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盡糧絕之際，西路軍發出分量最重求援電報，頑強抵禦二馬進攻

史海拾記

【筆記君簡述：在紅軍長征、延安時期，有許多未知的困難，除了自然環境的惡劣，還有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在各處設下埋伏，幸好在毛主席的帶領下，紅軍將領有勇有謀，用靈活應變的策略逐一化解難題，創造了一個有一個勝利，期間也有慘痛的教訓。今天起聊聊一支悲壯的遠征軍——西路軍的故事。 】

上一篇說到西路軍在困境中，兩度返回倪家營，固守待援，無奈二馬進攻猛烈，在接到中央電報的第二天，只能再次突圍。

再次從倪家營突圍出來後，紅西路軍由於力量人員均折損過度，無論東返還是西進都已絕無可能。為此，在被迫轉戰於離倪家營不遠的沙河、威狄堡、鳳凰山一帶時，他們無比沉重地向中央報告了這最後一次重返倪家營的情況，電報不僅說到：

「二十七日電已到，我們昨夜全移威敵堡南……堅決克服一切困難，在此堅戰。」

說到：「二十二日回倪家營，連續打到二十七日晚，五日五夜。據諜息，敵共死傷千五百餘，（內有）敵旅長韓心良、團長馬得勝，重傷敵騎師司令兼一旅長馬朴、團長馬占成，我亦傷亡三百餘，雖乾糧盡，餓肚子，還打了兩仗。」

同時，更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談到援兵問題，即：

「在已指定部隊中詳究此方敵情、地形、戰術，多帶子彈、炸彈、炮彈、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別要養成耐戰與頑強性，多帶電料、炸藥與硫磺來」。

接著，更進一步，1937年3月4日，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僅一個收電人抬頭，就不僅煌煌然列上了黨中央和軍委這兩個最高領導機關，同時還把彭德懷、任弼時、林育英、劉伯承、蕭克、郭述申、王宏坤、陳再道、羅炳輝等幾乎所有各部領導人的名字也都逐一列上，電報說：

「（一）西路軍彈藥將盡，最近戰鬥主要靠白刃格鬥，但刀矛又少，體力亦不強，不及敵兵強悍。敵四周封鎖，日夜被迫與敵血戰，每次傷亡多則數百，少亦數十。衛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號安插後均被敵屠殺。現敵洞悉我軍彈藥無法接濟，彩病號無處安插，及糧、水困難，正加緊封鎖並企圖乘虛短期殲滅我軍。馬敵已派兵配合民團實行封鎖要道。轉移困難，近有個別軍連幹部逃亡。（二）在上述緊要情形下，援軍早到一天，則我無上英勇紅色之戰士少受一天之損失。萬一援軍來遲，前途危險堪慮。（三）我們堅信勝利前途，並號召全軍鬥爭到底，現雖日食一餐，眼前無水，而絕不灰心，準備戰（斗）到最後一滴血；同時懇望援軍星夜奔來，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辦法滅馬敵，保全西路軍……，（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計，策之上也。事急，時盼望速復。」

這可真是幾份極不尋常的電報，並有著極其罕見的語氣。任誰想來，這不是一切的一切都惡化得不能再過惡化了，又何能至此！

顯然，問題的嚴重性一下子就被意識到了。為此，中央不僅全力加緊了組織援西軍的步伐，同時，也於2日、4日、5日連電徐向前、陳昌浩。

3月2日的電報是以毛主席一個人的名義發出的，電報說：

「甲、你們駐地地形如何，能修飛機場否，即告。乙、以國共合作抗日之消息透露於馬部，並與之談判和平解決甘北問題。」

3月4日的電報是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的，電報稱：

「（一）中央對西路軍全體同志奮鬥的精神，深表嘉許，對目前西路軍所處的危險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現在決定派隊向你們增援，並利用各種其他方法幫助你們。（你們要）團結幹部，激勵士氣，（配合）增援軍，戰勝當前敵人。（二）但中央認為西路軍目前所以陷入危險境地，一方面固然由於地形、給養與客觀的困難條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西路軍的領導者沒有依靠自己力量戰勝一切困難，消滅敵人，完成自己的任務，自信心因而掃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時，對群眾的關係上，特別是回民的關係與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為據敵我力量的對比結果，我們是有完全可能戰勝『二馬』。（三）中央認為西路軍領導者的這種錯誤，是同過去四方面軍成立第二中央時，採取右傾的退卻機會主義（註：原文如此），因此遇到新困難時，又發生這種錯誤。（四）因此，中央極誠懇地希望你們深刻檢查此次西路軍受到重大的損失的經驗與教訓，徹底揭發過去與現在的錯誤，以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執行中央的一切指示與方法，（使）西路軍在政治上、軍事上得到徹底地轉變。只有這種轉變，才能保證西路軍最後的勝利。」

3月5日，中央再次致電徐向前、陳昌浩，稱：

「（甲）想盡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辦法。（乙）顧祝同或可答應派飛機送款子與你們，有何辦法接收。」

當然，從增援角度講，透過這些電報，紅西路軍無疑還是看到了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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