：軍隊的裝束真的很可笑。隨後是幾輛四輪馬車，載著退伍老兵，他們在獨立戰爭中服役過，並見證了美國的勝利。將這些正在喚醒記憶之偉大事件的見證者與慶典聯繫起來，真是一個極好的主意。

隨後，工人及其行業協會走過，所有遊行者聚集在一個教堂，那裡已經搭建好一個平台。

按照法國人的想法，我期待州長或者市政官員將會坐在那裡。相反，他們拉起了行業的橫幅和縣的旗幟，這些曾在革命戰爭其間用過，而在它中間，都是我先前提過的老軍官。

博蒙滑稽地強調，兩個非常顯眼的遊客（「托克維爾和我」）行進在隊伍的最前面，在州長和高級行政官員之間。他繼續道：

這種場景一點也不輝煌；就壯觀而言，它根本不能跟我們政治或宗教的莊嚴相提並論。但其簡約之中有一種偉大……我們看到寫著「屠夫協會」、「法律學徒協會」等旗幟，沒有什麼比之更惹人發笑的了。*但如果你不去想這些，那麼在一個將繁榮歸因於商業與工業的民族之中，還有什麼能比這些徽章更自然的呢？

他講述了教堂中的演講以及對《獨立宣言》的誦讀，但令他最為印象深刻的是該程序的第一個步驟是祈禱：「我提到這一點，因為它是這個國家的特點，如果沒有宗教的幫助將一事無成。我不認為事情會因此而變糟。」他對整個遊行都印象深刻，比之在法國見過的任何典禮尤甚。

兩位政府特派員十分看重宗教。前一天（7月3日）他們見了震顫派教徒（Sharkers），其最古老的定居點就在附近。他們看到的儀式對其而言實在是太奇怪了，而他們都給家裡寫了長信描述它，不幸的是太長了，無法詳盡引用。震顫派教徒們跳舞、佈道，兩個小時後，男人和女人一起圍成一個圈：

當他們伸出前臂搖晃雙手時，就把手肘收攏，因此他們看起來就像被訓練著用後腿走路的小狗。做好準備後，他們以一種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哀傷的聲音吟誦，開始繞著房間旋轉，這個活動要持續實足一刻鐘……你看到了嗎，親愛的媽媽，當人類的靈魂獨處時將會怎樣的失常？我們跟一個年輕的美國新教徒在一起，當我們出去時，他對我們說：「再多兩次這樣的表演，我將會變成一個天主教徒。」

這是迄今美國新教造成的最強大挑戰，而托克維爾沒有給予同等的認同，這表現在蔑視新教音樂等事情之中，可能包括著名的震顫派頌詩（「轉啊轉，我們會高興，一直轉啊轉，我們會醒來」）。事實上，托克維爾一生都在天主教國家度過，直到來美國之前，他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多麼深刻的天主教徒，以及那意味著什麼。衝擊是巨大的，因為在此之前，他對新教的知識幾乎都是理論上的。

在紐約，他去了新教教堂，恐懼地發現祈禱者們只是處理道德問題，而不說教義。他愉快地聽說並熱切地相信，天主教會迅速遍及整個美國，事實上確實如此；但他不那麼高興地發現一位論派（Unitarianism）也在強勢推進。一位論者是有神論者，就像他自己那樣，但他的信條有強烈的天主教色彩；對他而言，一位論者除了是偽裝的無神論者且悲哀地不動感情之外，別無其他。至少他們是合乎邏輯的。但他完全看不到一般新教的邏輯，並且對此感受頗深，使得他確信新教將會滅絕，而這樣一來就是為無信仰和天主教的最後決戰準備戰場。33另一方面，讓他和博蒙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美國的共和主義者將宗教視為民主與自由的基本保障。

7月4日晚上，他們離開奧爾巴尼，兩天後到達錫拉丘茲（Syracuse）。這是他們在美國的第一次全程陸路旅行，滿是艱難的道路、糟糕的旅館和顛簸的車輛。他們記下不適，但隨後連不適都沒有了：他們在森林裡迷路了，樹木從兩邊將道路圍住，這是他們第一次經歷這種情況：

我想，我曾經在一封信里抱怨說，美國再也沒有森林了；我現在必須公開道歉。不僅僅因為我們在美國見到了無窮無盡的森林，而是整個國家就是一片廣袤的森林，他們只是在中間開闢了一塊空地。如果你爬上教堂的塔樓，你滿眼看到的都是樹梢在風中搖擺，就如同大海的波浪；一切都證明了這是一個新國家。在這個國家，他們所謂的開墾，就是從離地三英尺的地方砍倒一棵樹［並不清楚托克維爾腦中的英語辭彙是什麼］。一旦這個工作完成，你就可以在旁邊耕地、播種。其結果是，在最好的莊稼地里，你會看到成百上千古樹的枯乾遮蓋著土地……但即便這個國家是新的，每一步觀察都會發現，定居在此的民族卻是古老的。當你經過荒野中一條可怕的道路到達一間小屋，你會驚奇地發現一種比任何法國鄉村都先進的文明。農民的服裝是齊整的；他的小屋非常乾淨；通常你會看到他身邊報紙，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你談論政治。

這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拿它跟巴茲爾·霍爾兩年前出版書中的一篇文章相比較，絲毫都不遜色，我們知道托克維爾讀過那本書：

……一個英國人會幻想自己在斯特勞德（Stroud）的河谷中。但有所區別：在皮鞭的再次揮舞聲中……他再次身處文明社會另一盡頭的森林深處，鴻蒙初開，在十乘十二英尺的煙熏小木屋中，滿是臉上髒兮兮的孩子，他們圍坐在一個外表強壯的婦女身邊，她在為一個勞累的伐木工燒煮食物，後者坐在門邊，正高興地閱讀《紐約民主雜誌》（Democratic Journal of NewYork），它講述了坎寧先生（Mr Canning）反抗英國極端托利黨人（Ultra Tories）的運動。

不會出現剽竊的問題：托克維爾是寫信給他的母親。我們可以好好猜想一下發生了什麼。托克維爾讀了霍爾的書，後者提醒他應該注意什麼。（同樣的事可能發生在他跟利文斯頓先生的對話中。）重要的是，什麼是霍爾注意了而托克維爾沒有注意的，以及兩個人矛盾的態度。霍爾不是一個才思敏捷的作家，但他是一個能幹的繪圖員，他隨身帶了一個投影描繪器，好好利用它來寫生；他有一雙畫家的眼鏡。博蒙也是如此。結果他們對美國的報道比之託克維爾，包含了某些更加吸引人的細節。托克維爾顯然觀察敏銳，但是相比於他人，他往往更熱衷分析甚於敘述。

他有意識地把寫給家裡的信作為寫書的筆記。不管發現什麼有趣或重要的東西，他都會將它寫在信里，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從他人出得知，甚至從巴茲爾·霍爾處得知，他可能意識到霍爾在美國極不受歡迎。*霍爾的托利黨觀點，更不用說畫家對卑劣細節的關注，激怒了他的美國讀者和以前的主人，後者感到自己遭受了背叛。因此，當他讚揚霍爾時，托克維爾在他認為有問題的地方謹慎地糾正霍爾：例如，他看到小木屋很乾凈，居民很體面；他煞費苦心地這麼說。霍爾認為森林中的居民乃是文明的渣滓，而托克維爾卻認為他們體現了文明的勝利，在這點上，托克維爾幾無爭議地顯示出卓越的洞察力。這是其才華能力的早期例證，在歐洲人對前內戰時期美國的評論中，正是這種能力將會讓《論美國的民主》如此與眾不同。

7月6日，他和博蒙到達錫拉丘茲。他們在那裡有重要的事情—會見奧本和辛辛監獄的前長官伊拉姆·林德斯（ElamLynds）—並一如既往地認真做好此事；騎行前往北邊的奧奈達湖（LakeOneida）只需數小時，托克維爾不可能不去遊覽這個神聖的地方。因此，他們迂迴著從錫拉丘茲到奧本（從7月7日開始）。

森林、湖泊和島嶼都未辜負托克維爾最浪漫的期望，但是因為他仍然處於幻想之中，即難民的故事是歷史而不是小說，所以他只看到了想要看到的，而不是真正在他眼前的：那是一處荒廢的愛情庇護所，而不是一處失敗的農莊住宅—兩年之後這個移民家庭放棄了這裡，前往奧爾巴尼附近一處有利可圖的商品菜園：

兩點，離開錫拉丘茲。馬背嶺、傘、槍、獵物袋……六點時，到達布魯爾頓城堡（FortBrewerton）。在四周轉了轉。森林永遠和人類鬥爭。打了幾隻鳥。欣賞了奧奈達湖。它向東一直延伸，消失在長著低矮樹木的山丘之間。看不到一座房子或一處空地。只有寂寞單調的景色。我們住在一個令人厭惡的小旅館裡。在早晨六點鐘離開。我們陷入了無盡的叢林之中，道路難尋。愜意的涼爽。美妙的景色，難以形容。令人驚訝的植被。各種各樣巨大的樹木。叢林、草地、花卉和灌木。美國籠罩在自己的光輝之中。

此刻，他們抵達了湖邊一個漁民的小木屋，「法國人島」（Frenchman』sIsland）（至今仍這麼稱呼）盡收眼底。除了一個老婦之外，沒有人在家。她是托克維爾在美國遇到的第一個普通人，小人物，也是跟托克維爾交談的第一個女人，或者無論如何，那是第一個他認為其評論值得記錄的女人。她禮貌地回答他的問題，但無意中消除了他的誤解（她在此之前從未遇到過一個遊客，不能理解為何他對「法國人島」那麼感興趣）。確曾有個法國人住在這兒—三十一或者三十五年以前—在她之前。是的，他有過一個妻子—但是她在那裡死去了（這不正確）。這對托克維爾和博蒙而言，足夠了。他們借了一艘船，划到了那個島上，在那裡度過了幾小時愉快的探索時光，徒勞地尋找他們「不幸同胞」的避難所的痕迹，比如那位流亡夫人的墓穴。他們所能發現的最有意義的東西是一棵半死的蘋果樹和一條亂長的葡萄藤。他們把名字寫在一棵松樹的樹榦上，隨後離開了；當晚，托克維爾在他的筆記本上寫道，「這次遠足更加強烈的觸動和吸引我，這不僅是相比於來美國之後，也是相比於我首次旅行以來的所見所聞而言。」36之後，就像其《西西里遊記》那樣，他把自己粗糙的筆記整理成了精緻的旅行筆記。在風格上它有些多愁善感，而且僅帶來精神上的興趣：「看到巨大森林屏障後面的荒蕪破敗，我未嘗沒有遺憾，多年來森林為兩位流亡者抵禦歐洲人的子彈和野蠻人的弓箭，但它未能使其小屋躲避死神的隱形進攻。」

第二天，他們抵達奧本，立刻回歸到自己的事務中。在錫拉丘茲跟伊拉姆·林德斯的會面讓他們印象深刻。坦率地說，林德斯是一個性虐暴徒，從關於二戰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影片和小說中，以及從近年來關塔那摩和阿布格萊布（Guantanamo and Abu Ghraib）監獄的暴行中，人們已經非常熟悉這種類型的美國人了。他是奧本監獄制度的實際締造者，1817年監獄建立之後，該制度經過不斷摸索而出現。他因為明目張胆的殘酷行為，三次從奧本和辛辛監獄的管理層中趕下台來。當托克維爾和博蒙跟他見面時，他正債務纏身，並經營著一家五金電器店。他們有點小心提防他，因為他們知道他有敵人，並且必然知道箇中原因。托克維爾慣常地察覺到，他相貌普通，言語粗俗，不會拼寫。托克維爾認為，林德斯有一種明顯的專橫特點。但他的智慧和精力征服了兩位政府特派員（甚至他們最終在《監獄制度》［Systèmepénitentiaire］中發表了他們之間的談話）。此外，林德斯告訴了他們想要聽的內容：即該監獄制度能適用於任何地方，包括法國；大量施加鞭刑，最終成為了維持紀律的最人道方式（「無情與公正都是必要的」）；囚犯是懦夫，一個堅決的看守者能夠建立起不可抵制的權威；對囚犯和社會而言，監獄勞動是或者可以是有價值的，它所能賺到的錢，足以對監獄制度的花銷做出重要貢獻。此外，對於監獄能多大程度地改造人格並減少累犯，林德斯雖然有所保留，但明顯有切實的期待；他對理論家和純粹的慈善家嗤之以鼻。事實上，林德斯是奧本制度的完全代表，他的哲學理念是「刑法的最終目的和設計，是通過刑罰的恐懼來預防犯罪；罪犯的改造是次要考慮」。在奧本制度下，晚上隔離犯人，並且在絕對沉默中鞭打他們去幹活，而在辛辛監獄，則白天那麼做，以此達到這些目的。托克維爾和博蒙並沒有準備完全放棄在獄中把犯人改造為誠實公民的所有希望，但很容易明白林德斯對他們影響頗大的原因。

他們來到奧本，決心徹底地測試他的想法。通過詢問梳子店、切石店、道具店、製鞋店、箍桶店、編製店和鐵匠店的管理者，他們做得非常成功。結果正如托克維爾對沙布羅爾所言，他們最終斷定監獄制度在法國是切實可行的—「但不要說出去；我們還未打定主意。」42這樣，他們在考察監獄的任務中完成了重要的一步。他們接下來的經歷，在其政治研究中，會是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情。他們向西行，去拜訪卡南代瓜（Canandaigua）的約翰·斯潘塞（John Spencer）。

斯潘塞是他們到目前為止遇到的最為意氣相投的美國人。他是他們都渴望成為的那一類人：紐約西區最著名的律師，顯赫的政治家（最終他供職於泰勒總統的內閣，先做陸軍部長，再做財政部長）和傑出的法學作家。他住在美麗湖邊一幢舒適的房子里，他還有一對同樣美麗的擁有藍色眼睛的女兒。這一次，托克維爾和博蒙感受到了修行決心的壓力。「我們的美德仍然完美無缺，」托克維爾告訴沙布羅爾，「但我們正在厚顏無恥地注視著女人們，這跟監獄制度的代表身份極不相符。」博蒙更是迷上了瑪麗·斯潘塞（Mary Spencer），並毫不隱瞞家人，他告訴母親，斯潘塞小姐有著「白裡透紅的肌膚，你有時能在英國女人身上看到，但在法國幾乎不可能」；但他急忙補充說，他們即將離開卡南代瓜且不會再回來，以使母親安心。早晨，與主人的長時間對話，對他們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他們談及美國的州立法，兩院制而不是一院制的功用，美國律師，美國出版自由，宗教寬容，濟貧法，教育與普選。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斯潘塞頭腦清醒且消息靈通，而且他的影響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印記深刻（他將會是這本書的首位美國出版商）。他甚至能在美國與法國的國情上，提出富有成效的比較。托克維爾感到很高興。

7月19日，他們離開卡南代瓜，準備去往布法羅（Buffalo），尼亞加拉瀑布周邊，經由安大略湖（Lake Ontario）去加拿大。正如他們所見，這是一場常規旅行。44事實上他們採取這條路線，意味著他們感到有必要從監獄和政治任務中得到休息：他們打算玩樂一場。在紐約州，他們越是往西行，就越意識到自己有一個體驗並學習偉大歷史運動的好機會，這與他們將會遇到的其他事情一樣有趣。美洲（使用雷蒙先生［M.Rémond］的有效區分）正在某種程度上使美國黯然失色。

1812年戰爭後，成百上千來自新格蘭地區（New England）的移民從湧入並穿過「焦土之地」（Burned-Over District）。托克維爾與博蒙那麼睿智，不會不注意到正在他們身邊發生的偉大運動，而且他們想要理解它。此外，這直接關係到他們最關注之事中的兩項：印第安人與荒原。如同所有歐洲人那樣，他們著迷於印第安人這個概念，興奮地想要一睹為快。當他們真看到印第安人時，這是令其震驚的。就在他們到達錫拉丘茲之前，他們見到了一群曾經高傲的奧奈達族人在爛泥中乞討；而當他們到達布法羅時，他們看到一個年輕的印第安男子爛醉地躺在路中央，他的妻子正憤怒地踢打他，試圖把他叫醒，如果叫不醒的話，就當作懲罰。托克維爾和博蒙擔心他可能醉死或者被曬死，但是沒有人—無論是印第安人還是美國人—會為他做任何事情，他們如此厭惡地任由他自生自滅。「我想我從未如此失望過，」托克維爾第二天寫道（他現在正開始寫某種日記一樣的東西）。「我心中滿是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庫珀的回憶，而在美國的原住民中，我渴望看到這樣的野蠻人，他們臉上仍然留有高尚美德的標記，正是這些美德引發了自由精神。」他想要看到在狩獵和戰爭中成長的身體，它不會因裸露而失去什麼。然而，他們的身體是醜陋的、骯髒的和醉酒的。

第二天，兩位政府特派員在布法羅四處閑逛（「精美的小店，法國的商品」），稍稍改善了他們對印第安人的第一印象：「他們中的一些人看起來像我們的農民—然而有一層野性的色彩—一種西西里島人（Sicilian）的色彩。無法忍受任何一個印第安女人。」46他們的好奇心恢復了。他們最初的計劃是從布法羅到尼亞加拉，但他們渴望去野性難馴的西部，自從他們離開奧爾巴尼後，這種渴望就已經消退了；而現在，在布法羅碼頭，他們找到了一艘前往底特律的小蒸汽船，俄亥俄號。順從於一種衝動—之前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但他人不知，他們預定了這艘船的一段路程：有人告訴他們，這只需要一到兩天。

這是一段不舒服的旅程。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因此這是他們到美國以來，第一次無異於他人之待遇，更不用說敬重。全程都在下雨，伊利湖（LakeErie）如此巨大而湍急，以至於托克維爾再次暈船了。旅途花費的時間比承諾的多了一倍（「與船長發生爭吵」），但最終天朗氣清，他們於7月22日下午到達底特律。穿過河流東部的束狹河段，附近就是加拿大的海岸和莫爾登堡（FortMalden）殖民地，在托克維爾看來，就像是一個諾曼底的村莊。岸邊站著一個英國士兵，「身著一套在滑鐵盧戰場上聲名顯赫的制服」—那是一個蘇格蘭高地人，穿著包括蘇格蘭方格呢短裙在內的一整套制服。水面上，在船的左邊有一隻樺皮獨木舟，有兩個裸身的印第安人在舟上釣魚：他們的皮膚著畫艷麗，而且他們戴著鼻環。

托克維爾對野蠻人和文明人之間的這種對比很著迷，但是他尚不能理解其悲劇的象徵意義。印第安人和高地人（Highlander）是曾經存在的鬼界的看門人，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教我們這樣稱呼中沙洲（Middle Ground）。從北美獨立戰爭爆發到新奧爾良（New Orleans）戰役的四十年長期戰爭中，它的命運已然確定；就像其廣袤的森林一般，它被宣告死刑，並等待著揚基（Yankee）先鋒來執行判決；但在某一刻，人們仍然可以發現它，而托克維爾正是在這一刻到達。

底特律是佩伊當歐河谷的中心，前殖民地新法蘭西的的偏僻鄉村；將近兩個世紀，該地區一直處在帝國、部落和村莊的血腥爭鬥中，目的是控制海狸皮的貿易；在那裡，民族融合而文化改變了彼此；「高山」（Onontio）的勢力範圍，印第安人這樣稱呼魁北克的法國統治者（他們自稱為他的孩子）。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托克維爾和博蒙將會訪問該地區的一些最重要地方：薩吉諾（Saginaw）、蘇聖瑪麗（Sault Sainte-Marie）、麥基諾（Michilimackinac）、格林貝（Green Bay）；他們深入探索過去，但從未忘記自己很快就將返回現實，現實的中沙洲在劫難逃。

「我們渴望去看看完全未開化的地區，」博蒙說道，「抵達文明最遙遠的邊緣。我們認為在那裡能找到一些完全原始的印第安部落。」他尚未意識到中沙洲的影響既是時間上的也是地域上的，現在已經觸及且改造了北美幾乎所有的民族，顯然包括所有他會遇到的民族。「除此之外，我們想要看看那些新來者是如何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定居下來的。」對他們而言（對我們也是），他們的渴望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他們又一次發現，在新拓居地的邊緣，沒有人會認可浪漫派旅行者的良好感覺。「你們想看看那些森林？它們就在你們面前。」為了取得更多有用的信息，他們去土地管理所，裝作未來的移民，或者至少是土地投資者。這樣做毫不起疑：

那個夏天，超過5000名開拓者已經從底特律穿過，大多數向西前往流入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的聖約瑟河（St Joseph river）。他們中極少甚至沒有人向北去；因此托克維爾和博蒙將會去北方。他們決定以薩吉諾為目標，它在底特律西北偏北80英里處，7月23日他們出發，租了兩匹馬，在其裝備之中又增加了非常必要的蚊帳和一個羅盤。（博蒙為托克維爾畫了一張精神奕奕的素描，後者騎在馬上，戴著大草帽，含著一個印第安煙斗—可能是北印第安人的長桿旱煙袋。）

他們將離開一周。他們中途停留在龐蒂亞克（Pontiac）和弗林特河（Flint River）（現在的弗林特市），在薩吉諾住了兩晚，並原路返回。在那期間，他們見到了大量荒涼且潮濕的森林；大量的移民、印第安人和大草原；但是這樣一種單調的陳述，並未說明這場旅行對托克維爾的意義。想要了解其意義的話，我們必須看看他自己的描述，《荒野兩周》，他開始儘快地從粗糙的筆記中整理出來。它是不完整的，並且從來沒有最終修訂過，但它是其浪漫主義的最強烈表達，也是其寫作能力持續進步的有力證明。就像《奧奈達湖之旅》那樣，它跟《西西里遊記》是同一類東西，但是一切浮誇的東西都沒有了，材料組織得更加緊湊，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謀篇布局更嚴密而簡潔。當它在托克維爾死後發表時，聖伯夫對其評論中有一點認為，它是對夏多布里昂式風格的糾正，「它把最早由夏多布里昂所描繪的東西，以精彩的散文呈現給我們，具有一種詩歌般大膽而崇高的筆觸」，這是完全正確的：托克維爾本人感到夏多布里昂對美國森林的描繪是錯誤的，想要糾正他；但是今天，讀者可能更迷惑於托克維爾試圖升華的程度。

他的中心思想是描述並探索他在旅行途中所遇到的三種社會群體—印第安人、商人和移民，這完全符合他的思想特點，他以精確、細緻及天生觀察者的安靜氣質來做這些；但文章的顯著特點，是旅行者隨著森林探險的不斷深入而產生的驚嘆。這像是一個夢幻般的故事，關於旅行之夜的許多描述更是如此。第二天，一個印第安人平白出現，並沿著他們的腳步行走，很輕鬆地跟上馬匹的速度，而且從來不說話，有時候會燦爛地微笑。他究竟在做什麼？他攜帶著一把好槍；最終森林中一位迷路的移民向他們解釋說，槍可能是英國人給他的，用以對付美國人，這個印第安人可能正從一年一度的慶典上返回，他在那裡得到了這件禮物，就像他們在布法羅見到的那個醉酒的易洛魁人（這樣，或許可以判斷，中沙洲的習俗仍然維持著）。夜幕降臨，「寧靜但寒冷」。托克維爾和博蒙暫時失散了，因為托克維爾情不自禁地在溪流邊逗留了幾分鐘，以享受寂靜的夜間森林中那種「崇高的恐怖」。現在，他們來到一間伐木小屋，那裡有一頭鎖著的熊而不是狗；當他們向主人討要馬匹的草料時，他走了出來，在月光下開始割草。第二天，當淺淺的足跡陷入更加寂靜和紛雜的森林時，托克維爾感到敬畏，就像他在平靜的大西洋中部所感受到的那樣。當正午的陽光照射下來，他聽到森林深處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一陣遙遠、漫長而悲傷的哭泣，那是垂死之風的最後掙扎。隨後，他周圍的一切事物都陷入如此深切的沉默和如此徹底的沉靜，以至於他不得不用自己最喜歡的一個詞語來形容：他的靈魂被「一種宗教般的恐懼」刺穿。在他們描述到達薩吉諾的情景時，這種如夢似幻的感覺顯得更加明顯。大約午夜時分，他們從森林來到了一片昏暗的大草原。他們從弗林特河帶來的印第安嚮導，用一種野性的嚎叫通知他們，答覆從遠處傳來；5分鐘後，他們發現自己站在河岸上。現在，寧靜被一種輕微的雜訊打破了，一艘獨木舟停在他們腳邊，似乎由另一個印第安人划槳；但是當托克維爾踏上獨木舟時，船主警告他要小心點—他不僅僅說法語，而且帶有諾曼口音。托克維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獨木舟在水面上向後移動著（托克維爾那匹疲憊的馬在後面游泳），當冥府渡神開始唱歌時，氣氛顯得更加詭異：

在巴黎和聖丹尼（Saint-Denis）之間曾有一個姑娘……

船夫是一個混血兒：托克維爾首次遇到了佩伊當歐河谷的孩子。當他等待博蒙時，滿月東升，河面波光粼粼，當黑色獨木舟再次到達時，他已經看不到它的槳葉：它使人聯想到一條正要捕捉留獵物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短吻鱷。

這件事令人激動萬分，將被珍視為終生的記憶。7月31日，他們返回底特律，此時距離令其背井離鄉的革命已經整整一年，這個想法讓他們感到壓抑。他們記起街斗的喧囂和煙霧；這讓森林顯得比以往更加寂靜而凄慘。他們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索更多。他們發現一艘舒適的蒸汽船蘇必利爾號（Superior），將出發去密歇根湖，而且它還有兩個座位可供他們乘坐。通過匆忙參觀當地的一處監獄，他們的良心得以安撫，在那裡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有趣的東西，他們預定了兩個船位，開始了另一場短途旅行。這一次持續了將近兩周。

蘇必利爾號很巨大，搭載著200名乘客。或許可以認為，到目前為止，儘管新興技術如此迅速地帶著他們穿梭在廣袤的美洲大地上，但博蒙和托克維爾對它還只是漫不經心，然而當搭載著他們的蘇必利爾號成為第一艘到達上湖區大門—蘇聖瑪麗和麥基諾—的蒸汽船時，這種態度將不復存在。印第安人看到這艘船時嚇呆了，他們的獨木舟蜂擁而至。博蒙同情道：「即便對一個歐洲人而言，這些大蒸汽船也無疑是現代工業的一大奇蹟。」這兩位法國人發現自己的伴侶有些混雜，但他們的魅力和禮貌掩蓋了他們的矜持：同伴們認為他們是令人愉快的，尤其是對女士們而言，但博蒙認為那些女士們毫不迷人。克萊門斯小姐（Miss Clemens）已經四十歲了，年紀太大，湯姆森小姐（Miss Thomson）太愚蠢，麥庫姆小姐（Miss Macomb）由她的叔叔看護，後者不怎麼喜歡他倆。然而，當蘇必利爾號到蘇聖瑪麗時，托克維爾、博蒙和女士們坐著一條獨木舟在蘇必利爾湖冒險。晚上，當船上的樂隊奏樂時，每個人都在甲板上跳舞。在這種情況下，博蒙平生第二次聽「馬賽曲」（Marseillaise）—第一次在七月危機時。奇怪的是，他拿出笛子，吹奏由羅西尼（Rossini）定調的變奏曲，以繁星滿布的美麗夜空、廣袤靜謐的森林和岸邊印第安營地的篝火為背景。

可見，蘇必利爾號上的氣氛與薩吉諾不同，但是仍然有很多進行嚴肅研究的機會。一個天主教牧師米隆神父（Father Mullon），正要前往駁擊麥基諾的長老會教徒（「所有的教派都痛恨天主教，但唯有長老會教徒是最極端的一群人」），他在由自己改宗的印第安人之中傾訴其驕傲，然而他對兩位特派員上得最重要的一課，乃是其堅持完全政教分離的價值觀。他承認，歐洲的天主教教徒不這麼認為，但是他說，當他們來到美國，他們會很快改變想法。牧師與政治的關聯越少，宗教觀念的力量就越強大。這與他們在美國所遇到的每個牧師所說如出一轍，而當博蒙回想起法國王權與教權結合的災難性後果時，他傾向於同意這些牧師們。

兩位朋友越來越深入地探察印第安國度，每一次港口的停靠都讓他們更了解當地人。他們對印第安人的尊重、喜愛和同情與日俱增。在聖克萊爾（Sainte-Claire）河邊的格拉希厄特堡（Fort Gratiot），托克維爾見證了一場戰舞，而且深受震驚：「英俊的男人。跳舞以消遣時間，並賺到一些錢。我們給了他一先令［原文如此］*……觸目驚心。竟淪落至此」；但幾天後，他就跟齊佩瓦族（Chippewa）的一位首領相處愉快了，後者非常羨慕托克維爾的防水槍：「加拿大人的祖先［也就是法國人］都是偉大的戰士！」反過來，托克維爾對族長頭髮上戴的兩根羽毛也很羨慕：當有人微笑著告訴他，是因為殺了兩個蘇族人（Sioux）而贏得此物時，他懇求能否得到其中一根，以展示於偉大的戰士之國，這個請求立刻得到強有力的握手同意。托克維爾和博蒙遺憾地放棄了要涉足歐洲文明尚未觸及之地的想法，儘管他們渴望地得到了遙遠西部的快樂狩獵場的傳聞，在那裡印第安人仍然使用弓箭，並有著非常豐富的獵物，還有密西西比河邊的普雷里申（Prairiedu Chien），「一塊被視為中立的領土，不同的民族在那裡和平相處」（中沙洲的最後遺迹）。雖然各部落似乎沒有預見自己的毀滅，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其他一些事情同樣無可避免。托克維爾寫信給他的父親：

我們正在旅行的這片遼闊區域，沒有任何奇異的景觀，只有覆蓋著森林的大片土地。這片湖上沒有一艘船，它的岸邊沒有任何人類活動過的蹤跡，無盡的森林圍繞著它，我向你保證，所有這些不僅僅是詩歌中的雄偉壯麗。

這是我生平見過最為非同尋常的景象。這片目前除森林之外別無他物的土地，將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雖然不是先知，但我也能這麼說。大自然已萬事俱備……所欠缺的只有文明開化之人；而他們已近在咫尺。

這是一個具有遠見的時刻，但是托克維爾再次受惑於令人分心之事。在他和博蒙所了解的關於佩伊當歐河谷的迷人細節中，有一個故事—即便在最遙遠的荒野，印第安人仍然會主動用「Bonjour」跟歐洲人打招呼。這一點，以及他們正在遇到的前法蘭西帝國在北美的所有其他遺迹，讓這兩位朋友感到震驚。這是相當出乎意料之事。自從1763年《巴黎條約》將加拿大割讓給英國後，宗主國法國人已經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們已經放棄的殖民地人民。托克維爾和博蒙無異於他人。但自從抵達薩吉諾之後，他們已經見證了加拿大低地處曾經繁榮的法國市鎮—他們開始感覺到其影響力依然如故。他們變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去那裡。

首先，他們必須經由底特律返回布法羅，8月17日，他們在布法羅得到了一些信件；隨後，他們懷著略微受損的熱情，再次立刻動身前往尼亞加拉。托克維爾回信給母親，向她保證，他非常高興能經常聽到她的消息；寫信讓她很勞累，因此「得知它們耗費您那麼多的精力，您的來信對我而言倍感親切。」但是在布法羅，他們還發現了歐洲的報紙，從那裡得知法國的內戰或許即將爆發，或至少是一場在旺代的支持波旁王朝的叛亂；似乎那件事本身還不是最糟糕，還有一種個人的焦慮，比如凱爾戈萊和伊波利特·德·托克維爾這樣性急的年輕人，會不會做出什麼冒失的事情。當那麼多朋友可能會在國內遇到麻煩時，托克維爾對自己還在美國欣賞瀑布感到不安和羞愧。但這也反過來證明，尼亞加拉是一道多麼壯麗的瀑布！他們在晚間到達尼亞加拉，雖然什麼都看不見，但是他們在幾英里之外就已經能聽到轟鳴聲。第二天，天朗氣清，他們前去觀賞瀑布，托克維爾說，他們無法用言語表達，這跟其他人傾盡溢美之詞是異曲同工的。托克維爾說道，這個瀑布勝於歐洲人對它的一切描述。這是對夏多布里昂的另一個打擊：博蒙明確棄用了弗朗索瓦–勒內的描述，因為他除了堅稱大瀑布「泄洪如巨柱」之外，其他描述都不夠充分。馬蹄形瀑布上空的水霧所形成的大彩虹格外吸引托克維爾，在晚上的月光之下更是如此。他站在峽谷旁邊的山峰上，水流在他四周咆哮，他的浪漫主義情懷達到最高點：「沒有什麼能比肩這裡看到的壯觀景象」，或許只有在瀑布後令人生畏的探險，那時就好像整條河流都砸到他的頭上。但是他獨特的觀察角度並沒有辜負他。他對凡爾賽檢察院的另一個同事達爾馬西（Dalmassy）寫道，如果他想要看看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壯美，就要抓緊了：十年之內，美國人就會在它的腳下建造一個鋸木廠。*對博蒙而言，他因為克萊門小姐的自作多情而回到現實，她是他們在蘇必利爾號上的伴侶：她緊跟他的腳步，直到他被迫以真正粗魯的方式，徒勞地企圖擺脫她。他認為應該稱她為「尼亞加拉的精神病人」。

他們去加拿大的旅程，度過了十天左右。這次旅行是最後一次，也是最違背其初衷的一次，無論是監獄制度還是政治方面。最終，它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貢獻也未超過一個注釋，而且它完全不需要長篇地按時間記述；但是它生動地闡明了托克維爾和博蒙性格的某一方面。他們高興地發現，在新世界法國人儘管受到外國人的束縛，但他們做得很好；而且他們盡其所能地尋找證據證明，加拿大人很快會成功地起來反抗英國統治。到目前為止，他們是經驗豐富的觀察者，他們在信件和筆記中對加拿大的描述滿是活力與興趣；但是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們已經愛上了這個國家，而且儘力看清能最好地支持其愛戀的一切事物。

要理解他們愛戀的原因並不困難。蒙特利爾（Montreal）和魁北克（Quebec）之間的地區，比之他們在北美看到的其他各處都更像歐洲，尤其是法國。荒原的一切痕迹都已經消失了；在他們坐蒸汽船前往聖勞倫斯（StLawrence）的碼頭，托克維爾和博蒙讚美那取代了荒原的農墾土地、教堂鐘塔和稠密人口。蒙特利爾看起來很像法國外省的一個城鎮，每個人都說法語。這樣一塊繁榮的殖民地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自然讓人感到憤怒；博蒙向他父親譴責「可恥的1763年條約」。人們都如此迷人，比之大革命以來的宗主國法國人要快樂，比之悲觀、焦躁和貪財的美國人更是如此：博蒙說得那麼誇張，就好像直到來到加拿大，他才聽到北美有人歡笑。

托克維爾傾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國民的性格是遺傳的，或者至少，比之其政治制度與自然地理，更多的源於其血緣傳統。加拿大人稱自己的國家為新法國，但它真的是舊法國，去除了其缺點的舊制度法國，而且沒有經歷過革命。跟美國一樣，平等原則在加拿大推行，而且人民抱怨殘存的封建稅，但這些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神職人員是開明的、虔誠的、民主的，而且仍然擁有法國人的性格—「快樂、活躍、嘲弄，喜愛榮耀與名譽……」農民與法國的一模一樣—他們為獨立自主感到自豪，憎恨封建主義的記憶。他們衣食自給自足；每個村莊都是一個家庭，而且沒有不檢的性行為。他們的宗教遠較法國崇高—街上沒有聖母瑪利亞（Virgin）的雕像，教堂里沒有還願物：「在這裡，天主教既沒有激發新教徒的仇恨也沒有諷刺，」托克維爾說道。「就我目前所想，我承認這比美國的新教主義更有精神上的滿足。這裡，本堂神甫確實是其信徒的導師；這裡，沒有大多數美國牧師的工業宗教。」事實上，如果神父不是像加拿大那樣，那麼神父就毫無用處。

這是兩位年輕貴族的烏托邦，似乎表明了他們心中的理想並不是完全虛幻的，並且喚醒了他們所有熱切的愛國情懷（一直只不過是表面上的）。但就其任務而言，他們已經在浪費時間，托克維爾很快會收到來自勒佩勒捷·德·奧奈的一封信，警告他如果不想被剝奪假期的話，就要更頻繁地向其上級彙報。事實證明，他們已經在北美度過了一半的時間，而他們大概已經有兩個月沒有認真地做關於監獄的研究了，更不用說調查美國的民主。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一直計劃著在加拿大之行後，前往新英格蘭；在9月2日向南行時，他們正極端無視自己的任務，儘管他們可能並沒有立刻意識到這點。9月3日，他們在尚普蘭湖（Lake Champlain）遊玩，9月5日返回奧爾巴尼，他們是7月4日從這裡離開的。他們的朝聖之旅中最緊張、最重要的階段即將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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