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汪曾祺的「雜」學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國當代文學大師級作家，在小說、散文、戲劇等領域皆卓有成就。今天是汪曾祺先生忌日，我們特選孫郁先生及《汪曾祺小說全編》的責編郭娟女士的文章，解讀汪先生的獨特魅力。

談到汪曾祺的文章之好，那是人人承認的。但好的原因是什麼，就不那麼好說。我去過他的家裡，書不多，繪畫的東西倒不少。和他談天，不怎麼講文學，倒是對民俗、戲曲、縣誌一類的東西感興趣。這在他的文章里能體現到。他同代的人寫文章，都太端著架子，小說像小說，散文像散文，好像被職業化了。汪曾祺沒有這些。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個雜家，精於文字之趣，熟於雜學之道。

晚清後的文人，多通雜學。周氏兄弟、鄭振鐸、阿英等人都有這些本領。（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大凡文章很妙的人，也有類似的特點，唐弢、黃裳就是這樣的。

汪曾祺的雜學，不是學者的那一套，他缺乏訓練，對一些東西的了解也不系統，可以說是蜻蜓點水，浮光掠影般的，但因為是審美的意識含在其間，每每能發現今人可用的妙處，就把古典的雜學激活了。我想，和周作人那樣的人不同，他在閱讀野史札記時，想的是如何把其間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時，有化為自己身體一部分的感覺。不像周作人，自己是自己，別人是別人，彼此有著距離。汪曾祺儘力和他喜歡的雜學融在一起，其文章通體明亮，閱之頗有味道。

他的閱讀量不算太大，和黃裳那樣的人比，好像簡單得很。可是他讀得精，也用心，民謠、俗語、筆記閑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極了。他喜歡的無非是《夢溪筆談》、《容齋隨筆》、《聊齋志異》一類的東西，對歲時、風土、傳說都有感情。較之於過去學人江紹原、吳文藻等，他不太了解域外的民俗理論，對新的社會學史料也讀之甚少。這使他的作品不及苦雨齋群落的作家那麼駁雜，見解也非驚世駭俗的。但他借鑒了那些學問，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尤其是中土的文明，對他頗有意義。在創作里，離開這些，對他等於水裡沒有了茶葉，缺少味道了。

現代的雜學，都是讀書人閑暇時的樂趣。魯迅輯校古籍、收藏文物、關照考古等，對其寫作都有幫助。那是一種把玩的樂趣，在鄉間文化里大有真意的存在。周作人閱讀野史，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脈息，希望看到人性之美吧。連俞平伯、廢名，都離不了鄉邦文獻的支撐，在士大夫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無數美麗的東西，倒可填補唯道德化作品的空白。中國有些作家沒有雜學，文字就過於簡單。比如巴金，是流暢的歐化句式，是青春的寫作，優點是沒有暮氣，但缺的是古樸的、悠遠的鄉情與泥土味。茅盾是有雜學準備的，可是他把寫作與治學分開來，未能深入開掘文字的潛能。

汪曾祺是沒有作家腔調的人，他比較自覺地從紛紜錯雜的文本里找東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開筆不俗，八十年代後能讀到博識閑淡的文字，是那個時代的福氣。

有人說他的作品有風俗的美，那是對的。他自己在《風俗畫》一文就說：

我很愛看風俗畫的。十七世紀荷蘭學派的畫，日本的浮世繪，我都愛看。中國的風俗畫傳統很久遠了。漢代的很多像石刻、畫像磚都畫(刻)了迎賓、飲宴、耍雜技———倒立、農丸、弄飛刀……有名的說書俑，滑稽中帶點愚昧，憨態可掬，看了使人不忘。晉唐的畫以宗教畫、宮廷畫為大宗。但這當中也不是沒有風俗畫，敦煌壁畫中的傑作《張義潮出巡圖》就是。墓葬中筆致粗率天真的壁畫，也多涉及當時的風俗。宋代風俗畫似乎特別流行，《清明上河圖》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我從馬遠的《踏歌圖》知道「踏歌」是怎麼回事，從而增加了對「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行」的理解。這種「踏歌」的遺風，似乎現在朝鮮還有。我也很愛李嵩、蘇漢臣的《貨郎圖》，它讓我知道南宋的貨郎擔上有那麼多賣給小孩子們的玩意，真是琳琅滿目，都蠻有意思。元明的風俗畫我所知甚少。清朝羅兩峰的《鬼趣圖》可以算是風俗畫。楊柳青、桃花塢的年畫大部分都是風俗畫，連不畫人物只畫動物的也都是，如《老虎嫁女》……陳師曾等人都畫過北京市井的生活。風俗畫的雕塑大師是泥人張。他的《鍾馗嫁夫》、《大出喪》，是近代風俗畫的不朽名作。

從他的審美習慣看，應當是屬於陳師曾那類的文人情調，和豐子愷的禪風略有差異。汪氏的入世與出世，都和佛家的境界不同，也就談不上神秘的調子。他的文風是明儒氣的，雜學自然也和那些舊文人相似。他說：

我也愛看講風俗的書。從《楚荊歲時記》直到清朝人的《一歲貨聲》之類的書都愛翻看……不過我最有興趣的是講風俗民情的部分，其次是物產，尤其是吃食……宋元人筆記中有許多是記風俗的，《夢溪筆談》、《容齋隨筆》里有不少條記的民俗，都寫得很有趣。明末的張岱特長於記述風物節令，如記西湖七月半、泰山進香，以及為祈雨而賽水滸人物，都極生動。雖然難免有魯迅先生所說的誇張之處，但是繪形繪聲，詳細而不瑣碎，實在很叫人嚮往。……我放在手邊經常看的一本書是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這樣把記兩宋風俗的書匯為一冊，於翻檢上極便，是值得感謝的。

我讀這一段話，就想起周氏兄弟的愛好，他和這兩人相似的一面還是有的，尤其是與周作人的口味極為接近。彼此共鳴的地方很多，只是他不是從學問的角度看它們，而是以趣味入手，自己得到的也是趣味的享受，後來無意間把此也融進了自己的文字中。（上世紀）八十年代，汪曾祺紅火的時候，許多人去模仿他，都不太像，原因是不知道那文字後還有著不少的暗功夫。這是日積月累的結果，汪氏自己也未必注意。我們梳理近代以來讀書人的個性，這個民俗里的雜趣與藝術間的關係太大，是不能不注意的。

汪曾祺生前最後一幅國畫作品《丁香》

從汪氏的愛好里，我也想起中國畫家的個性。許多有洋學問的人，後來也關注其民間的藝術，從中吸取經驗，林風眠、吳冠中都這樣。連張仃的畫，最好的是畢加索與門神的結合，謠俗里的意象可讓人久久回味的。

雜學的東西，是精神的代償，我們可以由此知道藝術的深未必是單一的詠嘆，而往往有雜取種種的提煉。這個現象很值得回味。沒有雜識與多維的視野，思想的表達也該是簡單無疑。

像他這樣從民國走來的人，讀書經驗未必與學院里的東西有關，而是從文化的原態里體悟什麼。這樣的書就讀活了，而非死讀書那類迂腐的東西。比如他到一個地方，很喜歡了解鄉間沿革里的東西，對語言方式、音調都有興趣。人們怎樣生存，凡俗的樂趣在哪裡，都想知道些。他說自己喜歡《東京夢華錄》一類的作品，就因為從中能讀出更豐富的人情美與風俗美。

風俗美是對士大夫文化無趣的歷史的嘲弄。我們中國的舊文化最要命的東西，是皇權的意識與儒家的說教，把本來豐富的人生弄得沒有意思了。行文張揚，大話與空話過多，似乎要佈道或顯示什麼。張仃在「文革」中厭惡紅色的符號，遂去搞焦墨山水畫，在黑白中找思想感覺。汪先生其實也是這樣的吧。他的作品有童謠的因素，也帶點市井裡的東西，色調都不是流行的那一套。在民風裡實在有些有趣的存在，比如趙樹理的小說，迷人的地方是寫了鄉里的人情，汪曾祺就十分佩服。沈從文的動人還不是寫了神異的湘西？

汪曾祺的閱讀習慣與審美習慣，其實就是在邊緣的地方找流行里沒有的東西。他自己知道，士大夫文化沒有生命力的原因，是與人間煙火過遠的緣故。

過去讀書人涉獵雜學，多與筆記體文字有關。

筆記是小品的一種，可以任意東西，五湖四海，不一定深，淺嘗輒止。士大夫寫八股文，多無趣味，但在一些筆記里，能看到點真性情的影子。筆記有秘本、抄本等不同樣式，汪曾祺看的多是通行的本子，沒有秘籍，也鮮奇貨。有些人看到筆記體的書籍，注意的是版本里的東西。黃裳、唐弢都是這樣，他們的雜學也都不錯，文字亦佳，有目錄學家的氣象的，但孫犁這樣的作家，就與他們不同，倒和汪曾祺很像，只注意內容，不顧及版本。因為喜歡隨便翻翻，不做專門研究，眼光自然不同。孫犁在《談筆記小說》中也講到了汪曾祺喜歡的那些作品，看法有些特點：

筆記以記載史實、一代文獻典故為主，如宋之《東齋紀事》、《國老談苑》、《澠水燕談錄》，所記史料翔實，為人稱道。如《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則以科學研究成績，及作者之見解修養為人重視。

筆記，常常也有所謂秘本、抄本的新發現，然不一定都有多大價值。有價值之書，按一般規律，應該早有刊刻，已經廣為流傳，雖遭禁止，亦不能遏其通行。遲遲無刻本，只有抄本，自有其行之不遠的原因。我向來對什麼秘籍、孤本、抄本，興趣不大。過去涵芬樓陸續印行之秘籍，實無多少佳作。

或許都是因為出身於小說家，對雜學的興趣也都止於內容的接受，采其手法，接其神氣，化為己用而已。好的作家，對野史與筆記間的東西有情趣，或許是那裡的不正規的文氣與心理讓人喜歡？筆記里的談鬼怪之作與民間傳說，多燦爛的想像，思路與一般人迥異。漢語書寫易走進套路，惟野性的思維可讓人飛將起來。且那裡知識龐雜，多不正經之音，或讓人一笑，或有驚異感嘆。

對於汪曾祺而言，早期是西洋現代小說開啟了其思想，晚年則為野史筆記引路前行，遂有了一種脫俗之象。考察晚清以來文章好的人，在這一點上，多少是一樣的。汪曾祺復活了一種文體，對八十年代的文學，真的功莫大焉。

（本文選自孫郁《文人的左與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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